咒鬼彝人有病，即认为是有鬼作祟，要请毕摩咒鬼。咒鬼须用1只山羊（或1头猪）、1只鸡、30根白杨树枝、30根柳树枝。将这些树枝插在锅庄旁边，再把羊、猪、鸡牵到毕摩面前，由毕摩念咒鬼经后打死烧吃。咒鬼一般进行3天，除第一天用牲畜外，第二、三天只是念经。

捉鬼是小凉山彝族苏尼的一项法术。当一家连遭灾祸时，常请苏尼来捉拿害人鬼。需用猪、鸡、山羊各1只，酒1坛，1尺长的树枝和5寸长带叉的树枝各3根，用泥土制成的有盖的罐子1个。苏尼于夜晚到其家中后，坐在锅庄客位上，将羊和猪牵到苏尼面前。然后苏尼开始祷念师传的神灵，继而请山神，尔后一面手击羊皮鼓，一面旋转。经一段时间后，苏尼叫把泥土罐子盖打开，待苏尼大吼一声“盖住”，鬼就算被捉到了。接着便杀牲吃肉，吃完肉就处理捉到的鬼。由一人拿着捉鬼的罐子走到门前，另一人用火铲铲一撮灰，苏尼站在拿鬼罐子的人面前，边念咒语边说：“害人鬼，今天要打死你，烧死你……”念毕苏尼大吼一声“放啊”，拿罐子的人把盖子打开，把铲好的火灰撒进罐子，即把鬼赶跑了。最后苏尼说：“鬼啊！等到竹筐装满了水才能回来。”意思是永不让回来。

苗族元素在许多画家的作品中都出现过，我们信手拈来的就有何家英、聂南溪、罗中立、李昂、陈晓光等等,以湘西苗族作为创作题材的艺术家有聂南溪、朱训德、陈白一、郑小娟等人，他们用传统工笔人物技法描绘湘西苗族的生活风貌。聂南溪先生是湖南工笔画地域风格创立者之一，他的作品《赶场去》，画面描绘了她们身穿苗族服饰、背着竹背篓，手里还牵着山羊，在赶场的路上与朋友亲戚们闲聊的场景；作品《打花带》中苗家姑娘通过自己的巧手编制花带，脸上透出浅浅的笑容，可以看出这花带对她的意义可能是要送给自己的心上人，其画面构图饱满，人物形象生动，具有浓厚的民族气息。朱训德先生的作品《春花集锦》的创作灵感也是来自于湘西苗族的赶场，画面中苗家姑娘们围着地摊挑选自己心仪的花样，她们眉日、神情各异，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郑小娟先生的作品《山雀》，画面描绘了一名苗家姑娘身穿挑花图案的服饰坐在装满青草的背篓上，像是在吟唱一首美妙的歌曲，引的小鸟都在她背后的枝头上聆听，郑小娟先生说工笔画要注重形式感，不能太生活化，要比现实生活更浪漫。她的作品《踏歌行》也是描绘的挑花服饰，画面中苗家姑娘欢歌载舞扭动着身躯，线条细腻流畅很好的传达出了人物个性。李儒光先生的作品《好宝宝》，采用写实手法刻画人物细节，从画面中可看出几位苗家女的服饰、头帕各不相同，右边的服饰很明显就是吸取了挑花服饰元素的古泸式苗服，左边的的几位是明显的凤松式苗服，不同的苗族服饰丰富了画面形式，表现出苗族姑娘对美的追求；整个画面无论从造型、色彩、还是线条上都彰显出艺术家精湛的功底。苗族题材一直以来都是艺术家所关注的，以上艺术家从苗族人物形象、苗家生活中吸取创作灵感，他们或许并不知道具体的苗族服饰类型，但是仍被这民族风情所吸引，开启自己的创作之旅。

此类题材以汉族和满族世代尊崇的吉祥鸟兽为主，其中包含现实存在和虚构想象两种。写实题材中常见的吉祥鸟有满族特别崇尚的乌鸦、喜鹊、燕子、海东青等。还有满汉民族都非常喜爱的鸳鸯、仙鹤、雄鸡等。写实题材的吉祥兽有狮子、老虎、山羊、兔子、鹿、马、牛等。虚构类的吉祥鸟是凤凰，吉祥兽是龙和麒麟。吉祥鸟与花卉组合构成花鸟绣题材，是岫岩满族枕头顶刺绣常用的题材。其中，以鸳鸯双双游嬉于荷花中间的图案为最多。寓意美满幸福，成双成对，永不分离。吉祥兽类题材以“狮子滚绣球”和“麒麟送子”为多，意在祝福家族繁盛，人才辈出。喜鹊和鹿是满汉民族都非常喜爱的吉祥物。满族更是把喜鹊视为图腾神鸟，把鹿视为图腾神兽而加倍崇奉。因此在满族绣枕顶中可以看到黄嘴、红眼、黑白羽的神鹊形象；也可以看到一种嘴叼灵芝仙草的回头鹿造型。其中都蕴含着一些古老的传说，描绘着遥远的记忆。满汉文化兼容的题材常见的是“喜鹊登梅”“双喜临门”以及“鹿鹤同春”“双鹿呈祥”等。

