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区新年画的创作活动，开始于1939年的延安和晋东南地区。延安抗日根据地是党中央的所在地，聚集了很多革命美术工作者。鲁迅艺术学院的文艺工作者在1939年春节开展慰问群众活动时，江丰、沃渣分别创作了新年画《保家卫国》及《春耕图》，宣传边区生产和抗日。虽然画面简单，印刷的份数不多，但画中都注意吸收民间美术中形象突出、颜色鲜艳的特点。与此同时，由胡一川等木刻工作者组成的木刻工作团，奉命由延安赴太行根据地，也利用年画形式开展抗日宣传。当时（1939年）日寇对解放区抗日根据地进行分区扫荡，并利用我国民间美术形式，搞了好多反宣传，晋冀鲁豫区党政军为对付这种恶毒阴险的计划，在山西武乡召开了文艺干部大会，决定继承我国民族民间艺术的优秀传统，创造为人民喜闻乐见的新文化新艺术。鲁艺木刻工作团团长胡一川和木刻工作者们一起决定试用我国民间形式创作年画。据邹雅于1962年1月6日在《北京晚报》著文回忆说：我们找到了一位木刻工人赵四，又从《新华日报华北版》调来一位懂得木版水印工人赵思恭，在短期内突击印制了第一批木刻水印画，内容有《送子弹》、《开荒》、《织布》、《抗日人民大团结》、《一面抗日一面生产》等八幅作品。这些画刻得都是单线，印上五彩，非常鲜艳夺目。1940年春节，我们把它送到集市上，一面展览宣传，一面销售，立即受到广大农民的喜爱，一万多张画，被争购一空，买不到画的，一再要求把展览品卖给他们。从那时起，群众就把它叫做新年画，我们也就都叫这种画为新年画了。

1973年出版了几张创作的年画。在群众已经十分厌烦样板戏的情画况下，这些带有风景的年画，以及稀有的年画创作，也成为热销货，如天津作者陶琦画的《我爱北京天安门》印209万张、沈大慈的《小小针线包》印207万张，连张福龙在年“文革”前画的《毛主席和青年农民》，也重版印了56万张；1975年《闪闪的红星》剧照四条屏印了186万套。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华国锋任党中央主席，于是以歌颂华国锋为题材的1977年年画，订数攀了高峰，如《华主席台湾儿女热爱您》印112万张，《我们热爱华主席》印119万张，《华主席和我们在一起》印116万张，另外还有《你办事，我放心》等印数也很可观。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1977年天津人美社出版年画《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印数高达352万张，可见全国人民对鞠躬尽痒的周恩来总理深厚的感情。

瑶族是在中国这个大环境内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按照费孝通教授的观点，瑶族应该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多元中的一元。瑶族无论从北向南和向西迁徙，还是小部分迁向海外，在历史文化上都深深打上了中华民族的烙印。那么，瑶族在历史分期方面，是否参照中国通史呢？瑶族历史又该从什么时候写起，写到什么时候为止呢？从中国通史的内容看，它基本上反映的是华夏族——汉族的发展史。在历史分期方面，遵循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顺序，将其社会发展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然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并以此为主线贯通历代各个中央王朝。本书作者认为，瑶族通史是反映瑶族的发展史，从瑶族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看，与汉族相比，虽然都是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有一定共性，但存在的差异非常大。汉族是中华民族中人口最多、经济力量强大、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民族。从夏朝以后，汉族基本上处于统治地位。而瑶族，自秦汉以来，是一个一直被统治、被压迫、被歧视、被强制同化、被迫不断迁徙、受尽人间苦难的民族。这就是瑶族发展史上与汉族的最大的差异。当然，瑶族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兴衰起落与中央王朝的统治是有密切联系的。但是，由于瑶族社会发展一直处于不平衡的状态，不同支系，不同地区瑶族在同一时期是否都经过汉族的发展阶携，至今难以定论。比如，瑶族没有经过奴隶社会，这是学术界大多驳人的观点，基本形成了共识。那么，是否都经过了封建社会呢？仍有不同的看法。例如，直到近代，一些地方的瑶族仍不同程度地保存原始社会的一些现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瑶族是不是普遍确立封建地主经济，还有待深入调查、重新评估。因此，本书对瑶族的历史分期，并没有按中国通史的历史分期照抄照套，而是按照历代中央王朝与瑶族历史的演变和发展息息相关的纪年划分阶段。在总体安排上，就是根据瑶族社会发展史的特点和实际，每个阶段有什么历史资料，就按资料编排相应的具体问题，以写清楚瑶族在该阶段的发展演变状况。例如，中国通史是从人类起源写起的，而瑶族通史则是从瑶族远古祖先写起，即从传说时代开始。因为瑶族传说的内容比较丰富，如盘古和盘瓠传说，密罗陀传说与瑶族起源都有直接关系，从传说时代写起比较容易为人们理解。但传说时代可近可远，可以近到三五千年，也可以远到几万年甚至十几万年前。为此，本书是从瑶族先民原始居住地的古人类写起，论述瑶族起源。由于“瑶”的名称出现于南北朝，唐宋称“徭人”、“蛮徭”，宋代部分瑶族地区已出现封建化过程。所以，本书以魏晋作分界线，之前属瑶族先民史，之后作为瑶族形成和发展史。这样，通史的上限就提到传说时期的石器时代了，至于下限，则定在20世纪90年代末。本书的下限定在20世纪90年代，主要是基于这样考虑的：首先，瑶族地区社会经济经历了新中国建立以来50年的奋斗历程，变化大，特点突出，经验丰富，教训相当深刻。写好这阶段历史对瑶族地区今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次，党中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已作出了决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对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总结，为写好这阶段的瑶族史提供了指导性的文献和理论依据。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按照上述原则划分瑶族历史阶段，反映在各阶段篇幅上的内容，古代较少，近代较多，这不仅是资料上的原因，也是客观实际的需要。

