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地区，自古以来是诸游牧部落的活动场所。自夏、商以来，大大小小的部族和部落出没在这块广阔的草原地带。蒙古高原各部族和部落的兴衰、更替的历史，直13世纪初蒙古族的形成才告结束，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蒙古民族。蒙古民族的形成，是自古以来活动在蒙古地区的诸部族和部落的大集成。蒙古民族在她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继承和发展了古代北方民族的文化。根据考古发掘与汉籍中记载的有关鲜卑人风俗习惯和语言，都证明与蒙古人有共同性，成吉思汗的女祖先阿兰•豁阿“折箭训子”的故事来源于鲜卑人的一支吐谷浑。《蒙古秘史》上记载的古代蒙古人用热敷、放血方法治病也来源于东胡人的一支乌桓人，古代蒙古人烧羊肩甲骨以卜的习俗来源于契丹人。蒙古语中保留了许多古匈奴语。蒙古的左、右翼的划分和十进制的组织形式也来源于匈奴。蒙古部，原为狩猎部落，后来他们又经营游牧业经济，继承了古代北方民族的游牧生产方式，成为“马背文化”的继承者，并丰富和发展了它。所以，蒙古族的历史文化，是古代北方民族文化的大集成。13世纪初，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们进行了半个世纪的对外战争，建立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蒙古大帝国。蒙古大帝国的建立不仅极大的方便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而且对蒙古族接收各民族的先进文化创造了有利条件。汉文化、阿拉伯文化，乃至欧洲文化，对蒙古民族的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尤其自元朝以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使中国各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更为密切。蒙古民族的文化影响了汉、维、藏、满等民族的文化，同时，汉、维、藏、满等民族的文化也影响了蒙古民族的文化。经过继承发展、吸收等历史过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蒙古民族传统文化。蒙古族文化的特点：第一是开放性。因为单纯的游牧文化所提供的精神财富，不能充分的满足人们对精神财富

随着伊朗的逐渐统一，米底王国和波斯帝国的建立和君主专制制度的发展，古代伊朗人的自然崇拜和多神信仰便逐步走向统一，发展为在宗教史上颇具特色的二元神教。在印度—伊朗的早期神话（吠陀）中已有天神“提婆”（deva或daiva，一个印度—伊朗名词，近乎拉丁语的deus）和恶魔“阿修罗”（asura）的区分，伊朗人则进一步把这种分别扩大化、绝对化，用来对一切神灵和超自然力量进行分类，把他们分为善恶对立的两大类。他们尊奉“阿胡拉”（Ahuras，意为“主神”）为善神之主，尊称为“阿胡拉•马兹达”（“AhuraMazda”，马兹达，意为“贤明”、“智慧”），而把与印度天神“daiva”（提婆）相当的“daeva”（台瓦）降为恶魔一类。这种善恶对立的二元神宗教是从多神教走向一神教的一种特殊形式。从各方面推断，“阿胡拉”原来可能是波斯人的一位强大氏族的祖先神或部落的保护神，他被奉为最高的主神是统一帝国和君主集权的反映，是波斯皇帝用来统一帝国各民族的信仰和思想，以加强自己的统治的表现。居鲁士大帝征服巴比伦帝国之后对巴比伦人和犹太人的宗教信仰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而大流士及其继承者则独尊阿拉玛兹达（Auramazda，即阿胡拉•马兹达）。对阿胡拉以外的其他的神则禁止崇拜，或者贬为“daeva”（恶魔）。大流士把自己的一切行为和政治决策都说成是秉承阿胡拉的意旨。他在自己的铭文中列举了他所统治的各省名称之，后，宣称：“这些省归属于我，按阿胡拉•马兹达的意旨，在我的统治之下，向我交纳贡税”。被贬为恶魔的“台瓦”（daeva）看来多是被征服者原来信奉的神。例如，大流士的后继人塞尔西斯一世（公元前486—465）在波里的铭文中写道：“朕遵阿胡拉•马兹达的意旨，战胜此族（指被征服的部落）……在上述国家中原先有信奉台瓦者，朕遵照阿胡拉•马兹达的意旨，拆毁台瓦庙，下令今后不得祭祀台瓦……其他谬风随俗，朕皆一一纠正”。阿黑门尼德王朝历代帝王都自称是阿胡拉•马兹达的使者，神的意志通过帝王宣示人世。古代伊朗的二元神宗教观念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它是适应伊朗各民族走向统一和波斯大帝国的社会政治需要的产物。二元神教的典型表现形态便是琐罗亚斯德教的建立和发展。

八十年代初期，马名超教授等诸先生考察并搜集了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伊玛堪”史诗，也是对北方民族民间文学的莫大贡献。赫哲族祖先长期生息于江河之滨，以鱼为食。赫哲族老艺人都是极富创造才能的民间文艺的继承者、传播者和发扬光大者。赫哲族英雄史诗表现了赫哲人先祖勇武业绩，并予以神圣化的故事。《莫日根射太阳》是赞颂征服自然界的英雄人物的古老传说，带有鲜明的神话色彩。在“伊玛堪”中多有“阔里”神鹰的情节。这是萨满教自然崇拜、图腾观念的反映，是母系氏族社会宗教神话观念的余韵，为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神话学、语言学家提供了广阔的学术研究空间，对北方民族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