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黑龙江上中游地区的索伦部的部分人也参加了满族的形成。明末清初，索伦部主要分布在黑龙江中上游的沿江地带。清太宗皇太极从黑龙江中上游地区先后征服及招抚并迁到辽东地区的索伦人，有据可查的就有近2万人。这些索伦人被分编入八旗，成为满洲。此外，游牧于嫩江流域的科尔沁蒙古及其所属的锡伯、瓜尔察等民族部落也对满族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

清太宗皇太极即位后，于后金天聪六年（1632年）命巴克什达海等人对老满文重新加以修订，以新满文（带圈点满文）取代老满文。新满文成为满族的统一文字和以后清朝的“国书”或“清书”。与此同时，皇太极因历史上女真族建立的金朝曾多次进攻汉人居住的中原地区，为消除这一名称带来的负面影响，改“女真”为“满洲”。“满洲”正式命名是在清太宗皇太极时期的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十三日。据《满文老档》记载：皇太极指出“我国之名原有满洲、哈达、乌拉、叶赫、辉发等，每有无知之人称之为诸申。诸申之谓者，乃席北超墨尔根族人也，与我何干？嗣后凡人皆须称我国原满洲之名，倘仍有以诸申为称者必罪之。”至此，皇太极将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部分蒙古部落以及少数其他民族纳入同一族名之下，满洲族自此形成。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清宫堂祭与满族诸姓跳神祭祀基本一致。尽管清崇德初年皇太极曾命满洲旗民停设堂子致祭，但居东北的满族诸姓却用神匣替代堂子栖神，人神同舍，丰秋祭祷，成为满族萨满教一大特征。而清宫堂子祭祀，属于皇宫大内的宫祭，既保留了爱新觉罗氏入关的民族部分特点，又极力吸收和受历朝宫廷宗教的影响和束缚，祭神典例已日趋宫廷化、庙堂化、规范化，客观上已使民族文化受到了损失。特别是经过乾隆、道光朝的历代不断改造充实，萨满祭歌所特有的形象性、文学性及生动性等北方民族浓厚的文化特征，变成空洞的程式化的赞词，而且礼仪极端森严，集历代宗祀之大成，“为历代祀典所无”。这对于研究我国北方原始宗教和人为宗教以及上层宫廷宗教之演化过程，确是罕有的文化遗产。

满族神话概念，严格来讲，是不很确切的。按史学观点看，使用“满洲”一词作族称的年代较晚。“满洲”的名称是在明代末年明崇祯八年（1635年）才出现的。当时,满洲建州部首领努尔哈赤建立了“大金”政权，史称后金，借以与前代金王朝（1117—1234年）相区别。后来，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继位后，便于1635年（清天聪9年）下令禁用“诸申”（即女真旧号）称呼族号，而使用“满洲”为族号。从此，女真诸部便改称“满洲”。清亡后，统称为满族，直到现今。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代，满族先世女真诸部主体已经进入奴隶社会和农奴制以及封建帝国的门槛。社会文明急遽飞速发展，已经不复存在萌生和形成人类史前神话的历史条件。但是，满族是由其历史上先世族称肃慎、靺鞨、女真（诸申、曼殊、曼殊什利）等族称沿袭而来，一脉相承。满族神话的源流恰恰应该追溯到满族先世——女真祖先所创造和流传下来的神话遗产。满族神话正是满族先世神话的承继与延续。满族神话就是满族先世神话。

从历史我们可以看出蒙古族与满族是以相互影响的关系，不管是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早在元朝时期蒙古族对满族祖先女真的影响是不能忽视。《元朝手工业》一文中指出：忽必烈的皇后本身就是个刺绣高手，创新了很多蒙古族刺绣。清朝皇太极的孝端皇后、孝庄皇后和宸妃，都是出于科尔沁蒙古部落，必然也带去蒙古部落的习俗，所以清朝时期的刺绣和满族刺绣，会受到元朝的影响和蒙古科尔沁部的影响。拿蒙古族服饰来说，目前人们普遍认为马蹄袖是满清服饰重要特色，其实在蒙元时期蒙古族袍服中就有马蹄袖的形制，蒙古国博格多乌拉山麓石崖上的蒙古古代人像袍袖又长又宽，其中一只袖口似马蹄袖状，侧面可以看到一根细辫子。文化人类学家莱斯特•怀特说“文化是一个连续统一体，是一系列事件的流程，是一个时代纵向的传递到另一个时代，并且横向的从一个种族或地域播化到另一个种族或地域。”明朝走向衰落时，东北地区的建州女真在努尔哈赤带领之下迅速崛起，为了试图在与明朝的对抗中占据优势，不约而同地设法努力争取漠南蒙古。努尔哈赤采取的措施可归结为“女真人的蒙古化”。具体内容就是将被征服的女真人及投附的蒙古人统一划归到八旗内，以八旗理念构建新的共同体，又在新建的共同体内尽量增加蒙古文化元素，使得女真人与蒙古人之间的文化差异缩小“在努尔哈赤的十六位后妃中，就有两位是蒙古族。皇太极的十五位后妃中，有七位是蒙古族。顺治皇帝的十九位后妃中，有六位是蒙古族。康熙皇帝的四十位后妃中，有两位是蒙古族。”从以上可以看出，蒙古族文化对满族文化有很大的影响力。“在满族肇兴时期应该说吸收最多的是蒙古族文化。自古以来女真于蒙古居处相近，习俗相仿，认同感很强。在事实上，当时也多在语言、制度上模仿蒙古，并借用蒙古文字而创制出满文。在女真三大部中的海西女真的些许部落中均有蒙古族成分，他们所具有的蒙古族文化一定会影响其他女真各部。

