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用色很自由，苗族常用黄色。黄平一带将绸缎浆染成金色，毕节一带衣袖有大块黄色贴花，罗甸、南丹一带有黄丝线挑花的上衣，安顺一带在红色的上衣上以金寅丝线绣满花纹，黎平大稼一带保存的以金黄色丝线织锦、挑花做成的古衣，月亮山区苗族“吃鼓藏”时主祭者穿的黄缎衣等都是以黄色为主色的表现。至于黄色为配色者则不胜枚举。苗族用色的自由、大胆，源于她们极少受政治、阶级的限制因素影响。她们对色彩的选择除了民族的喜好、审美方面的原因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颜料的获取是否容易，工艺掌握是否精熟。审美、喜好、习惯等有时是随着工艺的变化而变化的，这在苗装中十分明显。例如，湘西一带的苗族过去是“尚红”的，至少明、清两代的史书是把他们称为“着衣尚红”的“红苗”。但是，自乾隆年间以后有了改变，如今很难从他们的后裔中见到“尚红”风俗的痕迹。这种变化是十分值得注意的。过去湘西、黔东一带赤铁矿、汞矿丰富，苗族占居其间，自由开采，用作染料染红了他们的衣裙。清王朝中央介入后，特别是“改土归流”以后，汞矿为国家垄断，价格不断攀升，以之染衣十分困难，加之近代染料不断冲击，他们便逐渐以蓝为主，成为“尚蓝”者。苗族较少使用黄色，除受不同支系审美上的影响外，更主要是工艺限制。在笔者搜集到的材料中，黄色颜料较少，而且工艺较为简单，定色效果不佳，褪色快，因而弃之不用或少用。古代苗族从自己的氏族或部落的族徽观念出发，在装饰上创造出特点各异的艺术形象，用以作为本氏族的象征符号。这些特点反映在刺绣纹样的内容上，显示出所谓的图腾崇拜，反应在纹样的配色上，则显示了装饰色彩的趋向性。比如红苗，以龙、凤为其氏族象征，图案内容以龙凤纹样为主体。色彩装饰以红为主体，辅以白、黄等其他色彩嵌饰；花苗则以花为其氏族象征，图案纹样多以花为其主题内容，以各种色彩对图案进行配色。色彩种类繁多，尽量使对象光彩夺目，求得五彩缤纷又和谐统一的装饰效果；白苗，以蝴蝶为其氏族象征，纹样以蝴蝶为主体，底色以白为主。纹样配以朱红、浅红，间以灰、黑、蓝等色，或以深色为底，纹样以白色为主，间以红、黑、灰、黄等色；青苗，以夔为其氏族象征，图案以麒麟为主体内容，或配以云纹，表现麒麟腾云驾雾，或配以水波纹，表现麒麟漂洋过海。纹样配色，以青为主色调；黑苗，以狗为其氏族象征，纹样以狗为其主体内容。配色多用黑色、黑紫等，再用黄色、黄间白或其他少量色彩点缀其中。

如前所说，原始艺术还不是为着纯粹审美的目的，而是为着实用的或功利的目的而进行的活动。这种实用的或功利的目的常常体现在图腾礼仪或巫术活动之中。或者说，这些实用或功利的目的，包含着这些准宗教活动本身的目的。在这种场合，原始艺术与原始宗教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例如，欧洲的许多洞穴壁画位于洞穴深处十分黑暗的地方，有的动物被画成已跌入陷井，有的动物画像身上有被长矛或棍棒戳刺打击的痕迹或表示伤痕的圆圈，有的洞壁在同一处反复画着同一野兽，重复的次数甚至让人难以辩认。这些情况说明创作壁画的目的似乎并非为了观赏，而是与某种狩猎巫术有关。又如，山顶洞人的所有装饰品的穿孔，几乎都是红色，好象是它们的穿带都用赤铁矿染过，再从他们的尸体旁也都撒有这种红色的赤铁矿粉末来看，红色对于他们似乎不仅具有生理上的快感刺激作用，而且具有某种严重的宗教意义。在布满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几何纹饰中，也能发现这种情况。那些在今天看来似乎只有美观和装饰性而并无具体含义和内容的简单而又抽象的几何纹样，其实在当年都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宗教内容和神圣含义的。那些各式各样的曲线、直线、水纹、漩涡纹等等，绝不是简单的“纯形式”的纹饰，而是“有意味的形式”，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所崇拜的图腾或其他动物的形象抽象化和符号化的结果。另外，原始的歌舞虽然无法留存至今，但其最初作为图腾仪式和巫术活动的组成部分，作为颂扬祖先，祭祀天地的手段和工具，尚可以从一些古籍中寻得蛛丝马迹：“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掺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九七三年秋在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彩陶盆上的舞蹈图案，也许就是这种图腾歌舞的真实写照。那头上发辫似的饰物，下腹体侧尾巴似的饰物，不就向我们透露了个中消息吗？图腾歌舞的情节意义孕育着后来戏剧的萌芽，最早的诗歌则多是祭神的颂歌或赞美诗，这也是人所共知的。在西方，古希腊艺术的第一个阶段是神话，第二个阶段是荷马史诗，第三个阶段是古典戏剧。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与希腊宗教的关系十分明显，至于戏剧，它实际上是当时祭神节活动的重要项目，“看戏就是受教育，它是雅典公民的一种宗教的和政治的任务”。总而言之，在独立的观赏艺术产生之前，原始艺术的种种形式，诸如歌、舞、剧、绘画、雕塑、诗歌、神话等等，几乎都曾作为形式和手段，服务于原始的宗教活动的目的。甚至这些艺术形式本身，往往都是在这些宗教活动中锻炼成熟的。原始宗教与原始艺术的浑然一体，不但由于二者都倚重幻想、象征和非逻辑性的思维方法，而且由于当时二者都有着更多的实用的或功利的目的。

