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竹笼机，这类织锦机主要分布在广西的忻城、宾阳和环江等地。以宾阳竹笼机为例，织锦机台长173cm，从前端到后端呈倒梯形，前端宽65cm，后端宽79cm。机架高达109cm。机驾中部和上部有两个杠杆结构，分别用来提拉地综和悬挂、提拉竹笼。用花笼起花是壮锦织机的最大特点，机上设有“花笼”用以编织花纹图案。悬挂竹笼机的杠杆长约150cm，后端吊着重物以保持平衡。竹针编排在竹笼周围，整个竹笼就是花本。织锦时根据编好的程序按顺序取下竹针，拉起一组提花通丝就能牵动经线形成开口。竹笼机上的竹针数可达100多根，少的也有30根，竹针数量根据织锦图案的繁简进行增删。竹笼机只用一片地综，配上踏杆，就能完成平纹的织制。这片地综由综丝与综杆组成，每根综丝带动一根底线。综杆上连杠杆，杠杆后端连着踏杆。竹笼机地综形成梭口的过程是：在卷经轴稍前的位置有一个直径约14cm的分经筒，使底经和面经上下分开，形成第一次梭口。底经随之而起，变成面经。这样形成的第二次梭口很小，还需要通过一个竹筒以加大梭口，便于引纬。取出竹筒，放开踏杆，变复回原来的形态，然后又形成一梭口。图1为壮族竹笼机。

设计师采用九宫格纸，按织物的经线、纬线的密度比例与格子的关系，用专用的绘制图纸，作为设计师绘制、设计图案之用。意匠绘制时，按织物的尺寸，根据织物的组织结构进行壮锦图案的纹样编绘，然后按图来挑结花本。挑结花本是一件技术活，懂得挑结花本，也就懂得设计图案。忻城、宾阳以及环江的壮族织锦机多用形似猪笼的竹笼来装置花本，花本实际上就是程序。壮锦织机的花本用竹针来编制，竹针长度比竹笼略短一些，按图案的要求，将第一组需要形成花纹的经线浮点一一挑起，编入一根竹针，接着又将同组的纬线形成花纹的浮点挑起，再编入一根竹针，依次逐组挑编，形成完整的花本环绕在竹笼上。靖西壮族织锦机与竹笼机不同，靖西壮族织锦机没有竹笼，编成花本的竹针依次前后排列，悬挂在机架上。

忻城壮锦的生产与土司家眷的参与有很大的关系，清代忻城土知县莫鲁在《官箴》中要求家眷“锦可学制”。第十一任土官莫恩达的妻子覃氏“纺织之劳亲身为之”。第十二、第十三任土官的妻子都织锦出售，使得“一署大小侍婢终岁不费一钱”。清代举人莫欺写有《竹枝词》说：“十月山城灯火明，家家织锦到三更，邻鸡乍唱停梭后，又听砧声和臼声。”这是忻城织锦的真实写照。

壮族人民珍爱壮锦，视之为美好生活的象征，过去，日常生活不可或缺，因而产生了家庭作坊式的手工织锦业。这在忻城县的城关镇、靖西县的新靖镇、宾阳县的宾州镇最为典型。20世纪40年代，忻城县城关镇100多户人家，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两台织锦机，多的甚至有三四台。主要生产被面和背带芯，销往来宾、宜州、宾阳等地。多数居民以织锦为生，织锦的收入足以维持一个家庭的生活需要。宾阳壮锦源于忻城，但规模和产量却超过忻城。宾阳织锦主要分布在宾州镇，这里是汉族聚居地。宾阳汉族妇女织壮锦始于20世纪40年代，梁树英是第一个到忻城拜师学艺的手工艺人。此后宾州镇织锦十分盛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织锦机。广西南部的壮族织锦以靖西为代表，靖西壮锦与忻城、宾阳齐名。20世纪70年代以前，靖西壮锦曾广布于城乡，县城所在地新靖镇每条街都有几台织锦机，旧州、安德、果乐等乡镇的农村织壮锦也很普遍。靖西壮锦厂的织锦机最多时达到七十多台。

1389年11月，广西忻城开设儒学，学生多为壮瑶苗人，学校要求免其贡。

由于明王朝对瑶民仍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加之瑶族子弟不通汉语，基础差，生员少，一些府、州、县官员为节省地方财政开支，又将新设置的学校停办。如当时的广西荔波县（今属贵州省），自洪武十七年（1384年）设县治，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其县因“生员苗蛮徭僮缺舌之徒，教养无成，不堪选贡，徒费民供，无益国家”，而“罢广西荔波县儒学”。广西思恩、忻城二县儒学，也因“县民稀少，多是徭、僮，非但言语不通，不堪训诲，抑且不愿人学，徒存学官，无所施教”，最后于宣德元年（1426年）罢掉。保留下来的学校，多招收地方官吏、豪绅的子弟，或是屯戍瑶区士兵的后裔，或移民后裔，瑶族百姓子弟多未受其实惠。

