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到水族地区调查语言文字概况。1965年，韦庆隐《水语概况》对水族文字和《水书》有所介绍。1982年，中国民族学会在《民族研究通讯》当年第2期发表了《水书》研究简讯。1983年，吴支贤、石尚昭在《水族文字浅谈》中提出，水族古文字是属于表意体系的古文字，是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遗产之一。1985年，吴支贤、石尚昭二人又合著《水族文字研究》，将水族文字与汉文字的甲骨文、金文、楷书等进行比较。并谈及水族古文字的结构、注音、行款等。该资料集虽有一些未成熟之处，也未得到公开出版，但可算是将水族古文字的结构进行系统整理的开山之作，为后人进行水族古文字的结构研究做了铺垫。1986年9月，贵州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小组在贵阳召开了水族古籍“七五”规划会议，决定把《水书》的搜集、整理、编译列入重点项目，“七五”期间先后整理翻译《水书》的读本、阅览本和应用本等共约140万字。1988年以来，王品魁先生已译注完《正七卷》、《壬辰卷》、《丧葬卷》等近200万字。1989年10月，贵州省水家学会成立，将《水书》和水族古文字的研究列为水家学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990年6月，贵州省水家学会组建搜集整理翻译研究《水书》和水族古文字领导小组，对该项工作进行具体安排。1990年，刘日荣《水书研究》，论述了水书中的汉语借词。从而揭示水族古文字与汉字的联系。1993年，王品魁在《〈水书〉源流新探》中认为，《水书》源于《周易》，宋代已基本定型，清代是它发展的鼎盛时期。1993年，韦忠仕、黎汝标在《五十年来〈水书〉研究评述》中认为，《水书》是水族从古百越族群母体中分化出来成为单一民族之后创制的。并认为水族古文字是内涵丰富而深刻的文化符号，要准确地全面地破译《水书》中的文字，方可揭示许多水族历史文化之奥秘。1994年12月，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王品魁先生译注的《水书》（正七卷、壬辰卷），该书还附有“水族文字总表”，收录了该书所涉及到的主要水族古文字。全书标有注音和意译。这本译著除了具有水族其他文化的研究价值以外，更重要的是，还具有较高的水族古文字研究价值。1999年10月，王品魁先生《拉下村水文字墓碑辨析》破译了墓碑上的水族文字，并推算出墓主死于明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用水族古文字书写的墓碑。

彝族金文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凸出来的，一种是凹进去的，凸出来的叫阳文，凹进去的叫阴文。就目前发现的金文文物，最富有特色和代表性的为“昭通蛙钮彝文铜印”。

关于古羌人活动的情况，甲骨文和金文都有零星的记载。“羌”，甲骨文作 ，或作 ，金文作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卷四上释羌云：“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说明古羌人原始时代乃专门从事游牧的部落。《诗经•大雅•商颂》殷武章写道：“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享，曰商是常。”说明古羌人已经归附了殷商王朝。《尚书•牧誓》记周武王伐纣的“友邦冢君”，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唐•孔颖达《正义》解曰：“此八国皆西南夷也。文王国在于西，故西南夷先属焉。”有的学者指出：“自古以来，氐、羌就是关系密切的两个民族”，“古代的氐和羌都是西戎，都居住在西方，又同属汉藏语系，关系密切自不待言。所以在汉文古籍中，经常以‘氐羌’绵连的形式出现。”在古代，氐和羌都是一个族系的多种民族的概称，不论氐和羌，都包括许多支派。1921年发现的仰韶文化，为氐羌文化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考古学证据。经过多年的研探，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氐羌文化是华夏族形成的一大源头。

