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蓬勃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建设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深入推进，如何有效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和延续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重要挑战，它不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也关系着中国文化事业的建设与发展。目前，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等被认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方式。在这三种保护方式中，抢救性保护侧重运用于濒危项目，整体性保护则侧重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中心的文化生态体系保护，生产性保护被认为是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中延续，在保护中发展”的重要方式，也是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活态传承的重要方式。然而在学界和保护实际工作中，生产性保护既受到认可，同时也存在最广泛的争议。

对于进行生产性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而言，传承人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项目生产的各个环节中，仍有一些重要参与人协同传承人一同完成项目或一件作品，这些参与人的作用亦不可忽视，我们不妨称这些重要的参与者为传承参与人。杨家埠木版年画的绘、刻、印、画四个环节中，前面两道工序一般由传承人完成，而后面两道环节则由熟练的技术工人完成，在这两道工序中，也需要一定的技术和经验才能保证年画良好的质量，如印刷环节的沾色、兑版、支子使用等都对年画质量具有决定性作用，而烘货点胭环节的粉脸更是如此。但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本以刻版传承人为主，培训、资助和支持也集中在这一领域，而缺少对其他环节参与人的关注。笔者主张在实施生产性保护中，文化主管部门在制定公司或机构作为生产性示范基地时，既要突出传承人的地位，同时也要对项目传承和产品生产的重要参与者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充分肯定和恰当的评估。

政策性文件的指导。为推进我国非物质遗产文化的保护，各级政府陆续出台和下发了一系列指导性文件。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5年6月，文化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的通知》；2005年12月，山东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贯彻国办发[2005]18号文件做好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2006年2月，山东省文化厅《关于开展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的通知》。对民间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统一部署。

潍坊市人文自然遗产保护开发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振民：要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官方组织和民间组织来研究政府导向、市场走向，不断提高民间艺人的制作工艺，创新民间艺术品的题材，使民间艺术品能够更加适应市场的要求。

自2003年伊始，我国政府主导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经走过了近20个年头，先后公布了数批代表性项目、传承人，探索了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等针对不同性质非遗项目的保护之路。逐步建立起的项目/传承人、非遗大类、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点、线、面的保护与发展布局，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为世界非遗保护工作的开展，创造了中国经验，贡献了中国智慧。文化生态主要是通过研究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与社会环境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用以解释文化适应环境的过程，并反应文化产生、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和概念。在一定的区域内，文化生态的形成具有原生性、历史性、传承性等特征，而在此间形成的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体现在这种原生的日常生活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文化生态的构造和延续具有天然的契合性。

在京杭大运河沿岸省市启动京杭大运河申遗的带动下，各级政府加大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2005年6月，文化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的通知》（办社图发[2005]21号）；2005年12月，山东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贯彻国办发[2005]18号文件做好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鲁政办发[2005]94号）；2006年2月，山东省文化厅《关于开展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的通知》（鲁群发[2006]2号）进行了统一部署，地方文化管理部门也进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保护等工作并进行了一定的研究。这些普查资料、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可以对该课题的研究提供帮助。

二十世纪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总部开始酝酿和启动“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的评选。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也开始酝酿并制定与民族民间艺术相关的法规政策，如1997年5月20日国务院发布的《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1998年以来文化部与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开始组织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这个保护法在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进入二十—世纪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在中国的蓬勃发展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成为划时代的壮举。最重要的标志是几千年来一直处于中国农耕社会边缘底层的农民群体，作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主体正式登上文化的历史舞台，几千年来一直处于自生自灭的乡村民间文化形态，首次作为当代社会可持续的文化资源和本土文化象征进入国家发展的视野，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升了民间文化作为文化多样性主体身份的价值，包括民间年画在内的多种民间美术已经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高密扑灰年画就是显著的示例。

靳之林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问题，应首先着眼于人的抢救保护，而不只是让它进入历史典籍和博物馆。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物质的保护，作为精神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人的传承，是活态文化的传承。在这里，‘保护’二字的内涵就是传承，不能传承何谈保护。”笔者认为靳之林先生所说的“人的保护”，其实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这个“人”不应该仅仅限于某一个具体的人，而应该是社会大众、传承者、统筹者、研究者和各种群体的集合所构成的一个复杂的系统，每个参与者都是系统的组成部分，并影响整个系统的运作。我们要努力将他们各自的功用发挥好，将各自的角色定位好，这样就会取得1+1>2的效果。

