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这女子来到酒馆，大家眼前一亮，众人都停了饮酒。只见这脏女子要了一碗酒，举手扬脖，碗底一翻，酒便直落肚中，好似倒进酒桶，这个洒脱劲儿，直把二牛和大伙儿看得目瞪口呆。二牛这酒虽不是上好的女儿红二锅头什么的，却也是极有烈性，那股冲劲进了肚，“腾”地倒蹿上来，直撞脑门，晕晕乎乎，特猛，穷汉子们都爱这股劲儿，常常一碗下肚，便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瑶族本源于九黎、三苗。九黎、三苗被炎黄二帝打败后，除少部分留在中原大地外，其余向东南西北迁徙。故史书不见九黎、三苗之记载，而代之以“东夷”、“蛮”的称谓。“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其中畎夷即犬侯，“己卯卜，率贞，令多子族从犬侯扑周，（协）王事，五月”，这犬侯很可能就是盘瓠部落。“蛮者，酉方异族之称也”。“蛮夷乃四方之总称”。《说文》：“蛮，南蛮，它种，从虫，䜌声。”三书作所说，均有一定道理。前位作者乃是从蛮的起源说起，蛮的古字为“䜌”，意即养蚕取丝的人。夏代以前，中华大地还没有养蚕的条件，都是从野蚕取丝的。而从野蚕取丝最早者乃西方少数民族，据史载，中国历史上最早将从野蚕中取丝方法带到黄帝族内的是黄帝之妻嫘祖。嫘祖很可能就是出身从野蚕中取丝的异族之人。故蛮的肇始者是西方异族。第二位作者所言，乃是根据蛮人的分布而言，先秦时期，蛮人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部落，分布在

九州的东南西北中五方。商代甲骨文就称稔犹为“庶䜌”（群蛮）或“䜌方”（鬼方）；西周金文《虢季子白盘》：有“赐用戊（钺），用政（征）䜌（猃狁）”之记载，猃狁（鬼方）乃是西方之族，故西方有蛮。晋《邦铭》云：“我皇祖（唐）公口受命……口口百蛮，广[𡖛司]四方”。晋在北方，故北方有蛮。《鲁颂·宓宫》：“至于海邦，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兮甲盘》蛮云：“䜌宄（淮夷）”。鲁在东方，东方蛮亦有蛮。《诗·小雅·采芑》载：“蠢尔蛮荆，大邦为讎”，“征伐评犹，蛮荆来威”。蛮荆即荆州之蛮，荆州在南，故南也有蛮。《左传·成公六年》：“晋佰宗……伊雒之戎，陆浑蛮氏侵宋。”《左传·昭公十六年》：“楚子……使然丹诱蛮子嘉杀之，遂取蛮氏。”陆浑在中部，似中部也有蛮。所以，崔氏说：“蛮夷乃四方之总称。”第三位作者则是从夏代以后的历史实际来诠释蛮的涵义的。夏代以后，蛮主要聚居在荆州，形成了强大的南蛮集团，而其他四方之蛮基本上融于狄、戎、夷或华夏民族了。正如徐中舒先生所说：“古时南方只有语言而无文字，字也不过是中原的人把这些南方部落译音而已。从言，表示南方有语言，从幺，表示南方发明蚕织之术。”

