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仙镇木版年画是清代民间艺术的一种，在其兴盛时期，朱仙镇一度成为全国最为重要的四大木版年画产地之一，因其刻线粗健有力，人物色彩浓重，不染脂粉，具有北方年画的乡土味，曾得到鲁迅先生的赞美。但在现今关于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学术研究中，对于其起源，却多是以讹传讹，在没有资料确证的前提下，把其起源向前推移，部分学者认为其兴起于宋代，还有学者认为其兴起于唐代。然据王树村考证，中国木版印制年画最早起源于北宋熙宁年间，因而朱仙镇木版年画兴起于唐代的观点自然是站不住脚的。而那种认为其源于宋代的观点也存在问题，因为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兴起与朱仙镇的商业发展紧密相关，而朱仙镇成为较大的商业市镇则是较晚的事情。

南京云锦的传承发展受到学术研究的支撑，是发展的成功案例。南京云锦位于“四大名锦”之首，是当今非物质遗产领域传承与发展最好的。这与南京云锦研究所对云锦的学术研究密不可分。南京云锦研究所成立之初，朱枫与徐仲杰同时加入云锦研究工作组，工作的重点是调查、搜集与整理云锦纹样画稿，总结归纳云锦创作艺术规律，培训艺徒，抢救濒临失传的工艺绝技。经过他们的努力，对一些有代表性的云锦纹样进行绘制，编成《云锦图案》一书，1959年由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出版。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云锦研究所工作人员又先后推出《云锦史略》《南京云锦史》《南京云锦》等著作，知识性与学术性都达到了很高的层次。朱枫、郭俊等研究人员设计的众多云锦纹饰多次获得国际与国内大奖。其中的云锦精品《中华世纪九龙图》《富贵牡丹》《云锦黄地真金孔雀羽八宝九龙妆花立屏》《万寿中华》《丹顶和鸣》等都获得了较高的艺术荣誉评价。[王宝林：《南京云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160—180页。]总的来说，南京云锦研究所与云锦纹饰的制作与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必然关系。

壮锦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除了需要加强保护与传承之外，还需要加强学术研究，促进其健康快速地发展。近年来，由于掌握织造壮锦技艺的民间艺人逐渐老去，年轻人又不怎么愿意学习，所以壮锦的传承面临青黄不接的危机。同时，织锦纹饰图案陈旧，技术设备落后，营销策略被动等又阻碍了壮锦的发展。所以，一方面可以为传承与发展壮锦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参考建议，另一方面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壮锦纹饰的历史文化内涵，加强壮锦文化的宣传。

从研究层面来看，保护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又是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那么，土家织锦的发展从活态文化保护的生产性行动方面有待学术研究进一步深入。笔者认为，以下六个方面是土家族织锦未来发展趋势中有待思考的方向，以方便研究者和织锦艺人们在“十三五规划”间整体把握未来发展方向，全面推进土家织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面发展。以下将从生产层面和研究层面进行解读。

民艺的传承与保护，最为重要的是要将其与民众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方式等的日常生活内容有机结合。“（非物质文化）它的生存与发展永远处于‘活体’传承与‘活态’保护之中，而确保其‘活态性’，最核心的就是传承人……”因此，我们可以从对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鲁锦技艺及色彩图案的创新、政府机制的创新、与文化产业的结合等多方面为鲁锦创造合理适宜的生存空间，使鲁锦不仅限于传统单一的家居实用品或发展为单纯的工艺品，而应结合时代特征，融入新的审美判断，进行涵盖各生活领域的新产品研发，达到实用与审美的统一，并结合市场营销策略加大宣传力度等等。还可通过建立乡土文化博物馆（鲁锦艺术博物馆的扩建就是最好的例证）进行鲁锦艺术品的静态展览及动态参与（如织造技艺体验室、学习成果展示室等），培养儿童亲身接触传统艺能的机会；加强对鲁锦织造技艺传承人口述史的整理和文本的出版，开展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等措施，使鲁锦在未来发展的路可以越走越宽。

第六章，壮锦纹饰的当代传承与发展。实现壮锦纹饰技艺的有效传承是一项艰难、漫长的工程，需要从培养整个社会的文化自觉出发，为其提供一个有利的经济社会环境。在此基础上解决壮锦纹饰传承的核心问题，也就是保护与培养优秀传承人的问题。保护传承人就是要不断提升她们的社会地位与保障她们的经济收入。培养传承人除了在工厂中加强培训之外，还要有效地利用母女传承与师徒传承的方式。政府、企业与社会都应该很好地利用与鼓励师徒传承的方式，选择优秀的织锦人当做师资，培养更多、更加优秀的壮锦文化传承人。壮锦纹饰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符号，除了要继承传统外，更重要的是创新与发展。我们认为，或许应该从发掘壮锦纹饰的文化与艺术价值，改进织锦的现代机器与技术以及加强壮锦纹饰的学术研究等几个方面入手，促进传统的壮锦纹饰工艺在新时代实现新的发展。

