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末在民族工作中开始出现一种急于促进实现“民族融合”的错误观点，把进入共产主义以后才能逐步实现的远景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工作任务和实际工作纲领。“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发展为民族虚无主义和民族取消主义，否认社会主义还存在民族和民族问题，把承认民族差别，照顾民族特点的思想和政策统统扣上“特殊论”、“条件论”、“落后论”的帽子加以批判，认为“再提民族特点就会犯政治错误”。1966年8月中央统战部被打成“修正主义司令部”、“牛、鬼、蛇神的庇护所”，民族工作机构被撤销，民族院校大部分被关闭，民族区域自治被污蔑为“人为地制造分裂”、“制造独立”，严重损害少数民族的各种利益和权利，给少数民族和民族工作造成极大灾难。这种错误思想实际上是否定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的差别，严重脱离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助长了民族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唯意识论，导致“浮夸风”、“共产风”以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在少数民族地区泛滥成灾，极大地破坏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力，并给少数民族后来的发展留下许多后遗症。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各民族共同繁荣的过程中，民族间的趋同性将会进一步发展，民族差别愈来愈减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但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各民族繁荣而不是民族融合时期，也不是民族消亡时期。1980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红旗》杂志刊载了1959年8月4日周恩来在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这篇被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理论权威”康生和陈伯达封锁了20多年的讲话的发表，表明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根本立场和民族政策的全面恢复。在拨乱反正的同时，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照顾和帮助少数民族，使少数民族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有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有了较大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一定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文化、科学、卫生、体育事业也有了相应的发展，民族关系不断改善，民族团结得到了加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瑶区基本不通公路，道路又陡又窄，运输主要是靠肩挑、背扛和放木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每年都拨出专款，修通到瑶区各县城和重要乡镇的公路，把瑶区主要村寨的羊肠小道拓宽改造成1.2米宽以上的人行道，疏理溪流河道，使交通运输条件得到改善。例如，1952年，广东连南人民政府在财力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拨出30万元专款，把瑶区主要村寨的羊肠小道（共130多千米）加宽改造成1.2米以上的人行道；接着又先后投资650多万元，修建林区公路193.7千米，疏理溪流200多千米。又如，在广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立即抢修战争中被毁公路。根据交通部关于结合《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建设地方道路网的要求，在地方道路建设中贯彻“依靠群众，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经济适用”的原则，1956—1957年在全省掀起第一次筑路高潮，两年共修建县乡公路2089千米。其中，通往瑶区的公路有富川县建成富阳至桃川公路37.4千米，金秀瑶族自治县建成桐木至金秀公路34.3千米，象州县境百丈至大樟8千米。1958年5月起，广西又掀起以修建县乡公路为主的第二次筑路高潮，各县全面展开，参加筑路的农民最多时达到70万人。在资金、材料十分紧缺的情况下，农民自带口粮和工具修路，自制炸药开山炸石，上山砍树架桥，声势浩大，前所未有。这次筑路高潮，从1958—1960年连续3年，建成县公路2127千米，乡公路2928千米。到1960年，广西县乡公路总里程达8107千米，已通公路的人民公社757个，占全广西人民公路总数的71.54%，瑶族地区交通闭塞状态有了很大改变。但在这两次筑路高潮中，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盲目追求数量，瞎指挥，浮夸风，加上群众一哄而起，现场管理和技术指导跟不上，普遍存在线形差，弯多、坡陡、路窄，临时桥涵载重能力低，晴通雨阻等问题，后遗症不少。加上瑶族地区绝大多数山高水深，修路工程浩大、技术复杂、投入巨大，一时还难以修建公路。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随着急躁冒进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急剧升级，对瑶族地区的影响也日益加大。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提出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并得到毛泽东的称赞。1958年1月11—22日，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强调要“不断革命”，对1956年的“反冒进”，提出严厉的批评，并把“反冒进”作为会议的重点议题。会后，各地猛攻各种“保守思想”，仅广西各地贴出的大字报就达2000万张。1958年5月5—23日，中共八届二次会议确立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要争取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10年赶上美国的不切实际的设想。这次会议以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跃进”的浪潮。1958年9月16—2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在以浮夸、虚报而成为少数民族地区“思想大解放，生产大发展”的典型的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召开全国民族工作现场会。这次会议强调，少数民族地区的“大跃进”，不仅要有两条道路斗争的胜利作为基础，还要打破在建设速度上的右倾保守思想，彻底扫除“落后论”、“特殊论”、“条件论”，号召全国民族工作者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要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精神”，积极推进民族地区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左”倾思想的泛滥，否定了少数民族地区和汉族地区的差别，严重地脱离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助长了民族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唯意识论。致使“浮夸风”、“共产风”和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在少数民族地区泛滥，给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关系的健康发展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瑶族地区也深受其害。由于违背客观规律，搞假、大、空，从统计数字上看粮食增产了，实际上许多人家已经挣扎在“饥饿丰年粮，野菜塞肚肠”的困苦境地。许多年后，人们回忆起“左”倾思想的危害仍然有发怵之感。

1960年以后，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纠正了“共产风”、“浮夸风”、“一平二调”，战胜了困难，到1964年，农业生产又一次得到恢复和发展。

从上述看出，解放后到1957年，水族地区农业经济是稳步发展的，农业总产值增长较快。1958-1962年由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等违反了客观的经济规律，破坏了资源，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总产值大减。在“三五”期间，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造成农业总产值下降。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放宽了农村政策，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地调动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农业经济迅速发展，自治县农业总产值上升较快，是水族地区解放以来农业经济的最好阶段。

1960年9月，中共中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从1961—1965年为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其后延长至1965年。在经济工作中纠正“左”的错误，降低工业发展速度，压缩基建战线，精简职工，加强农业第一线。在瑶族地区的主要做法是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即十二条）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开展以反“五风”（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各地党委对由于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基建安排不当，大量调用农村劳动力及“五风”造成粮食减产，出现饿死人问题作了检讨，并采取相应的措施缩小公社规模，生产管理权限下放，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粮食征购改先购后留为先留后购；生产队粮食上缴任务定死，超产奖励，减产罚；实行困难户部分供给制；办食堂自愿参加，自由结合，单独核算，尔后全部解散；留足社员自留地，允许社员开荒；生猪派购实行购留各半；奖励繁殖耕牛；高级社时，社员房前屋后零星果木归公社的，以户计算，5株以下的归还社员私有；维护生产队的自主权；下放一批国家干部、工人到生产大队、生产队，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开放集市贸易等。经过全面调整，农村经济得到恢复，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也有了提高。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1964年粮食总产量达12055.61万公斤，比1949年增长91.2%，比1955年增长19.3%。该县三只羊公社建良村1964年与农业合作化前相比，农民人均口粮由合作化前的110公斤增加到155公斤，养猪由150头增加到517头，耕牛由171头增加到324头，山羊由200只增加到572只。农民有蚊帐由5床增加到510床，棉被由410床增加到810床，砖瓦房由60间增加到230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