正当蒙古封建割据加剧之际，1616年女真族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王朝。后金的建立对蒙古的政治局势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改变了200余年来的明朝与北元的对峙局面，蒙古大汗林丹汗与明朝签订了共同反对后金的协议；其次，改变了蒙古内部的关系，努尔哈赤和他的继承人皇太极采用联姻、封爵等手段拉拢邻近的蒙古部首领，从而在蒙古内部发生了与后金和与战的斗争。努尔哈赤最初的战略目标是消灭明朝，但1619年的抚顺战役中札鲁特部受林丹汗旨令出兵一万援助明朝打后金，从此以后努尔哈赤把把攻击目标转向蒙古，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利用蒙古内部的矛盾，联合科尔沁等部攻击林丹汗。林丹汗在与后金的战斗中失利，于1634年率部奔青海，在青海西拉塔拉病故。1636年蒙古四十九旗王公聚会多论诺尔，承认皇太极为蒙古汗。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400余年的统治到此结束。

明朝中叶以后，随着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的南迁，野人女真（也称东海女真）便成为黑龙江东部地区的主要居民。从努尔哈赤起兵到天命十一年去世，他先后多次派兵对黑龙江东部地区的东海女真瓦尔喀部、虎尔哈部、卦尔察部、渥集部等进行征讨和招抚，并将大批的人口迁往辽东，编入八旗。从《清实录》有关记载的数据情况看，努尔哈赤时代俘获或招抚并迁往辽东的东海女真各部约有5400户。当时东海女真尚处于原始氏族社会阶段，其每一户的人口应该很多，我们仅以最保守的每户5口人计算，5400户应为27000余人。而当时被迁到辽东的不以户计算的男女及幼丁约有31830人。两者相加共计为58830余人，这里还不包括那些被迫迁往辽东而没有确切数目记载的人数。去掉浮夸等因素，努尔哈赤时代参与满族形成并加入满洲民族共同体的东海女真至少也有5万人。到了皇太极执政的天聪年间，加人满洲民族共同体的东海女真至少也有7600余人。这样，在满族形成过程中，至少有近6.6万名的东海女真加入进来，成为了满洲的重要组成部分。

满族先民的原女真各部众，素有古老的崇鹊信仰。在满族先民古代神话中，很早就有“神鹊通天”、“神鹊救水中生灵”的神话。这些神鹊神话，远在皇太极颁定满洲族称之前，就传诵古久了。在满族洪水神话《白云格格》里，群鹊求告天神的三女儿白云格格，投下青枝，才拯救和繁衍了地上的生灵万物。在满族萨满教珍贵的“天宫大战”神话中，讲述宇宙初开时，神鹊为阿布卡赫赫（天母，即后来的天神阿布卡恩都里）的侍女，阿布卡赫赫与恶魔搏斗，要吃能生力气的东海石，为此神鹊天天去东海采石，归程累了便歇落在神树上。因此，在满族古神话中，喜鹊有衔石助天的功勋，而受敬崇。在满族民俗中，祝赞“神树与天通”，不单颂其高，更倍崇神树为神鹊落脚之所。这些正反映了满族及其先民“崇鹊为神”的悠远古俗。

在清代，有旗人和民人之分。民人主要是指汉族百姓，旗人主要是指编入八旗的兵丁及其家属。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就建立了满洲八旗，到皇太极时期，又建立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这样，清代旗人除了满洲八旗旗人外，还包括编入八旗的蒙古人和汉人，他们被称为蒙古八旗旗人和汉军八旗旗人。清代旗人享受国家特殊的待遇。但清代满洲族专指满洲八旗旗人，并不包括蒙古八旗旗人和汉军八旗旗人。清朝对旗人采取“优养”政策，旗人生下来就有钱粮，他们一生的主要活动就是当兵打仗当差，关内的旗人还被禁止从事农业、手工业及商业等经营活动。清代满洲族又有新、旧满洲之别。“新满洲”满语称为“伊彻满洲（ice Mauju）”，“旧满洲”满语称为“佛满洲（fe Manju）”。一般说来，清入关前，将努尔哈赤时期编入满洲八旗的旗人称为老满洲，将皇太极时期编入满洲八旗的旗人称为新满洲；清入关后，将清入关前编入满洲八旗的旗人称为老满洲，将清入关后编入满洲八旗的旗人称为新满洲。清代新满洲还包括东北地区编入驻防八旗的赫哲、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费雅喀等族人，但这些民族是独立民族，不属于满洲族。

