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指引下，广大干部群众是怀着极大的热情参与的，但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从上到下头脑发热，号召人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树立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的口号，动员干部群众不顾实际，大办农业，大办工业，大炼钢铁，浮夸风劲吹，违背了客观规律。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的一些公社食堂大门贴出“鼓足干劲来生产，放开肚皮来吃饭”的对联。在湖南新田县门楼下瑶族乡，放出的“卫星”说，种出一个几百斤重的大红薯，这个大红薯在山上被挖出来后，一不留神，便滚下山去，碰断了几棵大树。由于一方面浮夸、高估产、高征购，另一方面“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工业”，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长时间脱离农业生产，造成秋收作物无人护理和不能及时收割，粮食大幅度减产。到年底，不少公社不仅无钱发社员的工资，集体食堂也处于无米下锅的状态。而这时候，有的领导却认为缺粮是农村中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作怪，开展了“反瞒产私分”运动。广西恭城县在1960年春节前后的半个月内，就有829名社队干部被批斗，其中被斗死9人，自杀11人，伤残25人，受党纪政纪处分96人。在浮夸风、共产风之后，随之而来的是饥饿和疾病，甚至有不少人因此被夺去了生命，生态环境也遭受了巨大的破坏。同时，“人民公社化”的做法，把原来经济条件不同、贫富差别悬殊的社队合在一起，实行统一核算和分配，导致了严重的平均主义，穷队共了富队的产，损害了一部分群众的利益，在分配制度上，否定按劳分配，搞“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做法，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这种状况直到1962年以后才得到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