奉合乡以农业经济为主，有耕地290.9公顷（4363亩）。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97.3%，有林地0.2万公顷（3万多亩），为都匀市森林资源达10万立方米以上7个乡之一。森林覆盖率为43.6%，境内有重晶石、赤铁矿等资源。

在中国大地上生活的原始人留下有此类宗教遗迹者，最早是山顶洞人。山顶洞人生活在距今约一万八千年前，在人类学上属于晚期智人或新人阶段。其脑量和身体结构已同现代人没有多大差別。嘴部后缩，下颏突出，这表明他们已具有相当水平的语言能力和思维能力，有形成宗教观念和宗教幻想的主观机能。山顶洞人洞穴的一侧有一块葬地，发现了三具人的骨架，死者身上有一些殉葬的装饰品，还撒有红色赤铁矿粉末。这说明山顶洞人已有埋葬死者的迹象，与欧洲的莫斯特文化相当。

灵魂观念得以产生的“远古时代”。究竟远在何时，难以具体确定。总之，人类学和考古学的发现证明那是非常之古远的。史前考古学发现了一个重要事实：古猿人的洞穴遗物与旧石器时代中期（所谓“智人”）的墓地随葬物有着明显的差别。在后者的墓地上发现死者肉体的安放有一定的方向和位置，尸体周围有各种随葬物。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尸体之旁放有钻孔的兽齿、石珠、骨坠等物，推测当为死者生前的装饰物，同时，肉体周围还撒有红色的赤铁矿粉末。此类情况在欧亚各地的“智人”时代的原始人洞穴中均有发现。学者们由此断定此时的原始人已经产生了关于死后生活的观念。此种情况在古猿人的地下发现中是没有的。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当人类从类人猿脱颖而出之后，是没有什么灵魂观念的。这种观念是原始人类进化到一定阶段（根据现在发现的资料是在旧时器时代的中期或晚期）的产物，也是我们迄今所能发现的证实人类最原始的宗教观念的考古事实。那么，原始人又是怎样和为什么在他们的头脑中产生出灵魂观念呢？泰勒对此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说明。

宗教属于意识形态，它是原始初民在北方生存生息过程中与自然界抗争相对软弱无力的观念反映。宗教并不是人类初始就有的。依据国内外考古调查证实，在原始群时代，人类刚与动物分野，大脑思维与意识观念等等还相当不发达。当时人类只是自发地适应于自然界，还不可能将人类与自然分离开来，也就不可能产生那种人与自然之间相离又相关的神秘的宗教观念，也就谈不上有宗教祈祷行为。只有到了原始氏族制阶段，人类思维能力有了进一步发展，才有了原始宗教的萌生，如美洲印第安易洛魁人的氏族社会的宗教仪式便是这期间的产物。欧洲是在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尼安德特人才开始有宗教萌芽。据考古证实，发现尼安德特人已经有了埋葬死者的习惯，在死者周围还排列着公山羊的角。有些遗骨周围还散布着红色碎石片等。这种墓葬，被考古学认为是“尼安德特人”时代的宗教信仰的证明。在我国北方对于萨满教最初萌生时期的实物例证，过去鉴别、分析和认定甚少，所以确定其最早产生的年代是较困难的。但是，从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的遗址人骨化石可以看到，遗骸周围撒有含赤铁矿的红色粉末，还有各种随葬品如燧石石器和钻孔兽齿、石珠、海蚶壳和骨坠等物，说明大约一万八千年前的山顶洞人已经产生原始宗教观念。红色粉末等在我国北方诸民族民俗信仰中始终代表鲜血或牲血的颜色，祈祝其灵魂安宁而予以献牲，源自同一观念。在我国北方，特别是东北地区乃至西伯利亚、远东一带的考古发掘中，发现新旧石器时代墓葬中很多骨骸旁伴有骨角、珠饰以及兽骨、蛤壳等遗物。苏联莫斯科东北部的逊戈发现两万多年前的男人和小孩的遗骸，身上撒有红色赫石粉。成年男子身上还有三千颗珠子，此外还有兽齿、猛犸象牙和石珠等饰品。我国东北东部地区的新开流、莺歌岭文化遗存中出土的骨雕鹰头，骨雕游鱼、陶人，以及陶器上的水波纹、陶猪、陶狗、陶熊，中部地区昂昂溪文化遗存及白金宝、庆华遗址中的陶制的鸟形，用三角形篦点纹在陶器上组合成的鹿纹、羊纹、蛙纹以及陶马等。这些带有图腾崇拜宗教色彩的文化遗存，都是初民在特定的釆集与渔猎生产经济阶段下所形成的生物生命崇拜观念，实际上就是当时原始萨满教神论观念的思想结晶，进一步证明在氏族时期先民们产生了动物崇拜：如崇拜鹰神、水神、鱼神、猪神、熊神、鹿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