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孔祭孔活动有增无已。宋时加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元时复加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以孟子为亚圣。明嘉靖时改称孔子为至圣先师。四配是：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以下十哲、七十二贤，以历代大儒九十多人从祀。清代以四书五经为国子监课本，大搞祭孔活动。清圣祖、高宗亲自出巡孔府，祭拜孔子，衍圣公府备极尊荣。

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十分重视学校教育，把教育视为治国安邦之本，在全国大兴办学之风。不仅“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就是“宣慰、安抚土官，俱设儒学”，以达“化民成俗，以善其乡，成德达材，以资于邦”之目的。并规定府、州、县学生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其学生来源来两种：一是官生（包括土官子弟），二是民生。明王朝规定地方的府、州、县官和府、州、县教官每年有向国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岁贡”和“选贡”学员的义务，这对瑶族地区教育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广西的大藤峡、广东的罗旁瑶族起义后，明王朝出于加强封建统治的需要，更加注重瑶族地区的学校建设。在瑶族地区增设州、县，增派军队驻守的同时，还在府、州、县治所在地及圩镇设置学校招收瑶族子弟人学。如嘉靖初，唐胄“迁广西提学佥事，令土官及徭蛮悉遣子入学”。黄佐为广西提学时，也“择土民及徭、僮子弟教之”。

1493年2月，广西挦、梧左参将都指挥佥事陈因瑶民起义被降级。3月，广西大藤峡瑶民起义军攻广东泷水县，杀官军四十余人。朝廷命广东都司都指挥王永等率官军加紧镇压。闰三月，南京户部员外郎周中琦提出治瑶三策：一勘查当地壮汉人村屯分清是非，决定处理办法。是壮村让壮人来住，由土官管理。是汉人的招其回来耕种，人少可招外地人补充。二招游耕瑶民居住，由瑶长管理，招江西做工的人住下，安置犯人住。三对于因战事影响的汉村汉人给田地，免3年税粮6年差役。获朝廷准允。同月，广西布政司参议马铉征伐古田瑶壮被击毙，荫其子效才为国子监生。同月，广东泷水瑶民起义事朝廷追究姚英、伍希渊、王永、陶鲁等官员责任。

宋王朝“以瑶治瑶”的第三种办法是：将已降的瑶首封以官。《宋史》载：“而蛮酋降者，皆奏命以宦”。将降者瑶首命以官，宋代比较典型的有几例：“庆历三年（1043年），桂阳监蛮内寇，诏发兵捕击之。……沆（时为潭州知州的刘沆）大发兵临之，以敕书从事,降二千余人，使散居所部，録其首领邓文志、黄文晟、黄士元皆为三班奉职”。又载：“庆历七年（1047年），唐和遣其子执要领诣官,自言愿贷粮米，居所保峒中。……诏补唐和、盘知谅、房承映、承泰、文运等五人为峒主，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监祭酒兼察御使、武骑尉”。“（安抚使刘夔）请以诏书招安，就补溪峒首领，诏从之。未几，夔败（唐）和于银江源，指挥辛景贤招降五十六户，二百五十九人，录其酋长”。《直龙图阁蔡君墓志铭》亦载：熙宁六年（1073年）开梅山后，“抚纳邵、徽、诚等州镇蛮族之归附者，皆以补吏”。

明代雕版刷印图书大体以南北两京为中心。明太祖灭元后，建都金陵，永乐间迁都北京，因两京都设有国子监，所以刻版刷印之文化活动，渐渐形成了南方以南京、苏州和安徽徽州（今歙县）、福建建安（今建瓯）为主，北方则以北京为主，后来渐渐发展到山东东昌（聊城）。近年在上海嘉定县发现的北京永顺书堂刻印的词话说唱本《花关索传》（四集）、《白兔记》等，图文并茂，颇有代表性。又，弘治十一年（1498）北京书肆岳家刊印的《西厢记》五卷，其中《张珙崔莺莺相遇》一图，刻画精美，线纹柔丽，仿佛独幅线刻杨柳青年画。由此推想，金陵、苏州、建安、徽州等地木刻版画之繁盛，同是苏州桃花坞、福建漳州、安徽歙县和天津杨柳青等地年画艺术发展之积极因素。最明显的是苏州傅汝光等刻印的《便民图纂》。其中附有木刻《耕织图》，可视作民间年画艺术之粉本。另外，图中《牵砻》一幅，下画九个长幼不齐的人物共聚一起，有的筛糠，有的磨谷取米，人物动作十分紧张，而表情又活泼。图上题《竹枝词》一首：

及至宋代，年画才真正开始成为独立画种。这归功于宋真宗登基之后，宋朝开始步入咸平之治，社会安定，生产得到恢复，经济快速发展，其繁荣程度可谓前所未有。宋代印刷业、造纸业、航海业、制瓷业等先进技术的出现，促进了商业和手工业的繁荣。特别是造纸术的改进和活字印刷术的出现，使雕版印刷不再由官方机构（如国子监）垄断经营，街头巷尾中的书铺、私塾、画店等都能独自刻版印刷，这极大地降低了年画印制的成本，为年画大批量的生产与销售并大范围的传播与普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每当节期将至，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贩卖年画的手工艺人，据孟元老著《东京梦华录》中记载：“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这些手工艺人不仅亲手创作、印制年画，同时也将年画作品传播到中华大地上众多普通的百姓家中。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专门从事经营民间绘画的画市以及生产“纸画儿”的作坊，将年画变成普通商品以销售，这更是进一步促进了年画的广泛流通。北宋时期市民阶层的兴起，世俗文化大放异彩，在道路通衢、瓦子勾栏，有说书的、杂耍的、讲史的，也有街头的饮茶活动，这些都是市民文化勃兴的重要标志。这不仅为年画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也同时为年画艺术组织起庞大的观赏消费阶层——民间大众。年画从此才真正意义上摆脱主要为宗教崇拜服务的功用，走进百姓生活，为百姓服务，为世俗服务。世俗化可以说是宋代“纸画儿”的新特征。它在创作宗旨上突破了“成教化、助人伦”的约束，逐渐面向民间世俗生活和社会现实，以描写和反映世俗生活为主。如题名为苏汉臣的《杂技戏孩图》，生动地描绘了民间说唱兼杂耍的路岐人（艺人）的精彩表演及围观的两稚童入迷的神态，这样的场面在当时的世俗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普通的市民百姓成为年画最主要的购买者和欣赏者，年画的题材也变成了他们最喜闻乐见的故事传说、生活情趣，反映他们最直接的理想希冀，点缀着太平盛世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