很久以前，有两个民族——支拉与戈拉。他们间发生战争，戈拉被打败了（戈拉是羌，支拉是汉人的古名，日本人至今仍如此称呼他们）。羌长程迁徙，到此地之前走了一年又数个月。途中他们使用牛皮做的圆舟渡河。其中一个船漏了，经书也打湿了；当经书放在太阳下晒时，羊子来把它们吃了。因此羌人今日没有文字，经书内容只能靠一代一代口传下来。当羌人到了中国西部时，朝廷正在与戎打仗。戎被打败，退到杂谷脑。朝廷的军队也退到灌县休息，使得灌县到杂谷脑之间空了下来，于是羌人来占了这地方。那时羌人有绵羊、山羊，也种麦，但是就没有玉米。乾隆时，瓦寺部落从西藏的瓦寺厂来，帮朝廷打羌族，打了十二年。危关一场大战，一个人从山顶下到河边，没有被人看到。羌人就败了，瓦寺因此得到现驻地为赏赐，在羌与汉人之间。

据羌族人和释比讲述：传说天神阿巴木纳带了很多在各种祭祀场所用的经书，由于路途劳累，休息时他睡着了，醒来时，发现所有经书都不见了。他又记不得经书的内容，没有经书他就无法作法了，正着急时，树上的一只金丝猴对他说：“羊子吃掉了你的经书，你快杀掉山羊，用山羊皮制成鼓，做法事的时候，只要你敲起羊皮鼓，你就会想起经文的内容。”此法果然灵验，阿巴木纳为感激金丝猴，在做法事的时候，就佩戴金丝猴皮帽。从此以后，释比们敬拜猴头师祖或做法事时就敲响羊皮鼓并跳起舞蹈，称之为羊皮鼓舞。

猴头帽 以金丝猴皮缝制而成，无帽檐，帽顶呈“山”字形。从左到右，分别代表“黑白分明”、“天”、“地”，标志着释比为沟通人神中介者。释比戴此帽源于远古的传说。传说称释比原本带有记录羌人来源、历史、文化等内容的“天书”，不幸被山羊所食，文化面临失传的危险，幸得金丝猴启示，杀食此羊，以皮制鼓，即可在做法事时敲鼓忆书，诵念如昔。此后，羌文化通过释比的口传心授得以传承。在此历史记忆中，金丝猴成为羌文化传承的关键，被尊称为释比的“护法神”。为感谢金丝猴，释比将其皮毛制成帽子，让人知道它的恩德，永远尊敬它。金丝猴猴头帽的象征意义和释比的社会活动，共同体现出了羌族的宗教观。

《鸡冠石》叙述仙人留给善良百姓的宝贝仙鸡被富人哎赖抢夺，最后鸡血化烈火将哎赖及家产化为灰烬的故事。类似故事还有《绿宝珠》、《山羊姑娘》、《放牛娃纳坤》、《补犷的毒计》等，并且多以有权有势者的贪婪霸占、凶狠抢夺为故事情节发展的动因。

越南瑶族主要居住的越北山区，分为高山区、半山区和平地三种不同地区。高山地区主要是高平、谅山、北岗、宣光、河江、广宁等省的石灰石山区以及西北的高山地区。居住在这里的瑶族多数是红瑶、部分钱瑶和少数蓝靛瑶。这里关山阻隔，山高平均800米到1000米。交通闭塞，森林破坏的少，雨量大，气候凉爽，土壤为富含腐殖质的红土，但在森林被破坏了的地方，则成了水土流失的草地。动物少，但人们还经常遇见食肉猛兽如老虎、豹子，各种食草兽类有鹿等，崎岖的山腰上有许多山羊。

都安、马山一带的瑶族喜欢养羊。养羊的目的除了吃羊肉外，更看重羊的治病、养身作用，“羊红”和“羊酱”，是敬客必不可少的两道菜。近代有羊贩子收购山羊，转销香港、澳门等地。这些都刺激了山羊的饲养，羊的数量有所增加。

巴马瑶族自治县大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开展农业综合开发，农村经济从单一的粮食生产逐步形成粮食、林果、畜牧、水产同时并举的多种经营格局。20世纪80年代以后，巴马已种有30多万亩茶油树、2.5万亩玉桂、1万亩酸梅、6万亩木薯、4万多亩糖蔗、3万亩杂果和20多万亩用材林。1997年全县大牲畜存栏7.6万头，出栏1.8万头；生猪存栏12.8万头，出栏12.4万头；山羊存栏6.5万只，出栏4.5万只；水产品产量756吨；水果产量7474吨；木薯3.8万吨；茶籽油4643吨；糖蔗15万吨。经济作物和畜牧业成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农产品市场比较丰富。

