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明帝以后，历经宋、齐、梁、陈，南朝诸帝皆敬信佛法，尤以梁武帝佞佛最甚。他曾宣布舍道事佛，四次舍身佛寺，使佛教在南朝盛极一时，有“天下户口，几亡其半”（郭祖深语）之说。北方诸少数民族政权大都扶持佛教。云岗、龙门石窟为北魏开凿。北齐文宣帝诏书中称“缁衣之众，参半于平俗”，佛教的兴旺不下于南方。中国僧人不断西行求法，最著名者为晋宋之际的法显，亲抵天竺，著有《佛国记》。天竺及西域僧人则东来传法，名僧有佛图澄、鸠摩罗什、佛驮跋陀罗、真谛、菩提达摩等。鸠摩罗什是龟兹名僧，他在后秦译出《般若》、《法华》、《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经论七十四部，系统介绍了印度佛教大乘空宗学说。菩提达摩于北魏时住嵩山少林寺，被视为中国禅宗初祖。中国名僧有道安、支遁、僧肇、慧远、道生等人，他们致力于印度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的融合，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起过重要作用。

佛教传入中国始于东汉时期。唐朝初期，佛教开始传入南诏统治的中心洱海地区，其路线一是中原，二是印度、缅甸。佛教由中原传入南诏，约在唐高宗时。“开元二年（公元714年），（盛逻皮）遣其相张建成入朝，玄宗厚礼之，赐浮屠像，云南始有佛画。”昆明西北郊筇竹寺所立明代《筇竹寺无相禅师塔铭》载：“佛法自汉明（帝）时传入中国以来，云南远在荒服之外，未闻有奉其教者。至唐，其教渐盛，南夷信奉佛者尤众，而其成行与禅宗大相远矣。”佛教从印度、缅甸传入南诏，史籍、碑文中也有记载，《大理喜洲访碑记》说：“唐贞观时，观音大士自西域来，摩顶蒙氏，以主斯土。”万历《云南通志·寺观音》说：南诏七法师“皆西天竺人，先后为南诏蒙氏礼致，教其国人，号曰七师”。此时，当时位处南诏西北的吐蕃也信奉佛教，南诏与吐蕃的频繁往来，也是南诏信奉佛教的来源之一。

（二）、法相宗，又称唯识宗，出于印度有宗，在中国的创始人是玄奘和窥基。玄奘于贞观年间西去天竺取经，往返十七年，途经五万里，带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对中印文化交流作出卓越贡献。回国后撰《大唐西域记》，译经论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主要介绍印度法相宗。弟子窥基著作近五十种，推广其学说，有“百疏论主”之称。法相宗依、据的佛经有《华严经》、《解深密经》、《楞严经》，论有《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该宗宣扬“万法唯识”。以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赖耶为八识；前六识管感觉或思维，第七识起联系作用，第八识总管一切，是“根本识”，它绵绵续存，类似灵魂，承担着因果报应。人们平时所谓的事物，不过是八识变现的“相分”，主观认识能力则是八识之“见分”，认识世界乃是八识自己认识自己的过程。又提出“种子”学说，种子分有漏、无漏，后者至善，皆藏于阿赖耶识中。人要解脱必须不断修行，使有漏种子转为无漏，舍染归净而成佛。法相宗在唐太宗、高宗时风行四十余年，以其过于烦琐，不久即行衰落。近代又曾一度复兴。