第八章重点探讨了土家族织锦遗产发展中的困境及未来趋势预测。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和新的文化背景下，进一步分析了土家织锦遗产生存面临着特殊的挑战和困境。从有利和不利两方面进行了解读，并提出了应该修正的思想观念。然后，从六个方面预测了土家织锦文化遗产在生产和学术研究方面有待进一步发展的策略和思考的方向。

除了建立壮锦研究所之外，还要加强壮锦纹饰各方面的研究，为其进一步发展做好准备。加强壮锦纹饰的学术研究，就是要对壮锦纹饰的织造技术、图案设计、历史文化与销售市场等方面进行研究。由于壮锦纹饰的织造技术繁琐复杂，使学术研究有一定的难度；壮锦纹饰图案的设计需要更多的美术设计人才加入；壮锦纹饰的历史文化内涵的研究需要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广泛的历史文献查阅；千变万化的销售市场也需要丰富的实践与宣传。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大量的时间、资金与人力的投入，所以实行起来非常困难。南京云锦的学术研究能够顺利开展，与江苏省的经济地位、南京市的省会地位密不可分。壮锦纹饰的生产地宾阳、靖西与忻城等都是县城，要想加强壮锦纹饰的学术研究难上加难。所以，还需要国家与自治区政府加强对于壮锦纹饰学术研究的自己支持。学术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深入了解与宣传壮锦文化，创造出更具艺术性的纹饰图案，为壮锦纹饰的传承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首先壮锦的传承需要专门人才，毕竟保护壮锦技艺是一项系统工程。从对壮锦濒危现状的抢救，到对技艺消亡形态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再到壮锦活态传承形式的扶持、振兴与开发，传承和保护工作的诸多环节，都需要相应的专门人才进行保护和必要的理论指导。否则，仅凭民众良好的愿望与髙涨的热情，极可能将壮锦的传承保护工作弄成一哄而上，缺乏持久性的群众运动。另外，壮锦的保护也需要科学研究，因其所具有的重大学术价值，使其学术研究意义变得显而易见，而针对壮锦非遗保护所需要的研究环境、文献资料、人才培养、实习基地、社会服务等研究条件，除了大学这个相对综合性的研究平台，其他组织机构都很难同时实现了。因此，壮锦文化的传承需要学校教育。另外，一个国家的教育，除了在担负人类共同文化成果传递本国主流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的同时，还要担当起传递本国民间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所以从教育职能来讲，高校的参与绝对是壮锦传承和保护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专家学者拥有知识力量，其能够凭借济世情怀呼吁全社会对于壮锦的关注，能够为壮锦的传承发展提供提供具有实践意义的知识框架，他们是壮锦保护的中坚力量。目前，学术界对壮锦艺术的关注和研究甚少，寥寥数篇。对于专家学者特别是本土知识分子而言，历史使命的使命感驱使他们能够将学术研究和社会实际结合起来，走出书斋，深入基层或社区调查研究，对于变迁中的壮锦艺术进行真实的观察、记录与研究，并据此提供具有可行性的保护思路。

2.开展花瑶挑花保护与高校合作。当花瑶挑花传统的传承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遭遇到价值取向的冲击时，学校教育便成为传承和弘扬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最为有效的方式。青年一代是国家发展和建设未来的希望，也是传承民族文化的核心力量，把花瑶挑花的传承与发展引进教育体系当中，依靠高校的雄厚力量为花瑶挑花建立一个良好的宣传平台。2013年4月，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发展中心在湖南师大挂牌成立，花瑶挑花有幸成为湖南省非遗研究发展中心首个合作项目，将为隆回县花瑶挑花进行多方面的学术研究，并帮助传承人设计花瑶挑花相关产品投放市场。目前，由该中心设计的花瑶挑花元素古典油纸伞已投入了隆回县各大旅游景点商店，获得了广大游客的一致好评，日后有新的花瑶挑花作品上市，为花瑶挑花的生产性保护和走入市场开辟了一条道路。

机缘巧合下，粟立敏2017年成为了怀化学院的一名老师，她在产品设计专业的相关课程教学中引入传统手工艺的素材，让学生在了解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能用设计的眼光进行创意。她认为一个良性的循环方式，应该是人文旅游、产品创意、学术研究三者相结合的，侗锦传统技艺要想得到可持续的发展，必须要有产业做支撑，要有经济效益做保障，这样才能有更多的人加入传承人群的队伍。进入高校工作的她，原先创办的公司交给合伙人打理，自己则全身心地投入到怀化学院侗锦研究中心一系列平台的建设中，湖南省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研究中心、文化创意与创新办、侗锦研究中心先后成立。2017年3月9日，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发布了《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公布2017年度参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培计划高校名单的通知》，—共78所高校，怀化学院名列其中，并负责承办侗锦织造技艺培训班，粟立敏全程参与了项目的申报和实施工作。目前，怀化学院的侗锦织造技艺培训班已开办了三期，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培训覆盖面的扩大，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侗锦织造技艺传承人的群体。侗锦研究中心主要负责基础数据及相关理论的梳理和研究，从这些变化丰富的侗锦纹样中，我们可以解读到很多侗族的生活习惯、审美倾向，如果将侗锦传统纹样整理成矢量图，制作数据资源库，就可以更好进行传承和保护。

