在古代丝织物中，“锦”是代表最髙技术水平的织物。根据《书经》、《诗经》、《周礼》、《仪礼》、《帝王世纪》的记载，我国商周时生产的丝织物中，就已有了锦。锦是用厚缯（帛之总称)为地，用彩丝织出花纹。《书经•禹贡》：“兖州厥贡漆丝厥篚织文。”蔡传为“织文者，织而有文，锦绮之属也，以非一色，故以‘织文’总之”。这句话明确地解释了“织文”者，为丝织品上织有多色的花纹，故称之为“织文”。《六书故》云：“织素为文曰绮，织彩为文曰锦。”《诗经•小雅·巷伯》首章为“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彼谮人者，亦已大甚”，孟子对谮人者十分憎恶，斥责这些谮人者的一派花言巧语，就仿佛是贝锦一样。从这里我们却可从反面理解为，贝锦在当时确是一种文采鲜明、斐然成章的美锦。染出不同颜色的丝线，用之织以成锦，需要有先进的织造方法和很高的技术水平。因此，当锦出现以后，便被视为是一种贵重的高级丝织物。古代人赠送礼物，通常是用普通丝绸；到东周时，就常用“束锦”了。战国时“锦”、“绣”二字常被连称，以代表最美丽的织物；“锦绣”二字后来即被用作“美丽”或“美好”的象征。在我国古代史书典籍和成语词汇里，锦是以彩丝的平纹或斜纹地织成的重经或重纬组织，织成色彩绚丽、花纹繁盛的技艺精湛的高级丝织品。“锦”字，是“金”字和“帛”字的组合。在古代浩瀚的诗词歌赋，尤其是唐诗宋词里，如果作品中不用或少用锦绣纱罗等形容词汇，将失去它应有的华丽文采。如中国人尽皆知的“锦上添花”、“衣锦还乡”、“花团锦簇”、“繁花似锦”等等，都形象地表明了织锦业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东汉时代的锦，以各种隶铭文组合锦为其特色。如新疆民丰、古西域精绝国“沙漠王子”墓群出土的“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纹锦肘膊、“万世如意”锦袍、“王侯合昏”瑞草祥云纹被褥等特色品种。这些织通过横贯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各国人民进行丝绸锦绣外贸和文化艺术交流，产生了深远影响。

儒家热衷于提倡圣贤崇拜。孔子赞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尤其颂扬尧，谓“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孟子“言必称尧舜”，认为尧舜为天子皆是天意。孔子生前，他的学生已把他看成天纵之圣，高不可及如日月。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自有生民以来未有”过的圣贤。儒家所谓圣贤还不是神，早期也不祭拜，但已经部分神化即偶像化，表现出某种宗教观念和感情。

尊孔祭孔活动有增无已。宋时加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元时复加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以孟子为亚圣。明嘉靖时改称孔子为至圣先师。四配是：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以下十哲、七十二贤，以历代大儒九十多人从祀。清代以四书五经为国子监课本，大搞祭孔活动。清圣祖、高宗亲自出巡孔府，祭拜孔子，衍圣公府备极尊荣。

《史记•龟策列传》说：“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耆龟，不易之道也。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然皆可以战伐攻击，推兵求胜，各信其神，以知来事。”这不但说明卜筮巫术与政治结合之普遍，而且说明神灵信仰与政治结合之普遍。祭祀作为“国之大事”，往往由国君亲自主持，即孟子所谓“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倘若废弃祭祀，甚至会授人以讨伐的口实，如葛伯不祀，商汤伐之，殷纣慢于鬼神，百姓怨望，诸侯有畔，都是例子。除了“祀与戎”，生产活动也是国之大事。在氏族社会，氏族首领需领导耕作，阶级国家形成后，这种领导由直接的耕作演变为象征性的宗教仪式，即天子亲耕仪式。《国语•周语》在描述了这种组织动员耕作的宗教仪式之后说：“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由此看来，上古之宗教、经济与政治，真可谓三位而一体。另外，宗法制的“尊祖”“敬宗”、“亲亲”“尊尊”等原则成了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构成“礼”的核心。中国古代法理以宗法思想为主导，法制以“礼”的原则为准绳。由此可见，上古之宗教，伦理与法律，亦可谓三位而一体。古人把宗教信仰与伦理规范结合起来的司法制度“神判法”，也是这方面的一个佐证。