古代吉语，是统治阶级的专用语。甲骨、金文，除记事外，几乎都是对“圣人”的祝颂词。降及诗经时代，《诗经》一书已为之总结，三分之二强是属“雅”、“颂”篇章。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礼不下庶人，更何况处于农奴或奴隶地位的“野人”们。秦时，民间有生子致贺之俗。《史记•卢绾列传》载，卢绾与汉高祖刘邦同里，上辈即相亲近。卢绾、刘邦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致贺两家。及长“倶学书，又相爱也”。持羊酒相贺，当有致贺之“吉语”，可惜今不复其传。卢、刘两家，能供应子弟“学书”，当非赤贫之家，或亦务农之富裕户。继两汉，魏晋南北朝间，上层人物颇喜以吉语致贺。《北史•崔逞传》，附其五世孙㥄事略，中有“娄太后为博陵王纳㥄妹为妃。……婚夕，文宣帝举酒祝曰，新妇宜男，孝顺富贵：㥄跪对，孝顺乃自臣门，富贵恩出陛下。”《旧唐书•姚崇传》有“求长命得长命，求富贵得富贵”一语。明人所辑《钱谱》一书，其“古人钱”一则有如下等语：“又有所谓异钱，虽不见传记，然而制作是近古者。今录之。如李唐铸撒帐钱，其文曰，长命富贵，金玉满堂。”可见唐代吉语在社会生活中运用情况。

关于水书的来历，诸多先贤已作了卓有成效的研究。20世纪40年代，著名专家、学者岑家梧、李方桂、吴泽霖、张为纲、陈国钧等，深人到水族聚居的荔波县塘党、水利、水岩等地区进行调查，发表了《水书与水家来源》、《水家来源试探》、《水话研究》等一批重要论著，奠定了水家学研究的基础。水书、水语和水族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诸位先贤认为水书是水家固有的文化，其初创地在西北地区，与甲骨文、金文有渊源关系；水家是殷人后裔无疑。岑家梧先生在对水族历史文化、民俗事象以及水族古文字与甲骨文、金文进行比较研究之后，在《水书与水家来源》论著中指出：

20世纪80年代，一般正常年景，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全县约有16万人和17万头牲口饮水困难。若遇干旱年景，则有40万人出村到数千米以外去挑水。1985年冬旱，县内缺水地方不得不外出10千米远挑水，一些学校因缺水而被迫停课。而广西南丹八圩于公社当地旱季要靠火车运水供应，运水的火车一到，农民停工，师生停课，干部停办工，到火车站抢水。妇女到公社卫生院做节育手术，得先交一桶水，有的村寨要走几里，几十里路挑水。瑶里大队大托生产队青年蓝金文结婚，没有蚊帐、被子，新婚之夜就在火塘边度过，借五斤肉请客，到生孩子时尚还不起。

在中国，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交替的春秋战国时代，与哲学摆脱殷周宗教神学而独立的过程相一致，艺术（包括金文、书法、青铜器、散文文学等等）也更多地表现出对现世生活和人间趣味的追求，体现了作为当时思想界特征的理性精神。“礼崩乐坏”一语，概括了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殷周宗法礼制的崩溃给为之服务的艺术带来的巨大影响。战国青铜艺术与具有严重的神圣含义的殷周青铜礼器上的饕餮纹和铭文相比，一纤巧，一深沉，一浅薄灵美，一厚重崇高。这从反面反映出宗教的影响，即宗教衰落对于艺术的影响。（顺便提一句，被不少美学家认为是美的最高形式的“崇高”这一类美学感受，在历史上往往是跟宗教感情联系在一起的。）但这不过是当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大变动的结果而已。

水族文字属表意方块字，类似中华古文字，特别是具有甲骨文或金文遗风。据此，水族文字的产生当在秦统一以前，这种文字，或许是某个诸侯国文字的部分遗存。在中国古代各民族共同体分聚离合的关系中，水族文字的渊源与中华古文字中的甲骨文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水族文字的前身有过中兴与衰落，后来由于水族社会经济文化的曲折发展而流演为现今的文字。

水族古文字与汉字同出于一个文化母体，汉字书法意识的孕育时期，应该说是在甲骨文时期，到金文时期已经是以书法艺术的形象出现。水族古文字酷似甲骨金文，其文字在取象自然的体验上，当与古华夏文字是一样的，与古汉字是无多大差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