1.加大人才队伍建设。要成功地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离不开精通专业理论且又有实践经验的专家们的指导和熟通业务的专业人才队伍。专家能从理论上对某项工作进行全面论析，形成一套具有指导性、可操作性的较完整的理论学说，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咨询，从2011年开始，相继聘请了县内外资深专家对花瑶挑花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进行了一系列的学术研究和探讨，对花瑶挑花的保护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性意见，并和花瑶挑花传承人奉雪妹、奉堂妹一起商议和探讨，在传统花瑶挑花作品的基础上进行改良、创新及包装，使花瑶挑花得到了更好的传承、保护和发展。同时高度重视专业人才的培养，打造一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人才队伍。现在隆回县非物质文化专业技术人员8人，为花瑶挑花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收集、整理及申报、保护及传承人的申报、管理、考核、培训等方面发挥专业技能作用。

在一般情况下，民族工艺的研究大多留连于理论、美术和工艺之间，而对于发展趋势及产业化方向这些现实棘手的问题往往避重就轻。本书不仅对土家织锦的现状及保护对策作出了相应详尽的阐述，并针对土家织锦在现实中的境遇，理论联系实际地作出了可喜的探索，为土家织锦的弘扬与振兴勾画出一幅前景蓝图，摆脱了以往研究空对空的高调，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所以，《土家织锦》是一部融资料性、知识性、科学性、学术性和指导性为一体的综合性力作，它的问世不仅对宣传、保护、研究和开发土家织锦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我们在学术研究中理论联系实际作了一个可贵的尝试。

截至2016年12月，土家族织锦文化研究已出版有关的著作20部，27位硕士研究生直接研究土家织锦或西兰卡普，发表论文242篇，可以说，成果丰硕。本书将这些成果“附录”正文之后，目的是在于给土家族民间手工艺或土家族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提供一份便捷的参考资料，作为一种资料保存在本书中，旨在为学界提供学术研究动态，便于学界从整体上把握研究方向，全面推进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

截至2016年底，笔者仍通过网络和图书馆的途径对土家族织锦文化遗产研究文献进行收集，发现近十年来发表的论文百余篇，还有了专著问世——田明先生的《土家织锦》，之后部分硕士研究生在硕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也出版了织锦著作，如王文章、金萱的《西兰卡普的传人：土家织锦大师和传承人口述史》（2010年），王卓敏的《土风新设——西兰卡普图案的数字化设计》（2014年）。无论是数字的变大，还是研究视角的多维，都激发了笔者对土家族织锦文化的学术研究硕果产生了新的认识。于是，笔者基于新中国成立60年来研究“西兰卡普”的相关论文和田先生的专著，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兰卡普”研究述评》一文，发表在《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从“西兰卡普”的图案数量与题材的类分、多元文化浸润纹样的透析、文化寓意与审美特征的提炼、织锦文化变迁的动力研究、传承人的坚守与教育模式的行动、织锦遗产的设计开发与数字化保护这六个方面进行了梳理与述评，并从“西兰卡普”体现的原生态语义传承与认同、纹样传承中数量与存量的辩证发展、文化生态和传承主体是保护核心、旅游文化精品本体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民间手工艺的保护工程应在理解、创新、整合的原则下进行、不断涌现的新研究方法应该更好整合六个方面提出了“西兰卡普”进一步研究中亟待关注和加强的方向。在撰写这两篇论文时，笔者梳理归纳了土家织锦文化遗产的发展和学术研究历程。

八十年代初期，马名超教授等诸先生考察并搜集了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伊玛堪”史诗，也是对北方民族民间文学的莫大贡献。赫哲族祖先长期生息于江河之滨，以鱼为食。赫哲族老艺人都是极富创造才能的民间文艺的继承者、传播者和发扬光大者。赫哲族英雄史诗表现了赫哲人先祖勇武业绩，并予以神圣化的故事。《莫日根射太阳》是赞颂征服自然界的英雄人物的古老传说，带有鲜明的神话色彩。在“伊玛堪”中多有“阔里”神鹰的情节。这是萨满教自然崇拜、图腾观念的反映，是母系氏族社会宗教神话观念的余韵，为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神话学、语言学家提供了广阔的学术研究空间，对北方民族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教育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机制。当下，教育资源的不足一直是教育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文化人类学家认为，文化传承就其本质而言不仅是一个文化过程，而且是一个教育过程。而“传承”二字，今天是运用得较多的一词，从学术研究到政府官员，从民间艺人到乡土社会，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传承”二字。传承该如何界定呢？什么又是文化传承呢？