近现代广泛流传于布努瑶分布的广西都安、大化、巴马、田东、隆安、东兰、凤山、凌云等县份。但神话反映的是洪荒时代的事迹。神话内容主要是：阴风和阳风呼呼吹，吹得天地卷成一团，天地间有一面铜鼓，铜鼓里睡着一个女神，女神四周有九个大神卫护。经过九千九百年，沉睡的女神在天地爆裂声中苏醒过来。她就是万物之母密洛陀。她站在裂缝地方，把“上边”撑起成了天，把“下边”踩下成了地。她用左耳环造了太阳，用右耳环造了月亮，脱下彩裙抛上天空变成彩云，把珍珠串撒向天空变成星星。她唤来身边大神治山治水，管树管花，种树种花，种蔬菜瓜果，种五谷杂粮；又令大神造了飞禽走兽，但虎豹豺狼伤害无辜，密洛陀令猴拿弓箭去射杀虎狼；后来老猴变坏，带小猴残害山羊；密洛陀又令卡享去收缴老猴的弓箭。为造人类之事，密洛陀先派乌鸦、鹦鹰去找有水草花木地方，然后把蜜蜂、古蜂、黄蜂、马蜂的腊捏成人形，置放箱子里，经过长时间护理，终于变成了汉、壮、苗、瑶四种人。老虎要来伤害人类，密洛陀招大神去赶虎，请蜘蛛纺纱织布做衣服给人类穿，请山羊进山采药给人类治病。太阳月亮各十二个，密洛陀令大神去射落各十一个，从此大家安居，但禽兽常来糟蹋山里的小米，密洛陀便将铜鼓给了瑶人敲打，从此，铜鼓成了瑶人传家宝。

古代的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社会是一个阶级社会，宗教。中的神不过是奴隶制国家统治阶级在天国中的投影，本质上是拥有土地的贵族。每一位神都有自己的神庙，神就生活在庙宇之中。庙宇周围的土地和城镇在观念上都属于神所有，并由神经营和管理。在“恩凯和世界秩序”这则神话中，恩凯神代表英利尔神来组织世界秩序。他好象一位管理大庄园的大管家一样，在庄园里安排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工作和经济工作（放牧业、农业、建筑业……等等），同时指派不同的神分别进行监督。从别的神话可以看到，诸神按照贵族内部民主制的方式组成宇宙国家一级的诸神大会，这是处理宇宙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诸神参加诸神大会，对具有全局性的事务（如选举或废黜国王），进行投票表决。天神安努是诸神大会的“主席”，是地位最高的神。各项宇宙事务分别由年长的神担任，各司其职。例如：太阳神尤塔（阿卡德人叫沙马什神），除主管太阳以外，还担任神的法官，统管执法和主持正义的事务，地位仅次于天神安努和地神英利尔，除负责农业以外，还执行众神大会的裁决。女神宁哈沙格也叫做宁特尔和宁马克，是石头神，掌管东部附近的山脉和西部多石的沙漠，包括那里的野生动物—野驴、瞪羚、野山羊等。她也是生育女神。恩凯神负责掌握河流甜水和能生育的男性精液，他是最聪明的神，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经常解决神和人上诉的问题。伊斯库尔（阿卡德人叫做阿达德Adad）是雨神，他的女儿伊南娜（阿卡德人叫做伊斯塔尔Ishtar）是战争之神、爱情之神，主管晨星和昏星（显然是金星）之神。这位女神在神话中被赋予广泛的神性和众多的职能，被视为爱护自然界的生命之神，狩猎之神，、性欲之神，帮助人类、为人消灾的慈悲之神……因此，她受到普遍的崇拜。伊斯塔尔的情人和丈夫都姆齐，阿卡德人叫塔摩兹是放牧之神，又是守护植物之神，草木春生、夏长、秋收、冬枯是此神功能的表现。

《骑木马的女婿》的故事主要叙述三女婿因贫穷，常受岳父母及连襟的鄙视。岳丈六十大寿时，他骑着木马最早赶到祝寿，并夸其木马过山山让路，过河水倒流。岳父试骑毫无反应，一气之下把木马掷下山岩，没料到，岩脚下一只山羊受惊吓狂奔而逃。岳父回来，诉说情况。三女儿借机说木马变山羊跑了。无奈，岳丈只好送一匹马给三女婿。

《山羊姑娘》的故事叙述的是：一位善良穷后生救下一只受伤的山羊，而这只山羊原来是仙女变成的。由于他的善良，仙女与之成亲。后来仙女被打猎的财主认出，于是，就用一个丫环来强迫与后生换妻。仙女知道与后生在人间生活只有3年缘分，于是同意交换。仙女在与财主回归途中，化为山羊逃走。故事一方面刻画财主的贪婪、霸道、凶狠，一方面歌颂山羊姑娘关心后生，为了使之躲过劫难，宁肯成全夫君的幸福而自投苦海的崇高品德。

狩猎业是宋代瑶人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五溪盘瓠蛮“其民皆射生而食用”。瑶人“食不足猎野兽，至烧龟蛇啖之。”融州瑶人“以大木两片紧合之，中稼一代，令两木中间。次日，人熊至，见代而怒，跨坐，拔去代而木合，正害其势，乃死。”说明瑶民不仅射猎野兽，而且可以用“木制机关”捕人熊。瑶民不仅可以上山猎兽，而且可以下河痨鱼，《溪蛮丛笑》载：“山瑶无鱼具，上下断其水，揉寥叶困鱼，鱼以辣出，名痨鱼。”《评皇券牒》也有类似的记载：“青山生有山猪、山羊、山牛、山扒、山猴、野狸、山鸡、百鸟，溪河水鱼……敕令准许王瑶子孙任从打箭箭死禽兽。”“手把硬弓求野肉，将来谢祖敬家先。”“（山獭）出宜州溪峒，俗传为补助要药。……方春时，瑶女数十，歌啸山谷，以寻药挑菜为事。獭性淫，或闻妇人气，必跃升其身，粘骨而入，牢不可脱，因扼杀而藏之。”这是捕山獭之例。