在十万大山剿匪过程中，明确以剿匪反霸、发动群众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剿匪部队与防城、上思等县主要领导分别组成工委统一领导剿匪，并抽出县直机关干部随军做群众工作。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分别到各区加强领导，还组织中学师生数百人下乡宣传。1950年5月，解放军曾对十万大山的土匪进行过围剿，但仍有一定数量的股匪未被歼灭，他们经常逃往越南边境勾结残匪，危害边境地区安全。原计划1950年12月20日再度进剿十万大山股匪，后发现土匪企图向越南逃跑，便将进剿时间提前在1950年12月初进行。为了防止土匪外逃，解放军首先巧妙迂回，从东南西北四面下网，形成了铁壁合围，断绝土匪外逃之路。经过12天的战斗，消灭了“两广反共救国会”、“粤桂边区反共救国军”两股土匪的大部分。12月25日，解放军乘胜向十万大山进剿，至1951年2月下旬，共歼匪3万多人，基本消灭了该地区的股匪。“粤桂边区反共救国军广东南部前进指挥所”总指挥韦秀英被击毙；副总指挥郭德光、“两广反共救国会”主任韦雨庄、伪“广西省政府”副主席方一引、原夏威兵团副司令钟飞等被迫缴械投降。大股土匪被消灭后，剿匪部队由进剿变为驻剿，各区乡工作队密切配合；展开政治攻势，组织民兵站岗放哨，上山搜匪，使土匪陷于军民层层分割包围之中，一些顽匪被困在山上的饿死，大部分土匪被迫出来悔过自新，在政策的威慑下，土匪土崩瓦解，匪患基本消除。十万大山地区剿匪胜利，还对保卫祖国边境地区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滇中文献，即昆明东南西北四郊以及呈贡，晋宁、安宁、富民等地流传的文献。其间各支系的文献略有差异，其中撒弥文献字书流畅，艺术性很强；文献内容受汉族宗教文化的影响较大，如《太上清净消灾经》渗透不少道教的内容；又如经典中列为供奉对象的46位神灵“先天道祖元阳上帝”、“景消保运妙化天尊”、“南斗六司延寿星君”、“太岁城隍掌令尊神”等无疑是译自汉语神名。夷教文献用字严谨，书写工整，描画艺术很高，根据《昆明西乡彝文单字集注》所列的206部经典名称，可知其文献内容之宏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多数文献在结尾处用汉文署名和注明抄书年代，为后人考证文献的著述年代提供了方便。

彝族普遍有拜干亲的习俗。拜干亲即为小孩“找靠山”，以“壮阳气”。多为小孩生下后，体弱气虚多病，为使孩子健壮起来，避免夭折，就为孩子拜干亲。在滇东北地区，孩子1岁以前若经常哭闹不宁，就要到村外山路上去“撞名”。孩子的父母先制作一个可携带的独木小桥，再准备1瓶酒、1只熟鸡、1锅饭，带上这些东西抱上小孩来到路上有水沟的地方，把木桥架于沟上，然后躲在附近窥望。一旦看到有成年男子从小桥上走过，他们即刻跑出来拉住此人，不问不说先扯下1颗衣扣，随即抱出孩子拜见此人，要求赐名。当过桥人由惊转安为孩子取名之时，还得把孩子接抱过来，向东南西北四方各拜三拜，此后也就成了这个孩子的干爹，日后你来我往，两家就此建立起干亲关系。富民一带彝区则早先将孩子的生辰属相报毕摩推算，择一吉日，带着孩子等待在某条小路边，用树枝搭一座小桥在路上。然后在路旁杀鸡煮肉，烧火做饭。谁第一个经过那里，就拜谁为孩子的干爹或干妈，并当场举行拜亲仪式，设酒菜招待。干爹、干妈再给孩子取一个名字。如果第一个过路的是小孩，则拜这个孩子的爹妈为干亲。如果一个人也遇不上，便拜过路的牛、羊、猫、狗为干爹、干妈。要是连牛、羊、猫、狗都遇不上，则拜路旁的树木、石头等物为干爹、干妈，并给孩子取个某牛某狗或某树某石的小名。拜毕干亲，还有个过桥仪式，由干爹或干妈抱着小孩走过搭在路上的小桥，要来回过3次，表示小孩从此摆脱病魔的缠绕。拜得干亲后，每逢过节，孩子的父母便携酒肉礼品去走访干爹、干妈。两家相处和睦，尤如亲戚一般。