元明时期，有关瑶族火葬的记载很难见之史籍。但自清代以降，有关瑶族行火葬的记载日渐增多。乾隆《庆远府志》卷十载：“南丹、东兰徭、僮，亲死倶火化。择头额骨、手指骨、脚膝骨，以小罐贮而瘗之，余倶不收矣。十余日后，就焚化处掘土乱埋，不祭扫。忻城亦如此，而骨则全收。”广西容县瑶族，“性好迁徙……人死倶焚其骸，收烬置瓮中瘗之，谓之火葬。”“义宁（今广西临桂）徭有三:一曰盘古徭……葬用火化。”龙胜瑶，“葬用火化”。湖南兴宁瑶族，“丧葬不用家礼，只用巫师，多有焚化。”蓝山县高山瑶，“尚有火葬者”。乾隆《开化府志》卷九记滇东南瑶族事亦说：“徭人……死者骸骨不落地，火化收藏”。

清代，广西成为瑶族分布最多的地区。据清人谢启昆《广西通志》卷二七八载，当时的临桂、兴安、灵川、阳朔、永福、义宁、全州、灌阳、马平、罗城、怀远、融县、象州、天河、河池、思恩、南丹、忻城、武缘、宾州、迁江、上林、田州、兴隆、定罗、那马、泗城、西林、平乐、恭城、富川、贺县、荔浦、修仁、昭平、永安、苍梧、藤县、容县、岑溪、怀集、桂平、平南、贵县、武宣、宣化、隆安、上思、归德、果化、忠州、宁明、江州、思州、天保、秦议、归顺、向武、博白、北流、陆川等州县均有瑶族分布。故清人钱元昌《粤西诸蛮图记》载：“粤西山谷，奥险阻绝，蛮类实繁。合其类而十分之，则僮居四，徭居三，良居二，余仅得一焉。”

元朝在水族地区设置的土司机构主要有：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设庆远安抚司和南丹安抚司。至元二十年（1283年）设都云定云安抚司。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设定云府，改陈洞为陈蒙州。次年，改陈蒙烂土军民安抚司。大德元年（1297年）并庆远安抚司和南丹安抚司为庆远南丹溪洞等处军民安抚司，领南丹、东兰、那地四州，宜山、忻城、天河、河池、思恩、荔波六县。后荔波为蒙、皮、雷三姓土司割据。明朝在水族地区设置的土司机构主要有：洪武元年（1368年）灭荔波蒙、皮、雷三姓土司，以其地并入广西庆远府思恩县。洪武十七年（1384年），又恢复荔波县建置。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授张均合江州陈蒙烂土长官司，授蒙闻九名九姓独山长官司。弘治七年（1494年）设都匀府，下领麻哈、独山二州及都匀、邦水等长官司三。撤荔波县易十六緈为十六里。置方村、蒙村、穷来村三巡检司，属广西河池州。清初基本承袭明代在水族地区设置的土司机构，计有都匀长官司、邦水长官司、丰宁上司长官司、丰宁下司长官司、烂土长官司等。雍正年间实施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水族地区土司机构基本废除，标志着历元明以运清初在水族地区持续四百余年的土司制度宣告灭亡。

1955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建立江华瑶族自治县。9月，经国务院批准，以都安县辖地为基础，加上河池、宜山、忻城、马山、平果、东兰等县的部分乡成立了都安瑶族自治县。11月，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成立。

明代，大批瑶族从岭北经广东进入广西，使广西成为瑶族人口分布最多的地区。故史籍记载说：“（明代）广西徭、僮居多，盘万岭之中，当三江之险，六十三山倚为巢穴，三十六源踞其腹心，其散布于桂林、柳州、庆远、平乐、诸郡县者，所在蔓延。”据吴永章先生统计，明代广西瑶族主要分布在桂林府的全州、灌阳、古田、灵川、兴安、临桂、阳朔、永宁，柳州府的宾州、象州、柳城、洛容、上林、马平、武宣、融县、来宾、罗城、怀远，庆远府的河池、忻城、荔波、天河、思恩、永顺长官司、永定长官司，梧州府的苍梧、藤县、岑溪、容县、博白、怀集、北流，平乐府的永安、富川、恭城、贺县、平乐、昭平、荔浦、修仁，浔州府的武靖、桂平、平南、贵县，南宁府的横县、宣化等州县。此外，据调査，明代庆远府的南丹土州、都阳巡检司、安定巡检司亦有瑶族居住。南宁府的武缘、上林亦有瑶族分布。随着元明两代的迁徙，大批瑶族进入广西腹地，从而使大藤峡一带成为瑶族活动中心。故史籍载曰：“盖广西瑶寇处处有之，惟浔州大藤峡为大。”