与此同时，瑶族也加大了对外的交流与联系。学术交流方面，层次逐步提高，规模逐步扩大。如广东民族学院副院长赵家旺（瑶族），于1984年2月25日至3月10日在香港中文大学进行学术交流活动，于3月1日，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人类学系联合举办的学术研究讨论会上宣读了《排瑶与过山瑶之异同》的论文，3月5日，在中国文化研究所1984至1985年度，第十二次学术讨论会上主讲了《广东瑶族分布的历史与现状》的专题。1986年5月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会、法国国家科学中心联合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首届瑶族研究国际研讨会，并成立国际瑶族研究协会。中外瑶族研究进入了有组织的阶段。自80年代至90年代，国际瑶族研究协会与中国各省市民委及广西瑶学学会合作，先后在湖南郴州、广西桂林、云南河口、法国杜鲁兹、越南太原等地多次举办国际瑶族学术研讨会，学者互访考察交流更为频繁。1990年应国际瑶族学会邀请，以广西瑶学学会副会长、自治区民委副主任盘朝月为团长的中国瑶族学者代表团一行4人于1990年6月赴法国巴黎参加第三届国际瑶族研讨会，并访问了居住在法国杜鲁斯市的瑶族同胞。

8.2013年4月，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发展中心在湖南师大挂牌成立，该中心以湖南师范大学为牵头单位，湖南省文化厅、吉首大学、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等为协同单位，将整合教育界及高校系统的优秀专家学术团队，为湖南省非遗研究与保护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撑，并发挥引领示范作用。隆回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花瑶挑花有幸成为与该中心合作的首个非遗项目，并在挂牌当天受邀赴师大展示展览。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发展中心将为隆回县花瑶挑花进行多方面的学术研究，并帮助传承人设计花瑶挑花相关产品投放市场。目前，由该中心设计的花瑶挑花元素古典油纸伞正在生产阶段。

关于民间美术的学术研究取向，有专家认为：“在于对传统文化背景下的民间艺术特别是以审美、造型为主的艺术本体的研究，重在探讨民间美术的审美特征、造型规律、艺术精神以及形式因素等。在研究民间美术的审美及造型特征时，对传统民间文化背景，也就是传统民间美术这种艺术形态的文化底蕴，诸如对艺术创作主体、艺术传承传播环境、接收对象、传统审美观念、民俗文化的影响等因素的关注，都是对民间美术艺术本体的更进一步探讨。”以民间年画为例，“它首先传达给我们的是绘画作品的造型、色彩等形式因素，然而仅仅如此是不够的，造型、色彩等外形式是与中国民间传统的审美心理、造型观念以及节日习俗、信仰观念等相联系的，这些内在因素成就了年画的形式，对这些因素的认识旨在对民间美术造型规律的研究提供帮助”。我认为这样的论述是客观的。

理由之一，笔者通过网络文献搜索，截至2013年底的数据显示，在维普期刊论文中，采用模糊搜索并在主题或关键词栏目中输入“西兰卡普”有50条信息，同样条件下输入“土家织锦”只有17条信息。在万方数据库中，仍用模糊搜索输入“西兰卡普”，有762条，同样条件下输入“土家织锦”只有79条。在知网文献里，同样模糊搜索“西兰卡普”有64条，“土家织锦”只有29条。截至2016年底的数据显示，在维普期刊论文中，采用模糊搜索并在主题或关键词栏目中输入“西兰卡普”，有228条信息，同样条件下输入“土家织锦”有187条信息。在万方数据库中，仍用模糊搜索输入“西兰卡普”，期刊论文101篇，学位论文4篇，会议论文3篇，同样条件下输入“土家织锦”期刊论文144篇，学位论文21篇，会议论文3篇。在知网文献里，同样模糊搜索“西兰卡普”有160条，“土家织锦”170条。从以上数据分析，可知近几年有关土家织锦“西兰卡普”的研究快速增加，从数量总体上看，学者运用“西兰卡普”多于“土家织锦”。从学术研究层面来看，学界对“西兰卡普”的认知度远远超过“土家织锦”，大众更认可作为土家族代表文化本体的手工艺是“西兰卡普”。而这个对比的本质，正是学界对“土家织锦”文化意蕴的研究离不开“西兰卡普”这个“文化基因”。

第二，个人知识的不断积累和研究视野的不断拓展。大学毕业后，笔者来到湘西地区参加工作，由于本科和硕士阶段学习的是艺术学专业，在对湘西地区民族民间传统工艺的调研中，笔者关注的大多是传统技艺本身表面的内容，如色彩的选择、图案的设计、形态的表达，等等。直到2011年，笔者来到中山大学攻读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对人类学、民俗学知识的了解，给笔者打开了一个广阔的思维空间。随着个人读书、学术研究的不断积累，以及生活体验的不断丰富，笔者逐渐意识到，透过一个民族的典型传统技艺来考察和理解一个族群的生活逻辑和朴素信仰是一种有效的途径，传统技艺包含的所有符号都与这个社会或族群共通的生命观、审美观、价值观等基本观念密不可分。笔者对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的关注一直集中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张家界地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湘西地区”的核心区域，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是土家族和苗族。

从学术研究和市场发展来看，人们对“西兰卡普”的认知度远远超过“土家织锦”，认为“西兰卡普”是土家织锦文化遗产研究的“魂”和“根”，这也是当今旅游市场和文化展演中常用的名称多是“西兰卡普”的深层原因。笔者认为在学术研究和对外文化宣传等方面使用“西兰卡普”更能代表织锦文化的精髓。