李涛（1905. 9—1972.12）又名李开源、李盛才、李毓英、李湘民，号少白。男，瑶族，湖南省汝城县延寿瑶族乡人。1925年参加湖南省郴州“雪耻会”，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在汝城县开展建党工作，后选调到“衡阳政治讲习所”学习。3个月后到常德国民革命军任宣传员，同年8月被派回汝城县任工人运动特派员， 兼任中共汝城县特别支部委员。1927年被选为汝城县总工会委员长，同年与何举成等人组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补充团”，率队到江西上饶一带打游击。后将部队番号改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一团”，在桂东、汝城一带作战，时任第一营党代表。后起义失败，李湘民到广东寻找党组织。1929年李湘民由广东省委介绍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同年4月被党组织派往赣西部队，任第二大队政治指导员、党代表，率军就地打游击。1930年部队改编为红六军，先后任一纵队政治部宣传科长、二纵队八支队政委，同年秋，任红三军七师 政委、党委书记。1932年任红十三军七师政委、党委书记，期间受“左”倾打击，降为该师政治部宣传科长。1933年任红一方面军对敌工作部部长，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保卫局长。先后参加了反抗国民党军对革命根据地的五次围剿战役。长征期间，李湘民先后任军委纵队先遣突击队队长，军委二届政委，军委纵队司令员。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1935年任西北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1936年任一方面军政治部统战部长，改名李涛。后被党派往杨虎城部队做统战工作。“西安事变”后，调任陕西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任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驻武汉办事处、驻桂林办事处处长和南方局社会部委员，“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政治教员和中共工作团团长。“皖南事变”后回到延安，任军委建设部部长，中央军委秘书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军委作战部部长、党委书记，期间参加了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和列席了西柏坡的政治局会议。解放战争期间，参与中央军委对三大战役作战方案的制定工作。19奶年列席了中共七届三中全会。1952年任军委工校校长以及中央军委第三部部长、党委书记。1955年9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出席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中央委员和监察委员。还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1959年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三政治委员、党委书记。1965年因健康原因离休。“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林彪、“四人帮”迫害，1972年12月20日病逝，享年67岁。

江华的山林处理工作，根据地区特点，分两批进行，黄沙区第一批进行林区土改试点。山林处理的具体步骤是：根据山林处理方案，进行调查登记，了解各阶层占有森林的情况；大张旗鼓地宣传山林处理计划；划分阶级，进行征收和没收，分配林木；最后，将所有划归国有的林木接管，建立国营林场。在山林处理过程中，贯彻党的“依靠无林少林的贫苦林农，团结中等林农”的阶级路线的同时，还遵循党中央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改革，必须充分注意当地民族特点和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指示，作了特殊规定：对于瑶族中的地主占有的山林，均不没收也不征收；林农中出租和雇佣劳工经营的山林，均不征收；林农自种的树木，一律执行谁种谁有的政策。分树的原则是：无林少林的林农，所分得的树木数量，要保持在农区中农的水平上，不足者补足；分田不分树，分树不分田；分树以户为单位，经营则由互助组统一进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