清代，部分瑶族设庙或画神像祭祀盘瓠。或于家中祭，或举族合祭。时间不定，或于“岁时”，或于“元夕”、“七月望日”等。民国何天瑞《西宁县志》卷三十三记清代西宁瑶族事说，“西江以南，所在陬麓，多盘古庙，其庙塑神像，有与盘親形相类者，殆即徭人祖祠。”清人闵叙《粤述》亦载：“桂林等府俱有盘王庙，徭、僮祀为始祖。”清人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下》说：“（徭）自信为狗王后，家有画像，犬首人服，岁时祝祭。”道光《长乐县志》亦有同样记载。清人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七说：“曲江徭……七月望日祀其祖狗头王，以小男女穿花衫歌舞为侑。”广东海丰县瑶族，“盘瓠种也……家供画像，犬首人服，岁时祀之。”忻城、荔波等地瑶族则“元夕祭盘瓠”。兴安县瑶族，“每岁首祀盘瓠，杂置鱼、肉、酒、饭于木槽，叩槽群号以为礼。”清人宗绩辰《永州府志》卷五记道州瑶族事说：“岁首祭盘瓠，击腰鼓，吹笙竽为乐。”广东连山八排瑶，不仅设庙供奉盘瓠神像，而且定时祭祀，“岁仲冬十六日，诸摇至庙会阆，悉悬所有金帛衣饰相夸耀，徭目视其男女可婚娶者，悉遣入庙，男女分曹地坐，唱歌达旦。”居住在桂西一带的布努瑶尤重祝著节。“祝著”，布努语意为“五月二十九”。清人王言纪《白山司志》卷九载：“白山徭人……每岁以五月二十九日为除夕，此日椎牛屠豕，以巨瓮承酒，男女杂沓，执木杓挹而饮之，欢呼唱歌，众山皆响。及至除夕、元旦反漠然如常日。”

数百年以来，广西壮锦生产的中心地区一直是忻城县，忻城壮锦远近闻名。1949年前，忻城织造的壮锦被面、背带芯等多销往宜州、来宾、宾阳等地，壮锦的美观、实用以及壮锦的经济价值广受人们的青睐。于是，便有了宾阳汉家女学织壮锦的开始。

壮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大约有1700万人口。壮族大多居住在广西，主要集中在柳州、来宾、河池、南宁、百色、崇左等地区。广西优美的地理环境和悠久、特殊的历史，孕育了壮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广西各族民歌、干栏文化、花山岩画、铜鼓文化、大石铲文化、稻作文化都极具特色，其中的壮族织锦技艺就是最能代表壮族文化的品牌和象征之一。壮族织锦技艺悠久，其历史可追溯到西汉时期，与云锦、宋锦、蜀锦并称中国“四大名锦”。在广西的不少地方如靖西、忻城、宾阳、龙州、大新、环江等地至今还在制织，与其他名锦比较，壮锦完全来自民间，充满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意。从壮锦发展的历程来看，反映了壮族地区棉织业、麻织业、丝织业的发展情况。历史上，广西虽然地处边远，但是在纺织业方面并不落后，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是处在一流水平的，如广西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特别适宜麻类植物的生长，葛类、蕉类特色织物也很有名。壮锦这株令壮族人民无比自豪的艺术奇葩，在遥远的宋代已经发展成熟，明清时期成为贡品，反映了壮族人民的卓越才能、审美意识和人生理念，同时也是壮族科技历史进程的重要部分。壮锦还与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泰国等国家的民族织锦有着渊源关系，这正体现了广西壮族所处的地域特征以及中国与东盟各国的长期友好联系，同时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交融。

宾阳始建于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古为百越之地，夏至周为荆州地，原为桂林郡，唐贞观五年（631）改置宾州，1912年改为宾阳。宾州古城为宾阳县的古县城，创建于北宋时期的开宝六年（973），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宾州自古就是远近闻名的古县城，属广西商贸四大古镇之一。宾阳壮锦（编织技艺）这一传统技艺，最初从忻城传入时就在该镇，后发展、传播周边各地至今。

广西壮锦的生产，相传始于清代，当时民间是以家庭手工业形式生产，编织主要有罗心、被面。广西地处亚热带，利于种芝麻和种桑养蚕，这给民间编织创造了有利条件。广西宾阳县最早生产壮锦的是武陵廖寨村妇女，织锦机是使用古老的织布机，织法极为笨拙，用1。5尺长拇指粗的竹筒，一端削尖作起花之用，并用手串各色丝绒，编织出一尺宽的条锦。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开始是一队以食素姑义结姐妹十多人的组织形式，互相学习，协助设计，织造壮锦的。初期主要是生产背小孩用的罗芯。广西织锦主要分布在宾州镇，这里是汉族聚居地。广西汉族妇女织壮锦始于30，40年代。民国10年，忻城一个姓简的妇女到广西传授织壮锦工艺，一个点在芦墟乡王明村，一个点在城内东门街姓简的人家。各地农家妇女纷纷前来学艺。民国23年城内十七岁的吃斋女梁树英，结识了忻城到广西买丝绒的一位姓陆的妇女，随陆到忻城学织壮锦。梁树英聪明好学，加上姓陆的妇女耐心指教，不久梁树英便把忻城一套织锦传统工艺学会带回广西。她先自家织，然后传授给一些近邻妇女。此后，宾州（现称新宾）镇织锦十分盛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织锦机。广西壮锦源于忻城，但规模和产量却超过忻城。广西的壮锦来自忻城壮族的传统工艺，结合本地区的民族特点，吸收、演变发展和提髙的。