《中国民俗百神图》以100张大小为80厘米x90厘米的画幅，每幅一图，成系列地集中展现了华夏民族信仰艺术的全貌。张宪昌从弘扬民族文化的角度考虑，忠实地继承了民族民间的美术图案，将传统内容、民俗形式和民间表现风格融为一体。这百幅作品对研究社会学、经济学、文学、民俗学、文艺学、美学、心理学等都有着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充分发挥爱国宗教组织及宗教界人士的积极作用，培养年轻的爱国宗教职业人员。我国宗教组织在解放后政治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动员信教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协助政府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帮助信教群众提高爱国主义，开展与外国宗教界国际友好活动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社会主义国家应继续充分发挥其作用。我国宗教界人士绝人多数是爱国的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他们与信教群众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他们中的许多人还从事社会公益方面的工作，如维护教堂寺观和宗教文物，从事宗教学术研究等。对他们要采取团结、教育的政策，这是党在社会主义时期长期坚定不移的政策。

赵廷光（1931—）男，瑶族，云南富宁县人，中共党员，教授，原云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省政协常务副主席。中国少数民族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世界民族研究会副会长，云南民族学会会长，广西瑶学学会顾问，云南大学兼职教授，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在长期工作实践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调查研究。进行多领域的学术研究，总计发表过近百万字有影响的理论、学术论文，先后出版《论瑶族传统文化》、《实践与认识》、《学习与调研》、《瑶族祖先崇拜与瑶族文化》、《云南少数民族社会跨越发展研究》等专著。主编《云南风采》、大型画册《中国西南丝绸之路》、《孔子学术研究》、《云南跨境民族研究》等书。组织协调担任总顾问的大型科学纪录片《中国瑶族》在1996年世界纪录片评奖活动中荣获国际最佳影片奖。所著《论瑶族传统文化》、《实践与认识》等书及部分论文分别荣获荣誉奖、一等奖、园丁奖和特别奖。1997年被选入《中国百科学者传略》一书。

黄爱平（1955—）女，瑶族，广西桂林市人。大学文化，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87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生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博士学位。被海南大学中国《四库全书》研究中心聘为兼职研究员，出版专著有《四库全书纂修研究》，获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二等奖。合作编著有《明清寓言选》，发表论文有《王鸿绪与明史纂修》、《乾嘉学者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学术研究》、《戴震的义理说与清中期的学术思潮》、《凌廷堪学术述论》、《论四库全书总目的目录学成就及其思想内容》、《阮元学术述论》等。

土族盘绣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土族的盘绣艺术也和我国其他民族的刺绣艺术一样，主要为民族服饰服务，成为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有独立发展的趋势。盘绣作为土族刺绣艺术的主体，其丰富多样的图案、绚丽的色彩、独特的技法，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是土族传统文化中一枝独秀的奇葩，对研究土族及其文化、艺术和民间传统工艺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同时，土族盘绣艺术的主要功用在于服饰，但也用来装饰华屋殿堂，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因而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和审美价值。发掘、抢救、保护和发展盘绣，对进一步弘扬民族、民间优秀文化，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群众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和旅游业的发展，盘绣艺术品已成为中外游客首选礼品和珍藏艺术品，对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将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足乌文库》的宗旨是，在整合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思想的前提下，以拓展和提升民间文化的学术研究为重点。以展示我国民间文化灿烂多彩的图文世界和阐释其文化内涵的《三足乌文库•民间图像》系列的编辑出版，是《三足乌文库》的合理拓展。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党的宗教政策正确与否，对宗教实际工作和宗教学术研究关系很大。五十年代末以来我国宗教领域的极左路线当然有各方面的原因，但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错误理解也是重要的因素。例如，由于对宗教作为社会文化形式在历史上的社会功能没有真切的、全面的理解，便在观念上导致对宗教研究的忽视；由于对宗教存在的根源及其发展的规律没有科学的认识，便在政治上实行了强行消灭的措施。历史的教训使人们真正认识到了科学的宗教学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只有综合性的宗教研究才能提供适合于各种宗教的普遍性原理，也才能为党和国家制定正确的宗教政策提供理论基础，而这种综合性的研究乃是一般宗教学的任务，是特殊宗教史和具体宗教问题研究所不能取代的。

经过近一年的采风、调研、写作，《花瑶挑花研究》文集终于问世了，笔者认为，这是花瑶挑花学术研究领域最完整、最系统的学术专著，为了按时按质按量完成此课题，课题组的同志深入虎形山瑶族乡和溆浦县葛竹坪镇山背村进行了近一个月的考察和采风，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为此书的形成进行了大量的材料准备，书中有些史料、图片是首次向世人公布。

