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幅为二十四孝中的一幅。丁郎名叫丁兰，是后汉光武中兴时期的人，丁郎父母去世后，因常念父母之恩，即以木刻两老形象常奉于身，并于后感动上苍而以惠之，有诗曰刻木为父母，形容在日时。寄言诸子侄，各要孝亲闱。”贴于屋内。

王莽篡汉，命马援守昆阳。刘秀兵至，马援坐困孤城。马命子马洪探取敌情，马洪却归降刘秀，反来顺说其父。马援怒，欲斩马洪，为马武姚期等劫去。马援追至城外，遇耿弇父子。马援为耿所败，意欲回马入城，而城已为邓禹袭取，只得归顺刘秀。见《东汉演义》。所谓“二十八宿”，系指汉光武云台二十八将之数。云台所绘中兴功臣，实为三十二人。

秦始皇崩，李斯、赵高矫诏杀长子扶苏而立胡亥，是为二世。二世荒淫暴虐，宠信赵高，置国事不顾。赵有女，美而寡。二世见之大悦，欲纳为妃。女坚不从，赵亦从旁逼迫之。有哑婢，教女装疯以拒之。女遂胡言乱语，于金殿大骂二世。二世佯命斩首，女不惧，仍大骂，乃放归。史谓赵高为宦者。宦官皆阉人，如何有女？《后汉书•宦者传•序》：“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它士。”赵高或为所谓“杂调它士”？

到了民国初期，凤翔木版年画画局主要集中在南小里，至民国十八年（1929年），全县有画局六七十家。其中在省内外影响大的画局有南小里村的“世兴画局”“太兴画局”“中兴画局”“正兴画局”；北小里村的“新盛画局”“厚义画局”“复盛画局”；陈村镇上营村的“兴顺画局”“李记画局”水沟村的“赵记画局”；东街村的“张记画局”等。20世纪30年代前后，凤翔木版年画无论从生产规模、生产技艺还是工艺水平，都达到了鼎盛时期，画局达到100多家。品种已达400余种，仅“世兴画局”一家年产量就达420多万张。

水族文字属表意方块字，类似中华古文字，特别是具有甲骨文或金文遗风。据此，水族文字的产生当在秦统一以前，这种文字，或许是某个诸侯国文字的部分遗存。在中国古代各民族共同体分聚离合的关系中，水族文字的渊源与中华古文字中的甲骨文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水族文字的前身有过中兴与衰落，后来由于水族社会经济文化的曲折发展而流演为现今的文字。

唐宋以后，彝族服饰在保留传统特征的基础上，向复杂化、类别化演进。《新唐书，南蛮传》载：东爨乌蛮“土多牛羊，无布帛。男子垂髻，女子披发，皆衣牛羊皮”。《蛮书》载：“乌蛮妇女以黑缯为衣，其长曳地。”《南诏野史》云：“黑倮倮……男挽发贯耳，披毡佩刀，妇女贵者衣套头衣，方领如井字，无襟带，自头罩下，长曳地尺许，披黑羊皮。”彝族服饰既保持着披毡等特征，也逐步显露出不同等级之间的服饰差异。《南诏中兴二年画卷》展现了3种不同等级的彝族服饰：第一种是最高统治者，南诏王头戴一呈圆锥形的冠，官吏为布缠头饰，皆为圆领宽袖长袍，穿靴或草鞋；第二种是一般统治阶层的服饰，男子头顶梳一髻，穿右衽圆领宽袖长袍，女的梳大髻着长袍，赤足或穿草鞋；第三种是一般服饰，男子额前梳一髻，窄袖短衣，长仅及膝，着绑腿多赤足。南诏虽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但仍保持了椎髻、披毡、赤足等传统特征。《宋史》描写乌蒙彝族时称：“石门蕃部，俗椎髻，披毡，佩刀，居必栏棚，不喜耕稼……”

自蒙古皇室退居蒙古地区以后，15世纪中叶开始蒙古汗权衰落，封建领主各自为政，形成封建割据局面。蒙古大汗成为领主们争权夺利的工具，封建领主们按照自己的利害关系废立大汗或以丞相的名义掌握实权。围绕汗权问题，蒙古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和斗争，甚至引起内讧，这一局面一直到巴图孟克达延汗（1460—1504年）时期。达延汗用武力镇压各封建领主的反叛，剥夺异姓贵族的政治权力，把蒙古六万户（兀鲁思）分封给诸子，形成了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一统天下的政治制度。达延汗消除封建割据，重新统一蒙古，被称为“蒙古中兴英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