壮锦的产地主要集中在壮民族居住相对集中的地区。壮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先秦时期的骆人，直到两宋时期，真正意义上的壮民族共同体才形成。到了清代，“獞”“撞”“僮”等称谓已经比较普遍。解放后，统一称为僮族。1965年，周恩来总理倡议，把“僮族”改为“壮族”。这就是壮民族由远古先民逐渐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的过程。壮族分布比较集中的地区主要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同时在广东、湖南、贵州、云南等省也有一些壮民居住。如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与广东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是除了广西之外，壮族人民居住相对集中的地方。壮锦的分布与壮族的居住分布密切相关。在广西境内，壮锦的产地主要分布于广西靖西、忻城、宾阳等县。同时，云南文山的壮锦、广东连山的壮锦也别具特色。

广西的壮锦历史悠久，据《广西通志记载,宋代已有生产，明代万历年间,所生产的龙凤壮锦为当地重要贡品。清代壮锦生产已相当普遍。据乾隆《归顺直隶州志》记载:“嫁奁土锦被面决不可少，以本乡人能织故也。土锦以柳绒为之，配成五色，厚而耐久，价值五两，未笄之女即学织。”又据《粤西笔记》记载:“僮女染纱织布，五彩烂然……凡贵官富商，莫不争购之。”说明当时的壮锦生产，已成为壮族妇女的重要家庭副业。壮锦产自壮族聚居地区，主要包括广西宾阳、忻城、柳州、靖西等地。壮族人民自古勤劳善织，服饰文化绚丽多彩，并创造出竹笼提花织机的织造技术，生产的各类壮锦织物闻名全国。图3-21为壮锦的代表性品种之一。

广西的壮锦历史悠久，据《广西通志记载,宋代已有生产，明代万历年间,所生产的龙凤壮锦为当地重要贡品。清代壮锦生产已相当普遍。据乾隆《归顺直隶州志》记载:“嫁奁土锦被面决不可少，以本乡人能织故也。土锦以柳绒为之，配成五色，厚而耐久，价值五两，未笄之女即学织。”又据《粤西笔记》记载:“僮女染纱织布，五彩烂然……凡贵官富商，莫不争购之。”说明当时的壮锦生产，已成为壮族妇女的重要家庭副业。壮锦产自壮族聚居地区，主要包括广西宾阳、忻城、柳州、靖西等地。壮族人民自古勤劳善织，服饰文化绚丽多彩，并创造出竹笼提花织机的织造技术，生产的各类壮锦织物闻名全国。图3-21为壮锦的代表性品种之一。

早在秦始皇时期，灵渠修成之后，壮族的先民与中央王朝之间的交流便源源不断；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交通的发展，壮族和中央王朝关系更加密切，至明清时期，壮锦已经作为壮族对中央王朝的贡品。壮锦的图案纹样中，不仅有展现壮族文化独特符号的图案纹样，还有展示了汉族传统文化中一些图案纹样，并且壮锦把这些图案与本民族图案融合在一起，创造出属于自己文化的特色。例如广西民族博物馆馆藏的盘龙纹壮锦、双狮滚绣球纹壮锦等，万寿花纹壮锦等，在广西忻城壮族土司衙门中收藏的凤穿牡丹纹壮锦、暗八宝纹壮锦等等之中。

广西优美的地理环境和悠久、特殊的历史，孕育了壮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广西各族民歌、干栏文化、花山岩画、铜鼓文化、大石铲文化、稻作文化都极具特色，其中的壮族织锦技艺就是最能代表壮族文化的品牌和象征之一。壮族织锦技艺悠久，其历史可追溯到西汉时期，与云锦、宋锦、蜀锦并称中国“四大名锦”。在广西的不少地方如靖西、忻城、宾阳、龙州、大新、环江等地至今还在制织，与其他名锦比较，壮锦完全来自民间，充满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意。从壮锦发展的历程来看，反映了壮族地区棉织业、麻织业、丝织业的发展情况。历史上，广西虽然地处边远，但是在纺织业方面并不落后，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是处在一流水平的，如广西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特别适宜麻类植物的生长，葛类、蕉类特色织物也很有名。壮锦这株令壮族人民无比自豪的艺术奇葩，在遥远的宋代已经发展成熟，明清时期成为贡品，反映了壮族人民的卓越才能、审美意识和人生理念，同时也是壮族科技历史进程的重要部分。壮锦还与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泰国等国家的民族织锦有着渊源关系，这正体现了广西壮族所处的地域特征以及中国与东盟各国的长期友好联系，同时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交融。

