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段文字里，年代和事迹记的都很明白，似乎录自《竹书纪年》，但李贤《注》中却未提及，不知范晔根据的资料是什么。文中谓“义渠臣于秦”，合之《秦本纪》及《六国表》，知为惠文君十一年事；又“取徒经二十五城”，则在《秦本纪》中为惠文王后元十年事，《六国表》则为后元十一年事，与义渠臣秦事前后相隔有十三年和十四年两说。这里说“后八年”、“后二年”及“明年”，只有十二年，不知《史记》与《后汉书》哪一个有误。“渭阴”，《六国表》作“渭阳”，也不知道哪一个对。当惠文王之世，义渠曾经两次败秦，可见他们国力的不弱。秦所取义渠地，郁郅在汉北地郡，今甘肃庆阳县，徒经在汉西河郡，今山西境，又可见其幅员的广阔，伸入了河东。败秦于李伯事，见《史记·张仪列传》附录的《犀首传》，文云：

首先，在第九章中，我将说明中国文献与考古所见之古代“羌人”文化面貌，以及20世纪前半叶民族学者所描述的岷江上游羌民文化。我们不一定能“重建”古代羌人的文化面貌，然而却可能在学者对”羌文化”的描述与探索中，分析“描述者”（如范晔、姜炳章、陶伦士、胡鉴民等人）在描述“他者”时的特殊兴趣与偏见，以了解这些描述者自身的族群与文化认同。我们也可以观察，在描述者与被描述者间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权力差距下，人们（描述者）对他者（被描述者）“文化”之贬抑、污化，及对自身文化的夸耀、如何造成他者之文化模仿与攀附。这些文化过程，曾造成了以”羌”表述的华夏边缘之变迁。

其一是三苗。《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似乎说到羌人必当从三苗开头。一部《尚书》才二十八篇，而称说“三苗”或“苗民”的已有《尧典》、《皋陶谟》、《禹贡》、《吕刑》四篇，又似乎这是古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不容不讲。我所以竟没有讲，为的是我们所见到的三苗故事只有神话的价值而没有历史的证明。记三苗的神话的有《吕刑》和《山海经》，我已写在另一篇论《山海经》的文章里了。至于《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乃是战国、秦、汉间人把神话加以历史化的作品，我们不该再信。范晔的话，也只承着这几篇而来，并无确当的根据。如果古代真有三苗，那么他们和羌人有何关系，和现代的苗民又有何关系，也不是现存的书本材料所能解决，所以我们仍以存疑态度对付了它。

在西方，“羌”与“戎”都是大名，戎是西方诸族的通称，为表示其地望则曰“西戎”。羌自是某一族的专名，但因他们所占的地方太大，渐渐也成了通称，例如范晔《后汉书》的《西羌传》就是把西方各族都收了进去的，因此西方诸族也不妨称为“西羌”或“羌戎”。又因西方诸族之中，氐亦甚大，所以往往连称“氐羌”。我们现在要作细密的分析，使得这一族不为那一族所混淆，几乎成为不可想像的事。

这是周景王二十年（前五二五）的事。那时晋灭陆浑，其君奔楚，其民奔周（甘鹿，周地），陆浑就不存在了。“阴戎”即陆浑戎，自其原居的地方说，谓之“陆浑戎”，自其所迁的两阴之地（水南、山北，叫作“两阴”）说，谓之阴戎。陆浑既灭，即无阴戎，怎能等到秦厉公时，才为韩、魏所并！而且阴戎在伊、洛间住了百余年，早已华化，用不着逃；他们的老家本在陕西，就是逃也哪能西逾汧、陇，到了甘肃。所以从这些破绽看来，《西羌传》的话是不可靠的。范晔误认陆浑戎与阴戎为二族，硬替阴戎找出一结果，有此臆说，徒成笑柄。关于内地的戎人，我们讲到这里，暂时可以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