《瑶族通史》是专家、学者们在深入调查，搜集、抢救、整理大量翔实资料并参阅古今中外专家、学者有关瑶族学术研究成果和瑶族《评皇券牒》、《过山榜》等传记的基础上，经反复研究后写成的，具有民族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全面性的特点。民族性，就是揭示了民族关系的发展史。《瑶族通史》的作者坚持党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把瑶族发展史和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紧密地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揭示了历史上存在的统治阶级和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及其民族压迫的阶级根源；揭示了各民族劳动人民内部历史上固有的友好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巩固和发展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也得到充分的体现。科学性，就是科学地研究了与瑶族有渊源关系的近亲民族。《瑶族通史》的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运用现代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宗教学、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等学科进行分析研究，成果喜人。长期争论不休、议而不决的许多瑶族重要历史难题，基本取得了共识。对历史不是孤立地就瑶族研究瑶族，而是把与瑶族有渊源的民族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进一步地证实了瑶族、苗族、畲族是近亲的民族。系统性，就是系统地进行比较研究。《瑶族通史》对古今中外专家、学者有关瑶族学术研究作品和瑶族传记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对那些似是而非、紊乱模糊、前后矛盾、张冠李戴的传记基本做到弃伪而存真。这些问题的解决，为进一步深化研究瑶族发展史扫清了障碍，不再给后人留下太多的重大难题。全面性，就是理通了瑶族社会发展史线索。《瑶族通史》对古今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进行了研究，较为全面。跨度五千年的瑶族社会发展线路第一次全面疏通，连续性脉络较为明晰严谨，未发现其间有重大历史缺环，无愧为通史。

本套丛书探讨了苗族和侗族的服饰工艺文化，之所以选择这一系列研究主题，主要基于这样的考虑：第一，苗族和侗族都是极富艺术才华的民族，拥有独特的颖悟力和杰出的创造力，她们的刺绣、蜡染、织锦都堪称中国南方民族文化艺术中的珍品，体现出高超的技艺和卓越的天赋。更为难得的是，当众多的民族文化濒于消失的今天，在一些苗侗民族的村寨中，这种完美的民族文化艺术仍在世代相传，勤劳的苗族和侗族妇女以她们的文化自觉，创造出一笔丰厚的文化财富。第二，苗族和侗族都是南方民族中很有代表性的民族，拥有悠久而发达的农业文化。在富饶的洞庭湖和鄱阳湖畔，苗族先民曾创造了辉煌的农业文明，这个久远的记忆一直影响到如今已迁往贵州高原十几个世纪的苗族人，使其在高原的生活环境中处处有所依照。侗族多居于湘、黔、桂三省交界的通道、黎平、三江和融水一带，是这里的原住居民和主要开拓者。十里侗寨、百里侗乡，村村都是沿江而建，寨寨都有溪流穿越，土地肥沃，气候温和，令其水稻文化得以在良好的环境下迅速发展。对于苗族和侗族精美的蜡染和织绣艺术，唯一的解释是她们对织、绣、染艺术的感悟得之于当年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或许可以说，苗族和侗族服饰艺术的精美与繁荣，已非其他民族可以比肩。第三，作为苗族和侗族文化的主要载体，苗侗服饰工艺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出对族群起源的思考和浓厚的祖先崇拜情结。每个古老的民族都曾对生命起源进行思考，但苗侗民族对天地万物的形成以及人类的起源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认知，并鲜明地体现在各自的服饰工艺文化上。如三江侗族的织绣纹饰中神圣的混沌花，是该地侗族信奉的始祖女神“萨天巴”的图腾符号，是孕育生命的母性象征。苗族的“蝴蝶妈妈”也有同样的含义，在黔东南苗族的织绣纹样中，苗族始祖“蝴蝶妈妈”作为生命的主题无处不在；在苗族蜡染纹样中，“蝴蝶妈妈”与飞鸟游鱼共同构筑着万物化生的境界。祭祖节是苗侗民族最隆重的节日，也是苗侗民族族群凝聚力的一种普遍表现形式，其中的图腾符号百鸟衣便是这种普遍形式的具体表征。织绣精美的苗族百鸟衣以鸟龙为主题纹样，侗族百鸟衣的形式与苗族大体相似，唯织绣更加细致。第四，苗族和侗族都是古老的民族，在文化背景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时也存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深入研究其服饰工艺文化，既有利于进行比较分析，认知苗族和侗族的历史文化，亦有利于开展服饰工艺技术的保护和传承。第五，民族服饰工艺及其相关文化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主要包括工艺技术、款式结构、纹饰内容和传承方式等工艺和文化两大部分，最能体现文化多样性和民族特性。因此，完整的民族服饰工艺研究应包括相关文化的研究，因为这是其传承的根基，若是没有民族精神作为支撑，工艺是传承不下去的。民族服饰文化研究是一个正在形成的学科，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民族服饰工艺是民族服饰文化的重要内容，对其的研究尚未真正展开，更乏见有深度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一点是我们应该正视的。