苏摩祭：供养祭以外的大祭皆为苏摩祭。其中包括力饮祭、即位祭、奉乳祭、火坛祭、马祠、人祠、一切祠等。“马祠”是婆罗门教的大祭，一国之君如想征服四方，便选用一匹作牺牲的马，祭司作法后，派贵族少年武士放牧于东南西北各一年，由马任意到邻国领土上吃草。马所经之国如自知无力抵抗放马之国，则当以精兵加入放马之国，以示承认放马之国的宗主权，否则即以兵力相抗发生战争。“人祠”是以人作牺牲的祭礼。“一切祠”是婆罗门在出家前将财产妻子眷属全部奉献于神或布施于人，自己则隐居山林的祭仪。

在以后文化考察的日子里，一有机会，我便有意识地找当地的瑶族干部和瑶族老师以及他们的家属，还有就是较为大方的花瑶妇女和有些知识的年轻女孩，与她们聊天、叙旧，与她们谈论挑绣花裙的故事，再谈及传统裙花的大美之所在，以及和简笔画图样新裙的优劣比较，以至山外文化名人、专家学者对花瑶传统挑花的高度评价，甚至传统的民族服饰在旅游开发、经济发展和脱贫致富中的重要作用等。无拘无束的东南西北笑谈中，我虽每每弄得个唇焦舌燥，到底也能把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观念，或多或少地融化进了花瑶女人的心坎里。

东南西北中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空间概念，我们的祖先认为五行是组成万物的基础，这是一种伟大而朴素的哲学观。五行色彩系统主宰着中国人的宇宙时空观，《尚书洪范》记载：“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南方主赤，代表火，有激情热烈之意；中央主黄，代表土，有平和安顺之意；西方主白，代表金，有素洁忧郁之意；北方主黑，代表水，有深沉宁静之意；东方主绿，代表木，有清新明快之意。五行色彩是古人将世间万物分化为五种基本要素。苗绣色彩则继承了以阴阳观、五行观、八卦观为基础的色彩体系，是哲学思想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与西方的色彩体系不同，苗人通常不会采用以自然光所决定的条件色，苗绣的色彩通常是苗人对于大自然的理解，具有强烈的田野视觉感，用色强烈而活泼、层次丰富而多彩、画面明朗而调合。看似行云流水实则严谨细密。苗人千百年间生活于大自然之中，背靠青山而面朝绿水，极为善于运用土生植物、动物做染料。苗族妇女从植物的根、茎、叶甚至是果实提取染料，如：寥蓝、红花、栀子、五倍子、紫草等，蓼蓝中的蓝色、红花中的红色、栀子中的黄色，五倍子中的黑色还有紫草中的紫色都被苗人妇女巧妙的运用在苗绣中。苗族图案大多绣在深色底布上，有黑底、蓝底、褐底、红底有时也用白色为底。绣制出的衣服就没有化学染料那么刺眼、对比相对会柔和许多。休谟说过：“美不代表对象中实有的东西，它只标志的对象与心理器官之间某种协调或关系。”苗绣色彩是苗人研究人与世界审美关系的一扇门，是一种以意象世界为主要研究对象对象的人生体验活动，是一个包含审美对象和审美经验的整体，也是审美主体的广泛外化和逻辑确证，更是苗女对大自然的结构和自身逻辑的统一。

马中间为一骑马着官服，手持《老少平安》条幅的男子。印版上刻有“东南西北大贵人，贵人指引六马扶持”文字，其中，“禄马”写为“六马”，这种用笔画更简单的同音（广东音）字代替笔画多的文字的做法在佛山木版年画中颇为常见。

【说明】二十八宿原为星宿的名称，中国古代的星象家把太阳和月亮经过的天区称作“黄道”。并把黄道中的星宿分为二十八个星座，叫做二十八宿。道教认为每个星座都有一个神将，共有二十八位神将，也称作二十八宿，并按东南西北方向将二十八宿分为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组。它们有多种职能，鉴于此，道士在斋醮作法时，常召请二十八宿神君下凡降妖伏魔。图2-68的这些咒符图像古老神秘，雕版率性写意，以简练的线条符号化地表达了咒符的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