而作为政府管理部门应该从宏观上进行引领、投入和监督，而不应过多的干涉传承人的具体行为。在对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调查中发现，他们自从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以来，被各项会议和活动占用了很大一部分时间，没有属于自己尽情创作的空间和时间，这跟庞大的体系和不完善的制度有很大关系。日本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日本，国家每年都会给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一定数额的补贴,以鼓励他们继续精益求精，还会授予传承人“人间国宝”的光荣称号，这代表着政府对他们的认同和支持。同时，政府还要监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过程，对那些不愿意将技艺传授与他人以及由于个人原因不能再传承技艺的传承人，政府将取消其“人间国宝”的称号。所以，在日本，传承人一旦获得“人间国宝”这个称号，他们的作品便会价值陡增，也会获得更多的经济回报，并产生自我认同感，这样就实现了传承的良性循环。

当今时代，人们已经逐步认识到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快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是一柄双刃剑，它既不断满足着人们的物质生活追求，也在局限或纷扰着人们的精神家园。在保护物质形态的人类文化与自然遗产的同时，重视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保护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已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全球性话题。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积极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这一倡导逐渐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同。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了第一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3年和2005年又分别公布了第二批和第三批名录；在世界各国的努力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通过了作为《世界遗产公约》（1972）补充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公约》已于2006年4月20日正式生效，以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为理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共识。

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基本指南。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文化部确立了“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着力加强保护传承能力建设。国家和地方政府实施《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推动传统工艺在现代生活中得到新的广泛应用。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32届大会上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旨在保护以节庆礼仪、手工技能、音乐和舞蹈等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目的，加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长期以来，老百姓不能自由地展示自己生活中的文化，如果不识时务地展示，在很多时候会给自己惹上麻烦。精英们给社会文化、民间文化贴上了各种错误的、反动的标签。但中国相继发布的几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使得民族同胞对自己的文化充满信心，自觉传承民族文化。此外，国家还制定了一系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和措施。

（1）不能忽视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主导作用，必须加强相关部门的主导作用和能力。提倡全民协助抓好当地的刺绣文化传承与发展，并使全民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同时，制定相关规章制度保证传统的手工刺绣与现代化机绣的同时发展。

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指出：“承认全球化和社会转型进程在为各群体之间开展新的对话创造条件的同时，也与不容忍现象一样，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损坏、消失和破坏的严重威胁，在缺乏保护资源的情况下，这种威胁尤为严重。对于不得不接受全球化和工业化的世界各国和民族来说，如何保护并发展传统的民族文化，是普遍面临的课题。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和工艺传统的文明古国，当前又处于现代化建设的高速增长阶段，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显得尤为尖锐。民族传统工艺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保护、传承与发展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化价值、科学价值和经济价值。

进入21世纪以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我国社会各界十分关注的话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理解为传统文化或民间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保护中华文化独特性和复兴中华文化的重要一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鲁锦织造技艺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已为可持续性的保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鲁锦保护的价值在于以下五个方面：

近年来，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第25届大会通过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到2003年10月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规定；从前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到2005年国务院下发的《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和201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这些明文规定充分证明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正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心声。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草根”魅力在于它生长于民间，繁荣于社会，它蕴含和谐的理念，维系文明的延续。

2003年第32届世界大会通过了“2003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公约提出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这个保护不仅仅是保存，还包括传承和发展。

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境遇之下，全人类都面临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更好保护的问题。而根据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九条和第十一条），世界各国非政府组织都开始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满足多元文化诉求领域里进行探索。在今天的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中，如何让我国广袤土地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得到可持续发展？我们的研究表明，因资金、理念方面的制约，我国的NGO组织对此还极少涉足。但我今天看到，陈一丹公益慈善事业有限公司与贵州文化薪火乡村发展基金会借助《苗绣》这本书走进了这一领域。这说明我国公民社会的建设中，NGO将成为有价值的文化的积极建设者。

第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早已被人们所熟知。2003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以下简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行了第32届会议，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这是全世界范围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重要里程碑。2004年12月，我国加入《公约》，在2011年2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年4月，我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了首份履约报告。这些都标志着我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决心，也象征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在不断推进，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在全球化浪潮以势不可挡的姿态席卷世界的今天，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变革。作为传统文化重要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化的冲击下面临着严重的困境。2005年12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通知》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经上升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走上了广泛而深入的发展时期。在政府文件的指导下，齐鲁大地也掀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潮，虽然保护工作中也不免存在着一哄而上、急功近利等不良现象，但大的趋势还是好的，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鲁锦艺术由山东省文化厅和菏泽市鄄城县与济宁市嘉祥县联合申报成功，被列入了山东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成功无疑对有效的保护好这一民间艺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指“保其生命力的各种措施，包括这种遗产各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博物馆作为征集、收藏、研究、展示的专业性机构，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义不容辞。2002年10月，国际博物馆协会第七次亚太地区大会就明确提出博物馆是“保护人类非物质遗产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的推动者”的身份。尤其是民族博物馆，收藏有大量的少数民族文物，大多数是传统工艺品，并且基本上是原汁原味的，有的甚至是历史上曾经有过，己经消失了，因此可以说博物馆是民族传统工艺的主要保护者。