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不是宗教，但具有神学的内容。孔子继承殷周的宗教信仰而又有所改造。第一，进一步消除天神的人格形象性，使之抽象化，成为命运之天、义理之天。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孟子解释说：“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第二，进一步限制天命的作用范围，强调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天命决定人的死生、贵贱，即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句话成为后来天命论的典型命题。但在事业的进取上、道德的修养上，人应当积极努力，“人能弘道”，“为仁由己”。将尽人事与听天命结合起来。第三，重祭祀而轻鬼神，突出祭祀的教育作用。孔子主张“敬鬼神而远之”。“祭神如神在”就是敬；“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就是远。祭祀祖先主要是培养孝悌之心，如曾子所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论，又用民本主义加以充实，说君权只有在“民受”的条件下才表现天命。荀子则以自然之天否定神秘之天，没有鬼神，祭祀纯系神道设教，“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他背弃了儒家的天命鬼神思想而走向无神论。

宋王朝在瑶区兴学的目的，既然是“以儒为教”，“以柔其心”,“庶一变旧俗”，这就决定了其教学内容。宋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四三写到：“以《孝经》、《论》、《孟》授峒子弟”。我们知道,《孝经》是宣扬封建孝道和孝治思想的经典。《论》即《论语》，是孔子言行思想的记录，宋朱熹所列的四书之一。《孟》即《孟子》,是孟子言行思想的辑录，也是朱熹所列的四书之一。以上所列之书，都是宣扬孔孟之道的，其目的不言而喻。当然除上述内容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内容，如道经等。

原始宗教的精灵和神明，他们的意志、命令和行为，常常看不出其中有什么普遍性的理性原理，人们生活于“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的气氛之中，过着听天由命的生活。这不测的风云，旦夕的祸福，都发自于神灵的无常的喜怒，起因于他们多变的情绪。以后逐渐认识到天道有常，社会有序，人必须顺乎自然的常规，适应社会的秩序。只有在这时，他们才会把这种常规和秩序异化到神灵及其天命之中。从前一种宗教天命观念到后一种宗教天命观念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殷商时代的上帝虽被人们看成是自然和社会的最高主宰，但当时的人们不像犹太人或基督教徒那样把上帝说成是整个世界的无中生有的创造主，也不像欧洲十七、十八世纪的自然神论者那样，把上帝说成是创造和安排自然界的“设计师”。我们现在没有根据说殷商时代的上帝是按照什么样的秩序、规律或理性原则来安排和支配世界秩序的。从殷墟卜辞中可以看到，殷人的上帝对殷王求卜的事项发布各种指示，但这些“帝命”（天命）的性质和内容只不过是求卜者作出或吉或凶，或可或否的简单回答，从中看不出他之所以作出这种回答的理性根据。殷人的上帝基本上是一个恣情任性的专制君主，他发出的天命基本上偏重于一已的意志和情欲。人们在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日月星辰的运行和气象时序的变化是有一定的规律和秩序的。这种自然观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西周以后，这神观念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天道”观念。天道观念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向科学和哲学方面发展，另一方面向天命神学发展。宗教神学认为天道是天命的表现。它体现了天帝的意旨，预示人事的吉凶。于是统治者便设置专门的神职人员去观察天道，觇知天命，这就是宗教神秘主义的占星术。孔子的天命观就保留了这种传统宗教的天道、天命观念。他认为天虽然不说话，不像天子、国君那样直接发号施令，但可通过自然事物的有规律、有秩序的运行来表现自己的意志：“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孟子也说：”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孔孟心目中的天命是表现于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之中的。