水族双歌侧重于对真善美的赞颂，意在弘扬民族的传统美德。另一方面，也不乏对假丑恶行为现象的抨击与规劝，这也是民族道德规范中另一个侧面。利用双歌吟唱对不良现象进行抨击，其形式更讲究巧妙和委婉。因为“斗争”的场合毕竟在众人欢聚的酒席上，其“武器”也不过是唱歌而已，因此，“斗争”的手段乃是通过嘲讽戏谑，来规劝不良现象，令其觉醒，从而起到维护道德规范的作用。比如，对于自命不凡，狂妄自大者，可以唱《老虎与虹龙》进行讽喻；如有人无视约定俗成的双歌习俗，以多唱歌炫耀自己，压制别人，可唱《猴子和山羊》等歌回敬他；如果在席间无端地遭受别人唱歌攻击，《傻丈夫》就是为对方准备的一则双歌。对于那些自充内行，不懂装懂，唱歌老出差错者，可唱《老奶焊壶》、《卖草药的和牙痛的老太婆》之类双歌进行戏谑和规劝。《卖草药的和牙痛的老太婆》很有趣：有位老太婆牙痛难忍，找到摆地摊的药贩子求医。药贩子吹嘘他的药“皇帝家的，都前来要”。但牙痛的老太婆从药贩子满口牙齿一颗也不剩，说话都捂着嘴的情状中，识破了药贩子的真相，于是就唱歌揭露其庸医误人之行径。

4、求财神主要保佑狩猎者平安，并在打猎时受到鹿、野山羊等的酬报。属各户祖先中成员，地位仅在“引童翁”之下。属家庭行猎层次。

在游牧生活中，除了绣山绣水，柯尔克孜族人民多以卷曲飞扬的规律线条组合表示，白色为底代表雪、乳汁，几何三角代表山，蓝色蜿蜒的纹案代表水。这反映了长期生活在高山草甸上的博孜墩乡柯尔克孜族把他们的所见所思描绘成针下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图案，有森林中的树木、草原上的青草、红色的鲜花、黄色的野菊、白色的蒲公英以及叫不出名字的花草树木；除了植物外，动物也是柯尔克孜族刺绣中不可或缺的纹饰来源，有传说中的神鹿、路边吃草的山羊、山脚下散步的牛等。

彝族谜语，艺术上具有结构精巧、比喻出奇、画面活跃的特点，并能起到传授知识、促进智力、发展思维的作用。谜语的表现手法主要有描写法和诡词法两种。描写法运用白描和各种修辞手法，对谜底事物的特点进行具体形象的描绘，从而隐喻、暗示出谜底；诡词法不对谜底作隐喻描写，而用费解、反常、矛盾的现象表现谜底。从内容上看，彝族谜语与彝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心理意识、风俗习惯紧密联系在一起；在题材上，取物象的居多，取事象的极少。物谜，是有关自然现象、动物、植物和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的；而事谜则是有关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和劳动过程的。如：“关箱箱，闭箱箱，里头有个黑姑娘”（眼睛）；“有吃肚不饱，无吃肚也饱”（水缸）；“山脚热辣辣，山腰水哗哗，山顶雾腾腾”（煮饭）；“一个老妈背着豆，顺箐走，顺箐漏”（山羊）。

画面中右下角绣有一个休魄强健的青年男子，这便是满族人心中最为敬仰的神、现实生活中最为勇敢的神。只见他头戴黄色毡帽，身着紧身红色短衣，腰间束丝带，下身穿蓝色长裤，脚穿橙色鞋，富有满族服饰的典型特征。再看他双臂上仰，两腿迈开，似在极力驱赶羊群向前飞奔，姿态英伟，身前绣着向前奔跑的三只山羊，动态却各不相同，其屮的一只小山羊回首顾盼，单就这份纯真，使紧张的与生命较量的奔跑场景，透出无限的青春和无暇。这里的三只羊并非真实指三只羊，应该是虚指，表示一群的意思。在羊群的身后是一只咆哮而来的凶猛的斑斓猛虎，大口张开，红舌白牙，两目圆睁。这一倾斜的老虎拉近了山和羊群的距离，使整个画面的运动感得到增强，刹那间，形成了老虎、羊和人之间紧张的三角关系。后面绣的一座大山五光十色，好似冬季的阳光照射在白雪上被衍射出的彩色光晕。这一构图方式采用了平视构图，主体塑造的人物、动物以及山的形态都是平面展幵的形态塑造，对表现对象的取舍删减，完全凭着创作者的个人经验和审美理想，任意取舍，自然挥洒，大胆创造。无须考虑对象之间的体积、空间、透视、比例，最终使画面能够突出重点、色彩对比鲜明，空间虚实相衬，增强作品的艺术表现力。这种平面化取物的表现手法，不仅增强了刺绣的主观性、时空性、立体性、全面性，其最终实现了追求造型完整的目的。这幅枕头中的形象，就是表现了满族的始祖布库里雍顺，其在画面中的位置、形象、动势都为之作了烘托。