非遗的生产性保护是一个逐步积累经验的过程，对于园区自身而言，已经有了一定规模，带动了全乡经济的发展，作为民族手工艺，原生态的刺绣元素与产业化商品经济如何融合是值得思考的，对从业者的美术功底培训十分必要，文创产业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是否有审美价值，既保留民族特征，又能被消费者接受，直接关系到该文创产业的发展状况。“产业化可以成为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一种发展模式，但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决不能以产业化为导向。在多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因盲目追求市场化、产业化而导致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度开发、滥用、篡改等现象屡见不鲜，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伤害。”在柯尔克孜族刺绣产业化发展中，多数合作社从业人员都来自民间，有一定刺绣经验，生产过程中较好地保留了刺绣原生态的文化形态，但未来随着发展规模扩大，销量的增加，生产效率的提高必然面对生产方式的改进，在全国刺绣产业中，传统工艺与工业化生产之间的关系都存在如何统一的问题。“手工劳作的最伟大之处在于心手的相合，如果心的智慧与技巧与手工发生分离，那手工的本质意义无疑将会失去。手作为一种富于智性的劳动工具，不能仅仅只是技术指令的传达，而应该是与设计与制作主体的心性相关联。”因此，在改良生产设备，机绣与手工绣结合的过程中，不应忽视对文化的感受，流失原有的艺术性与文化价值。

任何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由生活在特定生存环境中的某一族群经过漫长的历史实践而创造出来的。整体性保护理念是为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即从时间向度和空间维度，涵盖文化遗产本体、相关环境和人三项要素，对其进行的系统性保护，以求最大程度地保持本真性和完整性。相关环境是当地民众生活的一个场域，它集自然与人文、现实与历史、经济与文化、传统与现代于一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与发展的土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相关环境是相互依存的配置关系：它的生命力，只有在此才能够勃发；它的价值和功能，也只有在这才能得到实现和完成。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单个的文化事项保护提升到整体性保护，是遵循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规律，具有生命力的一种保护方式。作为一种新形式的博物馆形态，生态博物馆可以实现传统工艺的原生环境整体化保护。法国博物馆学家乔治·亨利•里维埃认为“生态博物馆是由公共权力机构和当地居民共同设想，共同修建，共同经营管理的一种工具：公共机构的参与是通过有关专家、设施及设施机构所提供的资源来实现的；当地人民的参与则靠的是他们的志向、知识和个人的途径”。

在国家层面，为保护这些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可以说该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对于开展非遗保护工作是非常重要且必要的。在地方上，以互助土族自治县为例，为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县委县政府专门成立了土族民俗研究办公室，每年下拨专项资金开展此项工作，铺开面、找准点地开展民俗文化研究保护工作。文化保护由文体局牵头，民族宗教事务局、旅游局、广电局、住建局等单位联合参与开展，形成全社会参与的意识，成效显著。近年来还制订了《互助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规划》（2011--2015）、《互助县文化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互助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生产性保护基地认定条件》等一系列指导性文件，这些文件是根据我县非遗保护实践及存在的问题制定的，对于解决问题，更好地开展保护工作具有重要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在全国已经广泛开展起来，雅如昆曲、俗如傩戏，舞台都在渐渐变大，一些节庆民俗又重回我们的生活，诸多的传统手工技艺为社会所了解和重视，传统手工艺品市场也在逐步发展。但非遗保护的工作远远不够深入和细致，一个普遍的状况是，过于强调短期目标，只是将传统文化作为促进旅游、发展经济的手段，这种“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模式往往会使得保护过于简单化、趋于表演性，脱离了原有的社会根源，失去了它的真实性。“活态流变性是手工生产方式及其传统技艺的基本特征，只有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才能真正地保护和延续一种传统技艺。……为传统技艺创造继续生产的条件，使之活在当下，活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是生产性方式保护所要追求的目标。”