佛教发源于古印度，两汉之际，由西域传入中国内地。东汉初年上层权贵已有人信佛，但依附于黄老崇拜，如楚王英晚年“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汉明帝诏书中亦有“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等语。据《理惑论》等书载，明帝梦见神人，傅毅解为天竺之佛，于是明帝派遣使者至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而归，并于洛城西门外起佛寺。但东汉僧人多为西域人，故后赵时王度说：“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在一般人心目中的佛教，教义类似黄老之学，佛陀类似神仙。袁宏《后汉纪》说佛教“专务清静”，“息意去欲，而欲归于无为也”，“佛身长一丈六尺，黄金色，项中佩日月光，变化无方，无所不入，故能通百物而大济群生”。桓帝时襄楷上书说：“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汉末三国时期，下层佛教信徒日渐增多，丹阳官吏笮融大起佛寺，建立可容三千人读经的楼阁，浴佛设酒饭，“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在佛经传译方面，安息国僧人安世高于桓灵之世来到中国，系统翻译介绍小乘经典及禅法。与此同时，月支僧人支娄迦谶来华传译大乘般若学经典及思想，从此大乘佛教传入汉地。三国时魏人朱士行首次西行求怯。吴地有西僧支谦、支亮译注佛经，后有康僧会来吴，用儒家思想注译佛经，影响较大。此外《大阿弥陀经》和《无量寿经》也传译内地，弥陀净土信仰开始流行。但终汉之世，佛教尚禾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未能引起人们强烈的关怀。魏正始间出现的玄学，并没有受到佛教直接影响，便是明证。

黄梅文化底蕴丰厚，早在盛唐时期，禅宗四祖、五祖就在黄梅宣教布道，被时人称为“小天竺”。特别是禅宗五祖、六祖的传说，更是广为流传。禅宗东山法门享誉中外，佛教文化极为丰厚。

东晋南北朝的三教斗争，主要围绕四个问题进行：一曰夷夏论，二曰白黑论，三曰神灭论，四曰危国论。夷夏之争开端于东晋沙门是否敬拜王者的问题。庾冰、桓玄等人从“王教不得不一”出发，要沙门跪拜王者，想恢复名教独一的局面。何充则认为佛教“实助王化”，慧远进一步指出沙门礼异于俗，然而“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宋末道士顾欢著《夷夏论》，认为华夷之俗异，道教适用华域，佛教适用夷邦，不宜代换。若“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势必废祀弃礼，失掉中华原有文化传统。又说“佛是破恶之方，道是兴善之术”，明道优而佛劣。此论将夷夏之争推向高潮。中国佛教徒纷纷出来维护佛教，批判《夷夏论》。朱昭之认为圣道“无近无远”，“不偏不党”，不分夷夏。朱广之指出邦殊俗异各得所安，无善恶之差。僧愍则说中土不在华夏而在天竺。南齐道士作《三破论》攻击佛教入国破国，入家破家，入身破身。刘勰作《灭惑论》认为沙门“学道拔亲”是弃小孝而尽大孝，并攻击道家从老子到神仙，到张陵，是走向堕落。僧顺认为佛教宗旨同于儒学：“释氏训，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备有六睦之美。”后来北魏太武帝指责佛教是胡教，有碍礼义；北周武帝说“佛经外国之法，此国不须”，都是夷夏之争的继续。夷夏论者力图保持传统文化的优势，但保守排外；而反夷夏论者主张吸收外来文化，以宽阔胸怀实行国际性文化交往，但又表现出护佛抑道的偏狭心理。这后一派最终取得了胜利。

《西游记》是我国一部古典神魔小说，“四大名著”之一。成书于16世纪明朝中叶，自问世以来在中国及世界各地广为流传，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中国，乃至亚洲部分地区西游记家喻户晓，几百年以来，西游记被改编成了各种地方戏曲，及电影、电视剧、动画片、漫画，版本繁多。书中主要讲了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悟净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故事。《西游记》全书共一百回，结构上大体可分成三个部分。第一回至第七回是第一部分，主要写了孙悟空出世、拜师、大闹天宫，这是全书最精彩的章节。第八回至第十二回是第二部分，主要写了唐僧的出身及取经的缘由。第十三回至最后一回是第三部分，主要写唐僧西天取经，路上先后收了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三个徒弟，并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取得真经，修成正果。唐僧取经在历史上是一件真实的事，大约距今一千三百多年前，即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仅25岁的青年和尚玄奘只身离幵京城长安，到天竺（印度）游学。小说《西游记》不仅有较深刻的思想内容，艺术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它以丰富奇特的艺术想象、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幽默诙谐的语言，构筑了一座独具特色的艺术宫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