关于壮锦概况的研究一般起步较早，还处于学术研究的起步阶段。这方面的文章往往是在一篇文章中面面俱到，并非对壮锦某一方面研究进行深入探讨。如玉时阶的《壮锦文化刍议》一文，对壮锦的起源、壮锦图案纹样的造型与色彩、日常生活中的功用进行了研究。刘天勇的《壮族织锦概说》一文，对壮锦的产生与发展、壮锦的工艺特点与艺术特色进行了研究。金旭明、徐芳在《浅论壮族服饰中的壮锦》一文中，对壮锦在壮族服饰的应用、壮锦图案的审美意蕴与色彩的文化内涵作了论述。这些概述性的论文，对壮锦的起源、图案、工艺、文化内涵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虽然无法在深度与广度上达到很高的水平，但是毕竟为精专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十年浩劫给我们民族带来的毁灭性灾难，不能不使人痛定思痛，激发人们对历史和现实进行理性的反思。人们痛切地认识到一条宝贵的教训，必须彻底摆脱盲目地迷信一切、独断地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树立对一切事物持理性审视态度的批判精神。学术研究尤其需要这种批判精神。但“批判”不等于否定，而是否定与肯定、扬弃与继承的统一，本质上是与信仰主义，独断主义相对立的崇尚理性分析的学术研究态度。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批判研究，无庸讳言，包含有对神学世界观持批判态度的否定性的一面，但这并不是宗教研究的全部意义，它的主要任务在于科学地揭示宗教的特性、本质和规律，说明它在历史上对社会、人生和文化的作用与影响，这是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和丰富的学术内容的研究课题。即使我们的研究最终把颠倒的世界观再颠倒过来，那也是理性分析的结果。这种性质的研究，不是消极的否定，而是积极的探索。

戴斌（1938—）男，瑶族，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人。1952年10月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64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药学系药学专业。先后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防疫站、南疆防病指挥部和新疆药品检验所工作，为新疆药品监督员，新疆新药评审委员会委员，新疆药学会理事。1987—1988年先后被评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国家卫生部贯彻实施《药品管理法》先进工作者。1990年4月调入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任民族药研究室主任。1993年9月获主任药师技术职称资格，为中国药学会高级会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瑶医药专业委员会委员、广西药学会常务理事和中药天然药物分科学会副主任委员、广西药品审评委员会委员、广西科技评估咨询专家组药学专家、广西民族医药协会常务理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项目审评咨询专家组成员、中国民族民间医药研究会理事、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编委等。自1982年以来，先后发表学术研究论文60余篇，其中有关瑶族医药研究的论文有《广西恭城瑶族端午节传统药市调查初报》（获广西1994一1995年度优秀论文三等奖）、《瑶医用血党药材的生药学研究》、《瑶医用药品种调查报告》，参加著作编写有《中国民族药志》、《实用中草药原色图集（二）》、《中国瑶医学》等10余部。另主编《中药材真伪及混淆品的鉴定》、《瑶医常用药物名录》。

古版印制的木版年画和明清、民国时期手绘年画的珍贵原作，是这套丛书的主体内容。全书首先突出体现的就是“珍本”的理念，选择的作品都是具有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原作珍品，同时，全书还突出要求编纂的艺术规范。丛书的每卷本都有严谨的学术研究综述，各分卷主编对每一幅作品也都做了详尽的标注和图说，以期让读者对作品的内容、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以及审美价值有准确的解读，从而对中国传统年画有正确而全面的认知。可以说，该丛书不仅是传统年画真正遗产的整体性呈现，也将作为传统年画的“标准件”，为年画艺术的鉴定、恢复和新创作提供十分有价值的参考。

和平乡双凤村原称双峰溪、双凤栖，位于永顺县的西部山区，寨子修建在海拔680米的一个四面陡峭的大山之巅,山高林密，道路崎岖，自然生态环境很好。全村3个组，96户,325人,都是清一色的土家人。这里也是土家传统文化保留比较好的区域，20世纪50年代，双凤村的土家摆手舞曾到北京参加全国民族歌舞汇演，被拍成纪录片，并受到了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和朱德委员长的亲切接见。双风村跳摆手舞有一个特殊的讲究，不仅跳摆手舞的人要身披土家织锦，而且还要将土家织锦四十八勾供于摆手堂之正中，据说这是老祖先留下来的规矩，不这样做老祖宗不高兴，寨子就不兴旺。所以，全村传统织锦人代代不断。2003年7月，“中国民族村寨调查”学术研究活动在双凤村进行，这也是全国土家族村寨调查唯一被选中的调查点，双风村被荣称为中国“土家第一寨”。(传承谱系示意图见附六)