中国壮族传统手工织锦。据传约起源于宋代。以棉、麻线作地经、地纬平纹交织，用于制做衣裙、巾被、背包、台布等。主要产地分布于广西广西、忻城、广西等县。传统沿用的纹样主要有二龙戏珠、回纹、水纹、云纹、花卉、动物等20多种，又出现了“桂林山水”、“民族大团结”等80多种新图案，富有民族风格。壮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壮族古代叫俚族、僚族、俍族和土族，从宋代起，才改称为僮，又改称为壮。壮族有很古老的历史，世世代代居住在我国西南部的广西、云南、贵州和湖南部分地区。壮锦又称“僮锦”、“绒花被”，较厚实。被誉为中国四大名锦之一的壮锦是广西民族文化瑰宝，这种利用棉线或丝线编织而成的精美工艺品，图案生动，结构严谨，色彩斑斓，充满热烈、开朗的民族格调，体现了壮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壮锦是在装有支撑系统、传动装置、分综装置和提花装置的手工织机上，以棉纱为经，以各种彩色丝绒为纬，采用通经断纬的方法巧妙交织而成的艺术品。壮锦又称“僮锦”、“绒花被”，较厚实。壮锦最适合作被面、褥面、背包、挂包、围裙和台布等。壮锦是用棉或麻的股纱作经线，以不加捻或者微捻两种彩缔织入起花，在织物正面和背面形成对称花纹，并将地组织完全覆盖，增加厚度，还有用多种彩纬挑出的，纹样组织复杂，多用几何形图案，色彩鲜明，对比强烈，具有浓艳粗矿的艺术风格。

民国时期，忻城壮锦仍以传统的个人或家庭纺织形式为主。当时商贸来往相对频繁，市场对纺织品的不断需求刺激着壮锦的生产，民国1912年城关镇县厢街一家“德隆”商号统计出每年壮锦的销售量就达百余条。但到了上世纪40年代，忻城县城关镇县厢街百余户居民仅有织机一两台，织锦艺人逐渐减少。建国初期，应国家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工艺政策的号召，忻城政府开始重视和保护忻城壮锦，1957年成立壮锦生产合作社（当时被称为手工合作社），组织有经验有技术的壮锦艺人进行集中生产，有15台手工织机，壮锦生产已呈现一定程度的规模化。1959年忻城县壮锦社的龙凤被面参加国庆十周年“全国少数民族手工艺术展览会”展出并获奖，忻城被定为壮锦生产的重点县，并得到联合国非政府组织的重视，获得用于扩建规模、改进织机和提高生产效率的资金资助。

承德避暑山庄收藏有“井”字纹壮锦被面，为清代贡品；故宫博物院收藏有黄地团花壮锦毯、绿粉回纹彩方胜长方形壮锦毯等，为清代乾隆时期贡品。现在的广西民族博物馆收藏有复制品。可见，当时的壮锦主要是作为被面和床毯之用。壮族民间的婚嫁，嫁妆中必有几床被子，而被面必须是壮锦。壮族民间对壮锦的需求量相当大，被面主要是姑娘自己织，也有到市场购买的。这一时期的壮族聚居地，每逢圩日，都有壮锦被面、背带芯出售。九十年代后逐步消失。农村的、民间的壮锦是一条逐步衰落之路，而集体性质的壮锦工厂如忻城、宾阳、靖西等地的壮锦厂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逐步开发出挎包、壁挂、披肩、床旗、桌旗、枕套、围巾、窗帘、沙发套、台布、背包等。壮锦的应用越来越广泛，21世纪初还出现了一种巨型壁挂，专用于献礼和纪念之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壮锦有了更好的发展，由于忻城、靖西、宾阳三地壮锦织造业发达，织锦机相对集中，这为五十年代的合作化奠定了基础。过去的家庭手工作坊，变成了壮锦合作社和工厂，以后，忻城、靖西、宾阳三地的壮锦厂又逐步发展成为二轻局直属的集体企业，使壮锦的生产上了一个新台阶。八十年代时，这些工厂的效益普遍较好，这一时期，壮锦的生产无论从规模、种类、范围、影响上都超过了从前，更重要的是，壮锦走向了规模化、产业化的道路。20世纪60年代，为提高工作效率，宾阳壮锦厂从四川引进排子机，以后又引进了龙头提花机。

壮族民间的婚嫁，嫁妆中必有几床被子，而被面必须是壮锦。壮族民间对壮锦的需求量相当大，被面主要是姑娘自己织，也有到市场购买的。这一时期的壮族聚居地，每逢圩日，都有壮锦被面、背带芯出售。九十年代后逐步消失。农村的、民间的壮锦是一条逐步衰落之路，而集体性质的壮锦工厂如忻城、宾阳、靖西等地的壮锦厂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逐步开发出挎包、壁挂、披肩、床旗、桌旗、枕套、围巾、窗帘、沙发套、台布、背包等。壮锦的应用越来越广泛，21世纪初还出现了一种巨型壁挂，专用于献礼和纪念之用。

新中国成立后，壮锦迎来了复兴期。从1954年开始在盛产壮锦的忻城、靖西、宾阳、融水等地分别组织创办了四个壮锦生产合作社，进行集体化生产，并进而发展为专门的壮锦厂。许多城镇街道和农村地区逐步建起壮锦生产合作社，织锦艺人聚集到一块专门为当地织锦。至1987年，区政府对这四家织锦厂共投入资金170多万元，购入相对先进的现代机器代替大部分老式“竹笼机”。当时的壮锦已远销到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包括欧美的发达地区。据统计，1972年，壮锦的年出口总额达到10万元以上，这在当时的人民币值之下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由于国民党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桂系军阀实行野蛮的法西斯统治，残酷地剥削壮族人民，壮锦生产也遭到严重的摧残。那时，壮锦艺人生活无着，壮锦生产奄奄一息，濒于绝境。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壮锦生产才获得新生。壮锦不只是壮族妇女的家庭手工艺品，而且成为集体生产的产品。由于忻城、广西、广西三地壮锦织造业发达，织锦机相对集中，因而为50年代合作化奠定了基础。从1954年开始在壮锦集中产区的忻城、广西、融水等县组织老艺人归队，建立了四个壮锦生产合作社，实行专业生产，重点扶持，以后发展成为专门的壮锦织造厂。许多城镇街道和农村人民公社也建立了壮锦生产合作社或小组，织锦艺师的队伍也随之扩大。至1987年，自治区人民政府对四个织锦厂共投入资金170多万元，建厂房8000平方米，购进半机械化设备代替大部分老式“竹笼机”。