前有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承载着各民族的发展历史和文化脉络。随着国际上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的加强，我们国家也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意识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保护和传承所面临形势的严峻，因此制定相关的保护措施和发展计划，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发展、传承逐步走上正轨。地方政府、民间组织等积极行动起来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需资金主要靠自筹资金，那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的经济开发是获得资金的最好手段。2007年1月份，鲁锦入选山东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6月又通过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评审，为鲁锦的更进一步保护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在此背景下，为鲁锦的研发带来了保障和机遇。

刘锡诚等许多学者早就提出了保护非遗“本真性”的问题。认为：不论采用生产性方式还是其他方式，都必须以非遗项目的核心技艺（而不仅是技术）和核心价值（原本的文化蕴涵）得到完整性的保护为前提，而不是以牺牲其技艺的本真性、完整性和固有的文化蕴涵为代价。又有许多专家认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确保它的“优质基因”不被“转基因”。国家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资华筠指出“非遗”的“优质基因”应普遍包含：形态构成要素、特定的实现方式及其文化内涵与渊源等因素。提炼“优质基因”有助于非遗科学化传承及对“合理利用”与“破坏性保护”的辨析与判定。众多学者的理论认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方式中的产品开发，画出了红线和禁区。

在“传统”渐行渐远的今天，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益脱离了原有的功能定位而仅仅成为艺术的一部分。因此，NGO常采取的一种保护思路是从“物”的角度切入，即资助音像书籍的出版以及相关博物馆的建立。这是纯公益的、非市场化的路径，也是物化定格的保护方式。另外一种思路则主要从“人”的角度切入。即：希望掌握传统技术者通过附带文化价值的商品致富，再带动鲜活的非物质文化的再生产，从而达到一石双鸟的效果。这是市场化色彩较浓的路径。为了真正达到保护、传播、发扬光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就有必要借助市场化手段和非市场化的手段把它变成一种可持续的资源。这也是最近出现的NGO和市场化相结合的社会企业模式。也许，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将来能做的事情会更多。

然而，在当代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冲击，很多传统技艺正在逐渐走向消亡。正如马凌诺斯基所讲的：“当科学的田野民族学方法和目标初具规模，当训练有素的人们踏上征程，去研究未开化区域的居民时，他们却在我们眼前消失了。”这无疑是悲剧性的，也是令人十分尴尬的。因此，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刻不容缓，尤其是需要提高人们的认识，特别是青年一代对“非遗”保护的关注和重视程度。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对当代诸多文化的创新也是一项不可缺少的基础建设。这项建设的延续必须有更多的人参与，而不单单是代表性传承人，大家应该以一种文化自觉的关心和关注投入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参与这项工作，心系“非遗”的未来。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活态流变性”，它是被一定社区、群体、个人经世代相传延续至今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它在延续过程中，为适应变化的自然、社会等环境，被不断地再创造以适应这些变化得以传承，这个再创造的过程就是活态流变的过程。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对其进行保护必须要正确把握并遵循其传承规律即“恒定性”和“活态流变性”。“科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既不是人为地随意改变它按照自身演变规律自然演变的进程，也不是使之静止、凝固不再发展，而是要保护它能够按照自身发展规律去自然演变。正是因为我们的保护工作是建立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所以才能够一直保持一种稳健而具有持久性的健康发展态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最根本的方法是，适应周围环境变化，增强自身造血功能，激活内在生命力。土族盘绣是当地民众在生产生活实践中产生并传承至今的优秀传统文化，它只有适应当代生产、生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地创新，才能获得持久的生机和活力。对于项目本身而言，要提高土族盘绣的设计水平，不仅对传统的花色与图案加以继承和保存，还要适应时代发展，设计一些融入时尚元素、潮流符号的纹样，以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同时还要积极引导土族盘绣走向精品化，高端化；在保持项目本真性的前提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37条“国家鼓励和支持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殊优势，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相关规定，支持盘绣制品走进市场，积极推进相关衍生品的开发，把土族的传统文化元素转化为民众生活中的文化艺术衍生品，成为当代日常生活的元素，从而增加传承人群和从业者的收入，提高从艺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促进盘绣技艺有效传承。