新时期瑶族科学研究取得了突出成就。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后，瑶族研究得以重新开展。1979年起，根据国家民委编纂少数民族五套丛书的部署，开始了《中国少数民族•瑶族》、《瑶族简史》、《瑶族语言简志》、《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瑶族自治县概况》等的修改编写工作。截止到1988年，有关瑶族的20余本1000余万字全部出齐。20世纪80年代，除五套丛书编写出版外，学者们还开展了众多学术活动。期间，1984年12月广西瑶学学会的成立反映了新时期瑶族地区和瑶族科学研究的新特点。这一包括大批瑶族学者在内的学术研究团体，80年代以来，组织了大量的学术研究活动，取得了一大批影响广泛的科研成果，使得瑶学成为一个在国内外广受关注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作为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源学生，在确定选题之初，我的博士生导师便指导定位在少数民族地域的民艺学研究上，至此论文的完稿成行，导师的教育和指导在其中都起到了无法取代的作用。我的博士生导师是民艺学专家“泰山学者”潘鲁生教授（现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他对我的研究教育是非常有前瞻并深具智慧的指导和带领。首先，研究的选题立足在民族地区，不仅其研究对象规范的非常具体，而且还能够取民族地域文化之长，调研和搜集到丰富的一手资源资料，这是此篇博士论文能够成行的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其次，研究的方法借鉴了文化人类学和民艺学的田野调研方法，以及民俗学、艺术学、社会学、统计学的理论研究与分析方法，进行一手资料的搜集和素材的分析。人类学方法调研过程的确漫长，前前后后大约历时三年才基本上完成田野的调研搜集。这期间，我的导师不仅亲自不止一次的带领赴奔田野采访调研，还布置我跟随国家重大艺术学基金项目课题的研究，并邀请国际知名的人类学专家雷顿（英国）先生及文化学者林保尧（台湾）先生同行，指导调研中的的提出问题、采访技巧、记录分析等一系列的学术研究方法，这个过程的历练把我的研究视野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研究至髙点上，使我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博士研究学习阶段的高度、深度、广度，尤其是见识了专家学者那种严谨治学、一丝不苟的忘我的研究精神。这是我此篇博士论文能够有独一无二的素材以及独创性分析的必要因素。另外，研究的论述与写作方面，我的导师布置了国家课题的文稿编撰作业，并多次请到理论专家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的两位副院长唐家路教授和董占军教授以及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谭好哲教授、山东大学艺术学院书记李晓峰教授和副院长高迎刚教授等专家来指导把关文稿的写作。不知不觉的学习过程中，已经在博士研究期间完成了CSSCI核刊论文的发表、主持并结题课题项目和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的个人专著。这些不知不觉的作业研究基垫，帮助了我此篇博士论文的写作成稿。今日忆起导师教育学习的经历，真的是充满了高度和智慧的教导，五年里点点滴滴的作业与训练，都在不经意间促使了我的成长和蜕变。今天的我，存下了无尽的感动和感恩。再次，衷心的感谢我的恩师潘鲁生教授。

施米特神父的话从根本上取消了无信仰学者和无神论者研究宗教的资格，具有强烈的护教主义色彩。如果无信仰者和放弃信仰者，因其已对宗教下了“很强烈的评判”从而无资格研究宗教，根据同样的道理，有信仰者亦因其对宗教下了“很强烈的评判”而笃信不疑，岂不也失去了研究宗教的资格吗？无信仰者固然不会有信教者内心的宗教体验，但这并不能成为不能对之进行科学探讨的理由。因为任何内心的宗教体验都会表现为外在的宗教行为，从而成为客观的科学考察的对象。不表现为宗教行为的纯粹内在的宗教体验不过只是单独个人的内心感受，没有普遍的效准，是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的。如果象施米特神父那样、把宗教学的研究仅仅特赐给宗教信徒，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那时，每一种宗教，每一个宗教信徒都会把自己内心中的宗教体验说成是“宗教的内在生命”或“宗教的真义”。这样一来，有多少种宗教，我们就会有多少种宗教学；甚至有多少个具有宗教经验的宗教徒，就可能出现多少种宗教学。因为，不仅各种宗教有自己不同的宗教体验、而且各个信教者也会有自己不同的宗教体验。它们必然会各有千秋、互相冲突。如果有某个骗子坚持他的谎言是得自内心感受到的上帝亲口启示，用施米特的逻辑也是无法驳倒的。事实也是如此，坚信佛教的宗教学者总是把佛陀说得神圣之至，把佛教教义说得神妙之极，坚信基督教的宗教学者则把耶稣和圣经教义捧上了天，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的自然也是如此。他们各自站在特定宗教的立场，各自把自己的“宗教体验”说成宗教的真理，这是信仰主义，不是学术研究，是神学、不是科学。

勾纹系列是土家文化经久不衰的“活态”文化信息的表征，其纹样构成原理为“中心部位由近似菱形及八个勾组成”。其中“四十八勾”的使用传承至今，已成为旅游市场抢手的精品图案，学术研究对此也是重书墨彩，民间更有“四十八勾名堂大”的说法。

第一，在研究过程中通过各个学科研究方法的移植、渗透、融合，不仅能够更加全面透彻地分析和解决鲁锦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而且对涉及的相关学科理论的研究会有所启迪，有很强的学术研究价值。

二是楚巫文化演变系列勾纹的解构。如“四十八勾”传承至今已成为旅游市场抢手的精品图案，学术研究对其也是重书墨彩，民间更有“四十八勾名堂大”的说法。对勾纹解构的研究，有田明的“蛙纹说”，盛竞凌、金萱的“太阳说”，田少煦、李敏的“综合说”，向渊泉的“女阴崇拜说”，以及民间艺人的“藤勾说”和“蜘蛛说”。众多学者认同“太阳说”。最具说服力的是田少煦先生认为勾纹系列纹样是受楚巫文化的影响。

对壮族图腾的不同看法，表现了学者们对图腾性质的不同理解，对图腾与人的关系的不同认识。因此，分歧是很自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只要对图腾的性质有共同的看法，对所依据的材料有大体一致的看法，我想对一些问题将会逐步取得共识的。即使存在着异议，这在学术研究上也是正常的，允许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分歧将有助于科研工作的深入发展，通过讨论乃至争论，使研究成果更符合客观历史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