20世纪80年代是壮锦发展的黄金时期，可以说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在这个时期，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民公社也随之解体，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髙，对于物质文化的需求也在增加。但是由于“文革”的破坏，当时的物质极为匮乏，新生产出来的壮锦自然获得了人们的喜爱。80年代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兴旅游业的发展，壮锦作为广西地区与壮民族的文化符号，成为游客争相购买的礼品。在政府经济体制变革与市场的双重刺激下，一时间，在忻城、宾阳、靖西、融水等地出现了许多壮锦厂。像宾阳民族织锦厂，位于新宾三联街南桥头北，在80年代迎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到1981年，全厂已经拥有新旧机器设备98台。其中排子机18台、电动提花织锦机7台、电动解纱机4台、电动捲纬机1台，等等。到了1983年，因为发展的需要，宾阳民族织锦厂由一个厂分为两个厂。一厂在1985年的时候就有职工70人，生产17个产品，总产值14.02万元。此厂生产的壮锦游龙被面获得全国工艺美术百花奖，优秀创作设计二等奖；菱形图被面、蟒龙纹挂壁、苗头巾等，分别获得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用品优秀设计奖或优秀产品奖。

20世纪50年代，靖西、忻城、宾阳等壮锦相对发达的地区在国家政策的号召下成立了壮锦生产合作社。壮锦文化的现代变迁开始发生。80年代，由于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壮锦出现了短暂的辉煌，壮锦的产品种类、生产规模及影响等不断扩大。如自治区曾多次拨款给忻城壮锦厂，扶助其革新设备，扩大生产能力而在民间，织锦之声也不绝于耳。及至90年代，壮锦文化开始衰落。

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广西壮锦生产的繁荣时期。由于80年代初农村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农民在自由支配土地的同时也有了自己支配的时间，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经营自己的土地，这种革命性的改革，迅速地提高了粮食产量，并以此为前提，农民从事传统手工业生产就有了可能。其次，当时全国兴起的大办乡镇企业的热潮，也促进了广西织锦业的发展，当地政府在思考地方发展战略时，自然想到了民族传统产业——壮族织锦。一时间，在忻城、广西、、融水等地出现许多织锦厂；第三，旅游业的复兴刺激带动了壮族织锦业。改革开放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髙及宽松的人口流动政策，旅游业开始兴旺。由于当时旅游业刚刚兴起，景点销售的工艺品还很少，给壮族织锦占领景点市场提供了契机；第四，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物质产品、特别是点缀人民生活的装饰品相当匮乏，而当时人民的购买力又比较高，因此，新开发出的壮族织锦产品深受购买者亲睐；第五，由于民族传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受到压抑，当政府重新重视民族传统文化后，与民众对传统文化的渴望心里一拍即合，壮族织锦的复兴也是此种大文化背景的产物。这一时期，壮锦生产无论从规模、种类、范围、影响上都超过了以前，而更为重要的是，其逐步走上了规模化、产业化的道路。