当前世界范围内普遍加强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统工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的保护与传承也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所以国外的学者对该问题也有较多的研究。例如，日本著名民艺理论家柳宗悦所著的《日本手工艺》一书，是对日本1940年前后的传统手工艺的详细记录，是作者踏遍日本全境，根据亲身经历所写而成，全书对传统手工艺进行了细致的描写，洋溢着对其的赞美，日本现今之所以成为技术强国，很大程度上源于其过去的传统工艺技术，其精神一脉相承，该书对传统工艺的描述及其提出的对其的保护相当值得借鉴；另外，有关于荷兰传统工艺中的典型——荷兰木鞋介绍的文章数量很多，文章中从荷兰木鞋的历史渊源和民俗意义入手对其进行介绍，然后通过对木鞋制作工艺的介绍来让读者了解到荷兰传统工艺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论述荷兰木鞋在面临现代技术冲击背景下遭受的挑战，同时也阐述了木鞋在经历了设计改进、与现代机床技术相结合的方法措施下如何焕发新生的过程，其中与现代机床技术相结合的论述部分尤为值得借鉴和学习。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历经十余年，在“政府主导”下稳步推进，已“由以往单项的选择性的项目保护阶段，走上全国整体性、系统性的全面保护阶段、科学保护阶段”。从国家层面看，“政府主导”已逐步向保障性作用转化，主要体现在政策修订完善、加大财政专项投入等方面，并且重视引导社会民间力量参与保护。项目所在地政府也要积极转变职能，在提供各项保障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升社会参与的力度。

1.加大人才队伍建设。要成功地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离不开精通专业理论且又有实践经验的专家们的指导和熟通业务的专业人才队伍。专家能从理论上对某项工作进行全面论析，形成一套具有指导性、可操作性的较完整的理论学说，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咨询，从2011年开始，相继聘请了县内外资深专家对花瑶挑花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进行了一系列的学术研究和探讨，对花瑶挑花的保护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性意见，并和花瑶挑花传承人奉雪妹、奉堂妹一起商议和探讨，在传统花瑶挑花作品的基础上进行改良、创新及包装，使花瑶挑花得到了更好的传承、保护和发展。同时高度重视专业人才的培养，打造一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人才队伍。现在隆回县非物质文化专业技术人员8人，为花瑶挑花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收集、整理及申报、保护及传承人的申报、管理、考核、培训等方面发挥专业技能作用。

2006年，依据《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国务院批准了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518项，6月2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2007年，为了有效保护和传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鼓励和支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文化部印发了《文化部办公厅关于推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通知》。经各地推荐、申报，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审、社会公示和复审，最后确定了第一批民间文学、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等5大类的226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文化部《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通知》中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为重要特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公布，对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国家共进行了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评选工作。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法律建设纳入国家政策之中，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

再次，鼓励民间资本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府主导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强大推动力，但是仅仅政府重视还不够，依靠社会团体和社会机构，特别是依靠社区民众的普遍参与，才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力量。文化部于2012年印发《文化部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文化领域的实施意见》（文产发〔2012〕17号）中强调“鼓励民间资本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当地可以通过税收、信贷、融资、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优惠与扶持，积极鼓励民间资本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设施建设、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支持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传播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可借鉴贵州台江县实行免收手续费、管理费和税收“先征后返”等优惠政策，以推动土族盘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得以有效的保护与传承。

当前整个社会都在提倡和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工程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各国、各地区和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对有形的传统工艺进行保护与传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无形的传统文化进行整理和保护。很多地区和民族的传统工艺都出现了濒临消失与灭绝的情况，一部分的原因是由于从事传统工艺的工匠们在传承过程中出现了断档，导致他们的下一代没有对传统工艺的文化内涵有清晰明确的认识，无法体会到传统工艺所包含的本地区、本民族的历史文化。随着时间的流逝，文化和传统也随着该项传统工艺的失传而埋藏。由此可见，对于传统工艺进行合理而有效的保护对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自此以后，民间文化正式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称进入了人类文化保护的视野。自此，我国政府也开始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于2004年加入了该《公约》，2006年，我国公布了《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还相继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2011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实施。该法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真正步入了有法可依的阶段。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至20世纪中叶。目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有四种方式,即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和立法保护。生产性保护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以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为前提，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探索起步较晚，“生产性保护”这一概念最早见于王文章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一书。王文章在书中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活态流变性’的特点，在既不改变其按内在规律自然衍变的生长过程、又不影响其未来发展方向的前提下，应尽可能寻找生产性保护方式，与旅游开发结合,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具有经济效益的文化资源”。这一理念的提出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工作提供了宏观意义的解决思路。如今，生产性保护这一理念虽然还未全部应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但全国范围内以生产性保护为核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确立使生产性保护的前景愈发令人期待。目前，这一保护方式主要是在传统技艺、传统美术和传统医药药物炮制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