在河江省的高山地区，很早以来就已形成了许多热闹的集市，如苗旺、同文、管簿、黄疏非、信门、安明等。以前，上述集市人们安排在一个月中的不同日子会集，但后来为了集中生产，也为了让干部工人们有时间赶集，各地方已规定只在周日集圩。现在在高山地区，这已成为习惯。瑶族人带到集市上出售的商品也很丰富，主要有玉米、谷子、大豆、扁豆、水牛、马、山羊、坯布、蜂蜜、竹笋、蘑菇、木耳等。瑶人购买的东西主要是那些他们自己不能生产的东西如煤油、食盐、缝衣针线、味精、电池等。

1960年9月，中共中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从1961—1965年为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其后延长至1965年。在经济工作中纠正“左”的错误，降低工业发展速度，压缩基建战线，精简职工，加强农业第一线。在瑶族地区的主要做法是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即十二条）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开展以反“五风”（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各地党委对由于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基建安排不当，大量调用农村劳动力及“五风”造成粮食减产，出现饿死人问题作了检讨，并采取相应的措施缩小公社规模，生产管理权限下放，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粮食征购改先购后留为先留后购；生产队粮食上缴任务定死，超产奖励，减产罚；实行困难户部分供给制；办食堂自愿参加，自由结合，单独核算，尔后全部解散；留足社员自留地，允许社员开荒；生猪派购实行购留各半；奖励繁殖耕牛；高级社时，社员房前屋后零星果木归公社的，以户计算，5株以下的归还社员私有；维护生产队的自主权；下放一批国家干部、工人到生产大队、生产队，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开放集市贸易等。经过全面调整，农村经济得到恢复，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也有了提高。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1964年粮食总产量达12055.61万公斤，比1949年增长91.2%，比1955年增长19.3%。该县三只羊公社建良村1964年与农业合作化前相比，农民人均口粮由合作化前的110公斤增加到155公斤，养猪由150头增加到517头，耕牛由171头增加到324头，山羊由200只增加到572只。农民有蚊帐由5床增加到510床，棉被由410床增加到810床，砖瓦房由60间增加到230间。

鄂温克族：《东北亚洲搜访记》中曾记载：“索伦纯为萨满教，无巫人，云自外来，其巫皆为女子，任至谁家，均见其祀有萨满神像，盖于毛毡上，以驼毛为绳，结为人形，加以双目阔约一尺五寸，长约二尺五寸，二体双并，谓系男女二神，男名桀士波罗汉，女神仅名波罗汉。阴历二月十五日以粟纳神口中，盖即馔供之意。又在毛毡之右，贯以麻绳，挂小肉块如串珠，其下衬以山羊之毛。于毡之左端，悬一小毡包，纳山羊毛于其中而缝之，此即索伦男女之神，家家信仰，萨满为之祭祀，亦为之祈祷。由此思之，则索伦之宗教，不奉喇嘛，从可知矣。”

按照泰勒的观点，原始人是从两种生理现象的观察中构成了一种与身体完全不同的灵魂观念的：第一种是睡眠、出神、疾病和死亡等现象。原始人认为这些现象的出现，原因在于有某种生命力离开和抛弃了身体所致。第二种则是做梦和幻想的现象。原始人把梦幻中出现的影象认之为灵魂的独立活动，在原始人看来，这两种生理现象都是独立于身体的生命力——灵魂的活动和作用。泰勒从死亡和梦幻两种现象推论出原始人的灵魂观念，这种心理过程和认识论过程的分析有相当的说服力。在原始时代，当人们还不能科学地理解死亡现象的时候。很自然地便会把这归因于作为生命力之实质的灵魂的离去。我们不妨设身处境于原始人中间来考虑这个问题：我的一位氏族同胞昨天还生活着，他与我谈话，我们一同上山打猎，追赶一头山羊，他一箭射穿了山羊的咽喉，然后我们一起把山羊弄回村就分而食之，唱歌跳舞……可是，在今天早晨上山打猎的时候，突然一头猛虎猛扑过来，把他咬得遍体鳞伤，伤口淌着鲜血，最后血流完了，气也断了，这位昨天还生龙活虎般的同胞口不能说话吃东西了，肢体不能活动了，死去了。面对此情此景，我们的原始人当然就会推想，这位死去的同胞比他昨天一定是少了一件什么东西，而那个“什么东西”一定是使他得以活生生地活着的东西。一旦这个“什么东西”从他身上走开了，身体也就不能活动，死亡了。这种使身体活动的“生命力”、“活动力”、“生活力”……就是原始人的“灵魂观念”。细心一点的原始人还可能从死者死去时的情景进一步推论：这种作为生命力的灵魂大概是从呼吸的鼻孔和流血的伤口中逃走的；灵魂甚至就是呼吸的气息或流通于身体中的血液。