传统的壮锦纹饰的生产和发展的基础是自给自足的男耕女织式的自然经济。当时民间生产的形式主要是家庭手工作坊，编制的产品主要是背带、被面、服饰装置等生活用品。壮锦纹饰传承与发展的主要方式是母女传授或者师徒传授。新中国建立后，传统的家庭壮锦纹饰生产发生了非常巨大的改变。传统的一家一户的个体手工生产变成了合作社形式的集体生产，甚至成立了专门的壮锦厂。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可以看作是壮锦发展的一个兴起期，主要特点是，以集体合作生产代替原来的个体家庭生产，以现代化机器生产或者企业生产代替过去的手工家庭作坊《20世纪50年代，壮锦生产的最大变化就是生产的集体化。1954年至1956年，在壮锦生产较为集中的忻城、宾阳、靖西、融水等县组织织锦老艺人归生产队，建立了四个壮锦生产合作社，并在此基础上建成了专门的壮锦织造厂。如宾阳县人民政府为了发展民族工艺生产，在1954年将织锦个体户组织起来，成立壮锦生产小组。1956年，在新宾成立了30多人组成的“裕福”生产合作社。在此基础上，“裕福”生产合作社与其他几个生产合作社合并，在新宾镇建成了民族织锦厂。自此，壮锦生产彻底改变了一千年来的家庭生产模式，为壮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时期的政府也利用各种时机加强对壮锦文化进行宣传，壮锦的发展迎来了第一个春天。1958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庆典上，“龙凤台布”壮锦和锦旗成为壮民族的文化因素与代表符号。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经济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年代。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与十四大的召开，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于是，一批属于地方政府领导的县镇企业在市场的冲击下纷纷倒闭。在此时代的潮流中，壮锦厂也难以自保。1956年左右，在广西先后成立六所壮锦厂，到了90年代末期，仅仅剩下靖西民族织锦厂与宾阳民族织锦厂还在勉强支撑着残局，但也面临倒闭的危险。我们都知道，忻城曾经是壮锦的重要发源地。忻城壮锦厂在20世纪80年代也曾经极为兴盛，创造过壮锦发展的辉煌时代。但是进入90年代后，仍旧难免破产的命运。1990年，忻城壮锦厂的生存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在英国牛津救济组织的援助下，忻城壮锦厂购置了电动机组、排子机、车床等机械设备，增强了生产能力，同时还建立了城关、板河等8个农村壮锦生产点，扩大了生产规模。但由于流动资金不足和市场经济冲击等原因，1994年，勉强维持的忻城壮锦厂终于难以为继，宣布倒闭。1995年，面对严峻的生存挑战，宾阳民族织锦一厂与二厂再次合并，成为宾阳唯一的民族织锦厂。在90年代，国家与地方政府是一如既往地支持壮锦事业的发展。如1991年壮锦厂为第四届民族运动会生产“吉祥物”“会徽”图案壮锦包6000套作为大会的礼品。1995年，又为国家生产出两万套绣有“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字样的壮锦包作为大会指定的专用文件袋礼品。但是，政府90年代的支持与80年代明显不同，是在市场对经济起调节作用的基础之上进行的。

壮锦起源于何时？这是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的疑案之一。过去大多数人都认为，壮锦大约产生于宋代。建国后，广西的考古工作者在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的发掘过程中，不仅发现了相当多的丝麻织品，而且还在七号殉葬棺内发现数块黑地桔红回纹锦残片。据《元和郡县志》记载：“贵州，本西瓯骆越之地……”《太平寰宇记》也说：“贵州……故西瓯骆越也，秦虽立郡，仍有瓯骆之名。”《舆地志》也有同样的记载。由此看来，汉代，广西贵州（即今贵港市一带）应是壮族先民瓯骆人的主要聚居区之一。在这一地区发现汉代织锦的事实说明，早在汉代，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壮族先民就已知道使用织锦了。而这一地区织锦的产生，则更应在此之前。由此可知，壮锦的生产是历史悠久的。关于壮锦的文献记载，最早大约可追朔到宋代。宋人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说，当时广西左右江“州洞”所产的“緂布”，“如中国线罗，上有遍地小方胜纹，”比他稍晚些的同代人周去非也在《岭外代答》中说：“邕州左右江洞蛮，有织白緂，白质方纹，广幅大缕，似中都之线罗，而佳丽厚重，诚南方之上服也。”此外，左右江州洞还产一种“綀子”，“大略似苧布，有花纹者谓之花綀。”这些“緂布”和“綀子”，看来还属最初的壮锦，但其织锦的工艺水平却已达到一定的程度。明代是壮锦生产发展较快的时期。明王朝建立后，随着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到了明中叶，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水平都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壮锦越来越普遍地流行于壮族民间，工艺也越来越精巧，并以其色彩绚丽、图案别致，结实耐用而驰名。明代万历年间，织有龙凤图案纹样的壮锦被明王朝列为贡品，成为全国有名的织锦之一。清代，壮族民间生产和使用壮锦已经很普遍，并成为市场上的流通商品。乾隆《柳州府志》说：“壮锦各州县出。壮人爱彩，凡衣裙巾被之属，莫不取五色绒杂以织布为花鸟状，远观颇工巧炫丽，近视则觉粗粝，壮人贵之。”嘉庆《广西通志》说：“东兰壮女，能作花巾，以白布画花卉人物于上织成，极工巧。”乾隆《庆远府志》记载说“土锦各处皆有，永定忻城精致。”光绪《归顺直隶州志》记载说：“嫁奁，土锦被面决不可少，以本乡人人能织故也。土锦以柳绒为之，配成五色，厚而耐久，价值五两，未笄之女即学织。”《皇清职贡图》也说，融县壮族，“男花巾缠头，女……衣缘以锦花褶绣履，时携所织壮锦出售……”这些记载反映了壮锦生产的发展和普遍流行的情况。与此同时，壮锦的工艺水平和质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清人沈日霖《粤西琐记》说：“壮妇手艺颇工，染丝织锦，五彩斓然，与缂丝无异，可为裀褥。凡贵官富商，莫不争购之”。乾隆《庆远府志》记忻城壮人事说：“女勤纺织，能织被褥成龙凤花纹，华美而坚，谓之壮锦。”在归顺直隶州“土锦以丝杂锦织之，五彩斑斓，葳蕤陆离，真杜诗之海图波涛，天吴紫凤也。”壮锦工艺之精致美观，由此可见一斑。