在清代历史上，满族曾使用民族语言满语和文字满文。满语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满族最初并没有文字，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和噶盖二人参照蒙古文字母拼创满文，俗称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满文字母数目和形体与蒙古文字母大致相同。天聪六年（1632年）清太宗皇太极令巴克什达海对老满文加以改进。巴克什达海利用在字母旁加圈加点、改变某些字母的形体、增加新字母等方法，表达原来不能区分的语音，规范了词形，并改进了拼写方法，创制了专门拼写外来音的字母。改进后的满文有了比较完善的字母体系和拼写法，具有区别于蒙古文字母的明显特征。这种经过改进的有圈点的满文被称为新满文。新满文中最著名的作品是《尼山萨满传》。

然而，在承认强调族源神话与历史学研究的密切关系的同时，我们还应注意民族族源神话所具有的民族观念局限性与渲染性，还不能完全将其作为“信史”。比如，满族族源神话——长白山三天女佛库伦吞朱果，生布库里雍顺，为满洲之主的神话，有清以来广为传播，被视为满洲的重要神话，而且历代学者对其褒贬不一。有些文章将其视为因袭殷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故事的仿学，或者视为仿学高句丽始祖朱蒙降世传说的编创，也有些学者认为“天女固在多年前已列于萨满之奉祀神位也”，“不是完全无据的”，等等。笔者认为后者论断是对的，神话出于本民族民俗习俗，传自民间，不是仿学或臆造的神话故事。有些人的文章是欠说服力和欠妥当的。众所周知，各族历史先民都要经历社会历史的初级阶段，都要经过只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的社会历史阶段，即母系氏族社会，不孕或神孕而生的神话故事，在国内外诸民族中均不乏其例。识别与鉴定一个民族神话的真伪，最重要的依据是其神话的内涵与文化内容，是否符合该民族的基本文化特质和诸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实况。这是最为重要的，其次，还要验证该神话在该民族中传承与传播的历史真实和实际状况，进而证实其从属性与可靠性。《长白山三天女》神话，完全符合这一考验。从我们近些年对满族文化的考察中充分证实在我国北方满族及其先世女真族中，乃至北方其它兄弟民族中都熟知此神话传说，广为播布，妇幼皆知，是得到满族等北方诸民族承认的。从我们搜集到的满族著名英雄传奇说部《两世罕王传》一书可知，清太宗皇太极是一位有文韬武略的马上皇帝，与其父清太祖努尔哈赤一样，精通女真语、汉语、蒙古语及索伦（鄂温克）、打虎儿（达斡尔）等民族语言与习俗。他未继皇位前，与众兄弟曾化装或戎装到过牡丹江、嫩江、松花江以及内蒙草原诸地，足见他极谙熟当时女真诸部包括东海野人女真人的民俗风情，熟知女真人丰富多采的口碑文学。皇太极本人不仅擅讲《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许多传说故事。他称帝后承袭父志，用兵辽东，为争取、团结和号令女真诸部，稳定既成的女真各部的统一局面，把久在女真妇孺中流传的“女神育世”神话，附会于自己祖先爱新觉罗氏家族远祖身上，炫耀不凡，这是明显可辨的。三女神神话，早在北方诸民族中与萨满祭祀中均被奉祀，只不过名字与内容有些改变而已。近些年我们还征收到珍藏数百年的三女神神偶是此神话的物证。应该说，这则神话既不是抄袭体神话，也不是随心所欲地臆造，而是沿用了女真人素有的崇祀天穹女神的宗教意识和崇爱灵禽的民俗心理，以天穹女神神话为胚基而产生的爱新觉罗氏家族族源神话。满族是在强大的部落分争情况下，由多种而又繁杂的部落成份相凝聚而成的民族共同体，其文化素质、信仰、习俗内涵是极其丰富和复杂的。满族名称虽有了，但整个满族的族源神话是不存在的。有清以来，在满族诸姓中，除保存“长白山三天女”神话为官方法定的氏族神话外，在不少姓氏的族祭中仍在传诵与保持着本哈喇（姓氏）的氏族发轫神话。今日，在研究与撰写北方民族族源神话之际，上述问题应予以说明和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