羊图腾神话，在广西壮族地区还有一些流传。壮族人口较密集的马山县，流传着一个《羊山的传说》：古代山羊也像人一样，能够说话，也听得懂人们说话。有一群山羊在一个水草丰美的山坡上吃草。这时皇帝经过这里，看中了这个山坡，说这是个风水宝地，就宣布了这个山坡是他的，并决定在这里安葬祖宗呢！住在这里的人们谁也不敢做声。这时，山坡上传来一阵山歌声：

山羊王把二郎一家安置在深山老林的岩石洞里，又转身到清水泉边咩咩地招它的兄弟们。谁知那伙贼人又前来报复，并砍死几头山羊。山羊王又气又恨，在离二郎家百步之外绕着屋转圈地跑。跑着，跑着，地渐渐地下沉，那些匪徒全部沉入深渊（原来的清水潭变成了浊水潭）。后来山羊王和它的兄弟们，都得道升仙了。

在忻城县还流传着一个《山羊报仇》的神话。说一群山羊，与老虎同住在一个山头上。老虎很傲慢，不仅常常在山羊面前夸耀自己的本领，而且还经常趁山羊睡觉时偸偷地把一些山羊吃掉。这样，天长日久，山羊剩下不多了。山羊终于发现了老虎的恶行，就商量出一个办法，由老山羊对老虎说，有一处地方，长着一只与它（指老虎）一样的东西，它的肉香，很好吃。老山羊还告诉老虎，那东西经常夸口说：“世间数我的肉最香最好吃，哪个能斗得过我，我宁愿给它吃了！”老虎一听，口水直流，直问那个东西在哪里？山羊表示愿意带老虎去找它。于是老虎便跟着山羊走。老山羊把老虎带到一口深水潭边，说：“就在那里面。”老虎走近潭边，果然闻到香气扑鼻，一看潭里，那里有一个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动物，正在眼睁睁地望着自己。老虎一阵狂笑，那动物也跟着老虎笑，老虎气极了，对山羊说：“你在上面等着，我下去把它拿上来，我就可以饱餐一顿。”说完，老虎就往潭里一跳，在潭里什么也没有找到，却被水呛得难受极了，拚命挣扎，还大喊山羊救命。原来山羊在潭边放了一把五香粉，使老虎中计了。山羊在潭边笑着对老虎说：“老哥，还不上来呀，老弟我饿了啵！”山羊用计谋制服了老虑，保护了自己的族类，显示了自己的智慧。与前面所说的老母羊与皇帝面对面对抗，互相辉映，各具情趣。

六月，太平军进攻独山城。潘新简与之配合，出兵到独山羊安、天星屯，牵制烂土清军。七月二日，太平军攻破独山城，知州侯云沂被杀。这次胜利大大鼓舞了农民起义军。

要观察自己的编发和形象，镜子必然产生。这件羊形柄铜镜，是1965年伊吾县苇子峡墓地出土，属战国至西汉时期。青铜分铸立羊柄和圆镜，铆接合成，镜面圆形，平直无纹饰。手柄呈北山羊形，立耳、颔首，长角向后呈波状弯曲。北山羊造型简洁、饱满。北山羊的后背部，铆合着一个“T”形钩状物，以随身悬挂携带之用。从动物造型来看，有着浓郁的草原地域民族风格，这样的铜镜在新疆仅发现一件。手柄北山羊有着浑圆的身体、健硕的四肢，醒目的两只大角傲然挺立。两只大角显然经过了古代艺术家的夸张，长角波状纹只简缩为六个，且每个波状纹中间留有孔，玲珑可爱，它的下颚还留着一撮长须，显得风度翩翩。是一件很有欣赏价值的艺术品。据专家介绍，这只北山羊铜镜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虽然已部分锈蚀，但精美的造型却仍令人赞叹不已。加上哈密以前出土的铜镬、弧背鹿首铜刀、双羊铜牌饰等，更是表明了哈密、伊吾、巴里坤、鄂尔多斯大草原以及中亚大草原之间的文化联系。