孟子认为人的心性与天是一致的。天地之间，充塞有浩然之气，善养此浩然之气就可以进入高尚的道德境界。后儒杷这种状况称之“天人合一”，养心治气成了儒家的一种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自我修养方法。

五伦，一说也叫作“五常”，是封建宗法制社会的五种基本人伦关系，即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孟子·滕文公上》说：“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认为：父子之间骨肉相亲，君臣之间礼义有道，夫妻之间内外有别，长幼之间尊卑有序，朋友之间恪守诚信，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理和应当遵守的准则。《五伦图》这幅年画即深刻体现了这一儒家思想，促使人们之间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

洛克的批判既有逻辑上的健全推理，又以各不同民族道德习尚的经验事实为根据，至今看来，仍具有说服力。因为，所谓道德天赋，无论就哪一种形式而言（孟子的“心性说”也好，西方神学唯心主义所谓上帝在人受生之初刻划于灵魂之上也好），既然是先天而有，便不应受后天环境的时空差异的影响，道德良心和道德原则就应该具有决不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的普遍必然性。既然这种普遍必然性与经验事实相矛盾，道德天赋论当然只能被认为是神学唯心主义的一种虚构。

杨柳青年画，有娃娃也有仕女。如《浴婴图》、《富贵寿考》、《渔妇》；又如《金玉满堂》、《福善吉庆》等。这种仕女娃娃画，则是人生意义的另一种表现。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位。然而，只有男子也不能成其为家。必须“之子于归”，才能“宜其家室”。无论男女，成家立业是人生愿望。正如孟子所说：“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成了家，自然就有子嗣。夫妇子女，于是天伦之乐融融。晋人陆机《百年歌》有：“子孙昌盛家道丰。”在《金玉满堂》、《富贵寿考》里，可说得到很好的体现。人们向往富裕，向往过比“小康”更好的生活，这就是杨柳青胖娃娃年画里为什么总画娃娃抱鱼；仕女娃娃画里为什么把娃娃画成“贵子”；把妇女画成“贵妇”的秘密所在。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孟子小时候，家住在墓地附近，因而和小伙伴游戏时常学人家办丧事。孟子的母亲仇氏见此情景，认为不利于孟子的成长，于是就举家搬到市场旁边。孟子却又学着商人做买卖玩儿，孟母又把家搬到书院旁边。这一次孟子看到官员出入学宫，行礼跪拜，揖让进退，便跟着有模有样地学起来。此时孟母终于安下心来。孟子长大后，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学说，被后世尊称为“亚圣”，与孔子合称“孔孟”，形成了儒家思想中的“孔孟之道”。此图描绘的是孟母携孟子搬迁的场景。

故事出自《列女传》。战国时，孟子的母亲仇氏以教子有方著称，曾三迁其居以教孟子。此图所绘为孟母断机教子的故事：孟子年少读书不勤，孟母割断织布，以断织喻废学，教育孟子学习不能半途而废。孟子悔悟，旦夕勤学不辍，终成一代名儒。

孟柯少时丧父，母仉氏守节，住舍近墓，尝嬉为墓间之事，其母曰：“此非所以处吾子也。”遂迁居市傍；孟子又嬉为贾人街卖之事，母曰：“此又非所以处吾子也。”复徙居学宫之傍；孟子乃嬉为设俎豆揖让进退之事，母曰：“此可以处吾子矣。”遂居焉。俗称“孟母三迁”。（见《列女传》）

高密年画《万世师表》画样丰富，主像画的是被历代尊为至圣先师的孔子，画面中间牌位上写有“至圣先师神位”，往往下方绘有一麒麟（相传孔子出生时在其家乡出现了麒麟，后来人们便将孔子比作麒麟），有的孔子像左右有颜子、曾子、子思、孟子。画法以早期扑灰墨画表现手法为主，深浅墨色浓淡相宜，画风古朴典雅。有的年画巧赋淡彩，以肃穆庄严的墨画，突出孔子的崇高威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