宗教属于意识形态，它是原始初民在北方生存生息过程中与自然界抗争相对软弱无力的观念反映。宗教并不是人类初始就有的。依据国内外考古调查证实，在原始群时代，人类刚与动物分野，大脑思维与意识观念等等还相当不发达。当时人类只是自发地适应于自然界，还不可能将人类与自然分离开来，也就不可能产生那种人与自然之间相离又相关的神秘的宗教观念，也就谈不上有宗教祈祷行为。只有到了原始氏族制阶段，人类思维能力有了进一步发展，才有了原始宗教的萌生，如美洲印第安易洛魁人的氏族社会的宗教仪式便是这期间的产物。欧洲是在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尼安德特人才开始有宗教萌芽。据考古证实，发现尼安德特人已经有了埋葬死者的习惯，在死者周围还排列着公山羊的角。有些遗骨周围还散布着红色碎石片等。这种墓葬，被考古学认为是“尼安德特人”时代的宗教信仰的证明。在我国北方对于萨满教最初萌生时期的实物例证，过去鉴别、分析和认定甚少，所以确定其最早产生的年代是较困难的。但是，从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的遗址人骨化石可以看到，遗骸周围撒有含赤铁矿的红色粉末，还有各种随葬品如燧石石器和钻孔兽齿、石珠、海蚶壳和骨坠等物，说明大约一万八千年前的山顶洞人已经产生原始宗教观念。红色粉末等在我国北方诸民族民俗信仰中始终代表鲜血或牲血的颜色，祈祝其灵魂安宁而予以献牲，源自同一观念。在我国北方，特别是东北地区乃至西伯利亚、远东一带的考古发掘中，发现新旧石器时代墓葬中很多骨骸旁伴有骨角、珠饰以及兽骨、蛤壳等遗物。苏联莫斯科东北部的逊戈发现两万多年前的男人和小孩的遗骸，身上撒有红色赫石粉。成年男子身上还有三千颗珠子，此外还有兽齿、猛犸象牙和石珠等饰品。我国东北东部地区的新开流、莺歌岭文化遗存中出土的骨雕鹰头，骨雕游鱼、陶人，以及陶器上的水波纹、陶猪、陶狗、陶熊，中部地区昂昂溪文化遗存及白金宝、庆华遗址中的陶制的鸟形，用三角形篦点纹在陶器上组合成的鹿纹、羊纹、蛙纹以及陶马等。这些带有图腾崇拜宗教色彩的文化遗存，都是初民在特定的釆集与渔猎生产经济阶段下所形成的生物生命崇拜观念，实际上就是当时原始萨满教神论观念的思想结晶，进一步证明在氏族时期先民们产生了动物崇拜：如崇拜鹰神、水神、鱼神、猪神、熊神、鹿神等。

湖南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水洞坪村一带的瑶族过“赶苗节”，与当地瑶族曾反抗封建统治的压迫有关。相传明代崇祯年间（1628—1644年），湖南溆浦县瑶族首领刘南山、卜连山和隆回县瑶族首领奉逐明等组织联合义军，聚集在两县交界的虎形山和老营坡一带安营扎寨。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十五日，官军集结兵力，采取调虎离山计，乘夜伪装以送军饷为由，在120只山羊头上挂着灯笼，敲锣打鼓，朝义军寨前走去，义军不知其中有诈，纷纷出寨迎接，官军乘虚而入，从寨后破门直上，对义军进行突然袭击。双方在水洞坪一带激战3天3夜，义军寡不敌众，以致全军覆没，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为纪念死难的英雄，每年农历五月十五至十七日，当地瑶族都从四面八方汇集一堂，祭拜英灵，后演变为民族传统节日。

有一天，盘护领着六个儿子上山打猎，不幸被山羊犄角所触，跌落山崖丧生，山羊也摔死山崖之下。儿子们把盘王尸体抬回来，为了悼念他，便砍梓树做鼓身，蒙上山羊皮，制成大鼓和长鼓，公主背大鼓，儿子们提长鼓，边敲边舞，六个女儿手持手帕，边哭边唱，共同怀念盘王。

除通过体制改革来消除贫困外，这一阶段的扶贫，也开始注意到通过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生产来解决消除贫困。1980年国家拨出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1981年农业部公布《关于1977—1979年全国穷县的报告》，提出3年平均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在50元以下的列为穷县，40元以下的列为穷社、穷队。1984年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开展全国贫困状况的调查，提出198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在120元以下的县列为贫困县，对于这些贫困县国家在财政、税收等多方面给予优惠。1984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强调集中力量解决连片贫困地区的问题，把中国贫困地区分为18片，其中有瑶族聚居的广西河池、百色两片。广西还确定48个（1988年增加新成立的大化瑶族自治县变成49个）老革命根据地、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山区、贫穷县（简称老、少、边、山、穷县）和155个广西最贫困的公社在政策上和资金、物资供应上给予重点扶持，其中基本包括了瑶族贫困地区。仅都安瑶族自治县，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政厅拨出专款130万元，支持贫困户购买耕牛455头、山羊526只、生猪10234头、化肥1673298公斤、口粮277562公斤、棉被1839床、棉衣1485件、蚊帐4843顶、单衣7377套、卫生衣2900件；用于维修房屋和购买其他用具16851元；用于种子种苗31170元。这一时期的扶贫工作为后来大规模的扶贫开发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总的来说，仍没有完全摆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做法即偏重于给贫困户发钱发物，解决生活困难。这种“输血”式的扶贫方式治标不治本，年年扶贫年年贫，甚至使部分人形成“等、靠、要”的依赖思想，离开救济就无法生活。

原来这首山歌是一只母羊唱的。皇帝气得全身发抖，立即命令侍卫张弓搭箭，向羊群射去，一支箭射中了母山羊的腿。但山羊仍骂不绝口，直骂得喉咙都哑了。皇帝无奈，只好葬完祖宗就跑了。他还没有回到京城，就被人推翻了。那只被射伤的母山羊，一直蹲在山顶上，不断骂皇帝。不知过了多少年，就在一个雷雨交加的晚上，这只母山羊突然化为一只石羊，久而久之，人们便把这座山叫羊山。羊素以温驯善良著称，在这里却被赋予了敢与皇帝对抗到底的顽强性格与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显然是人们崇敬羊而把它神化了。人们把一座山当作羊的化身，让它永远矗立在人们的面前，让人们世世代代崇拜它、记住它。对图腾物的美化、神化，这是图腾神话的一般规律。这是图腾氏族理想的外射。至于山羊与皇帝斗争之类的情节，是这个图腾神话流传过程中，人们加上去的，这是氏族社会氏族斗争的反映。显然，《羊山的传说》已经不是最初产生时的面貌，是经过阶级社会的人们加工过的。不过，作为图腾神话的影子还是清楚的，特别是壮人对山羊的崇拜感情。

在这幅动物壮锦的最左边是一只仰首挺胸的山羊，或者说是一只羊羔。经过壮锦艺人的概括与抽象，这只羊羔生动活泼，非常可爱。羊纹虽然在壮锦中并不经常见到，但是同样反映出一些壮族先民曾经以羊为自己氏族的图腾。在壮族地区的考古资料、民间工艺与神话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出壮族先民羊图腾的状况。首先，壮族地区古墓中出土的大量羊角钮铜钟是羊图腾存在的有力证据。羊角钮铜钟造型独特，体积不大，圆形，像半截橄榄，上小下大，像一只蹲着的羊。羊角钮发现的地区主要是古越人活动的云贵、两广等地，其中广西出土的最多，几乎占了一半。从出土的情况看，羊角钮铜钟总是与铜鼓相伴在一起，“羊角钮钟与铜鼓是一对孪生子”。其次，广西壮族民间工艺如羊纹牌饰、羊形铜灯和羊雕石像是羊图腾存在的具体证据。在广西西林县普驮西汉墓葬中出土有五件“山羊纹牌饰”和六件“绵羊头牌饰”。在广西玉林市郊区西山村茶庄出土的羊形铜灯是羊图腾存在的一个证物。在壮族地区土司或者头人的墓地中，还会见到羊的石雕，以此镇妖辟邪。最后，壮族民间神话传说直接反映壮族人民的羊图腾。这一方面体现在传说中的人羊婚媾行为。如广西宁明县桐棉乡流传着《阿羊》的神话，讲的是一位天神与一位壮家姑娘生下一只小羊羔。小羊羔9岁能说话，15岁到土司老爷家放牛。一年后，土司老爷要招阿羊为上门女婿。他的九个女儿中，只有九妹答应嫁给阿羊。一天，阿羊脱去了羊角、羊皮、羊蹄子，变成了一位英俊少年。阿羊与九妹恩爱幸福，那八位姐姐都很妒忌，追悔莫及。另一方面体现在传说中羊充当人们的保护神。如广西邕宁县流传着山羊王铲除强盗的神话。讲的是，一个年轻寡妇带着一个幼小儿子生活，后来与张二郎结婚，生活幸福。有一帮强盗要来抢劫他们家。在山中修炼的山羊王连夜到张二郎家报信，可是他们没有理解山羊王的意思。第三天夜里，30多个强盗来抢劫。山羊王带着99个兄弟前来解救，将强盗赶跑。后来强盗来复仇，山羊王又将强盗沉入深渊。张二郎家为了纪念山羊王，将居住地改为杨村，姓氏也改为杨了。这些神话传说中不管是人羊婚媾行为，还是羊充当人的保护神，羊都具备了图腾的特征。综上所述，壮锦中的羊纹饰反映了壮族先民源远流长的羊图腾崇拜。

月亮山、雷公山、瑶人山和茂兰喀斯特森林区是水族地区森林保存得最完好的地区，在这些地区还有部分原始森林。位于三都水族自治县腹地的瑶人山，现有森林面积2万多亩，木材蓄积量约30万立方米。瑶人山区层峦叠嶂，主峰海拔1365.5米，高竣雄伟，气势磅礴。山上树种繁多，万木竞长。据初步考察，这里主要树种有430种以上，分属79科，207属。其中有不少是国家一二类珍贵树种，如福建柏、南方红豆杉、香榧、闽楠、紫楠、小叶红豆树等，还有珍贵树种木莲、马尾树、石笔树、南岭黄檀、油杉、苦桃木、黄锦木等。此外，药用植物资源也十分丰富，如厚朴、黄皮、川桂、三七、党参、黄连、独活、柴胡等。由于这里自然环境基本上未受破坏，生态环境相对稳定，因此各种野生动物在这里找到了良好的栖息之地。据有关部门调查，这里发现有金钱豹、狗熊、猕猴、野牛、野猪、山羊、狼、香獐及狐狸等多种野生动物，还有乌龟、蛤蚧、娃娃鱼、石蛙、角怪及树睡等两栖动物，以及飞禽类锦鸡、白山鸡、野鸡、斑鸠、岩鹞、啄木鸟、猫头鹰、草鹗等，爬行类乌梢蛇、眼镜蛇、银环蛇、野鸡项、青竹镖、菜花蛇等。多种多样的动植物使得瑶人山充满勃勃生机。这个有着丰富生物种源的典型生态系统区域，是开展生物生态科学研究的理想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