在壮族地区，棉纱易得而丝线难求。壮族的蚕桑业在清代以前几乎是空白。《后汉书》卷86《西南夷传》载：“ 牂柯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无蚕桑，故其郡最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三记载，广西转运使陈尧叟上言曰：“臣所部诸州，土风本异，田多山石，地少桑蚕，昔云‘八蚕之绵’，谅非五岭之俗，度其所产，恐在安南。”壮族无蚕桑的状况直到清代才有所改变。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百七十八载，广西巡抚张鸣岐奏：“桂省地广人稀......蚕桑为农业大端。自梧州开设蚕业学堂以来，容县、贵县、隆安县、左州、郁林、直隶州、那马通判、马平县等处次第设所讲习研究，日起有功。龙州见亦拨款开办蚕业学堂以开边地风气。各属出口丝茧，据梧州关税务司呈到光绪三十四年贸易册，谓岁有增加。”但是直到现在，忻城、宾阳、靖西、环江等几个壮锦产地的蚕桑业几近于无，丝的来源困难，从外地引购又太贵。民间出现了用彩色晴纶线代替丝线的织锦。

研究所在忻城、环江等地开办培训班培训织锦技艺45人次，推广广西民族织锦技术，带动当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宣传和扩大了广西民族织锦工艺品的影响，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民族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社会效益显著。研究所还加强销售网络建设，增加营销手段，保持和提高市场占有率，抓好品牌建设。以建设一流的民族织锦产业基地，做大做强民族织锦产业，做民族织锦的领头羊为目标而奋斗。

任何事物都有其荣衰兴替的发展曲线。壮锦作为壮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经历过繁荣发展，如今却难见踪迹。壮锦在当地民间的影响力和认知度相对较低。传统忻城壮锦运用于制作被面，装饰传统服装等，现代社会中则被其他丰富多样的纺织品所取代。而且，一小块纯手工壮锦挂饰的市面价格上万元，并非普通家庭所能承担，因此鲜有人过问。外地人购买壮锦往往是将其作为一种旅游纪念品，或者作为对朋友的馈赠品和工艺品用来玩赏收藏。壮锦价格昂贵且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应用程度低。另一方面，与壮锦有关的民俗活动淡化，民众接触壮锦的机会与场合减少。以织锦为生的艺人也逐渐隐退，或另谋生路，或仅把织锦作为业余爱好。许多当地年轻人甚至从没有接触过壮锦。民众只能在近几年官方每年筹资准备的“三节一会”上能见到由外地引进的华美壮锦展品，或是在门票不菲的土司博物馆里欣赏远久时代的壮锦残片，或是在老一辈人零碎的生活记忆中构建其模糊印象。壮锦文化的传承发展陷入困境，亟待国家力量、地方社会和当地民众的合力参与，打造有效的发展路径。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商品经济和都市文明不断冲击古老的民间文化，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传统文化消失了，织锦这门传统工艺的传承和发展也不免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壮锦开始衰落。过去织锦工艺得到广泛发展，很大的一个因素是缘于它是不少壮族妇女赖以为生的基本技能，过去的靖西、忻城、宾阳等地之所以形成相当的民间织锦规模，那是因为织女们要担负养家糊口的重任，同时织锦这门手工艺也是聪明智慧的体现，从织锦上可以看出姑娘的勤劳和能力，在相应的社会环境里，壮锦已经成为传统，一种生活的必需。

壮锦曾大规模流行于壮族主要聚居的红水河流域和左右江流域，这种体现出壮族相同的文化内涵和生活背景的工艺美术织品还不能说已经摆脱了困境，但希望还是很大的。目前主要有靖西、宾阳、龙州、忻城和环江五个地方与壮锦有较深的渊源，并且至今还在生产。相对而言，靖西和宾阳的壮锦发展较好。忻城县近几年来对壮锦的保护和发展也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在壮锦的展示、培训方面有了一些具体的举措。

除了建立壮锦研究所之外，还要加强壮锦纹饰各方面的研究，为其进一步发展做好准备。加强壮锦纹饰的学术研究，就是要对壮锦纹饰的织造技术、图案设计、历史文化与销售市场等方面进行研究。由于壮锦纹饰的织造技术繁琐复杂，使学术研究有一定的难度；壮锦纹饰图案的设计需要更多的美术设计人才加入；壮锦纹饰的历史文化内涵的研究需要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广泛的历史文献查阅；千变万化的销售市场也需要丰富的实践与宣传。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大量的时间、资金与人力的投入，所以实行起来非常困难。南京云锦的学术研究能够顺利开展，与江苏省的经济地位、南京市的省会地位密不可分。壮锦纹饰的生产地宾阳、靖西与忻城等都是县城，要想加强壮锦纹饰的学术研究难上加难。所以，还需要国家与自治区政府加强对于壮锦纹饰学术研究的自己支持。学术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深入了解与宣传壮锦文化，创造出更具艺术性的纹饰图案，为壮锦纹饰的传承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民间文化传承根本上是由生活在传承母体的社区的民众来完成的，没有他们的独立认识和历史实践，就没有文化的过去、现在有和未来。壮锦是由壮族民众共同创造和发展的，其担负着壮锦文化传承的历史重任。通常而言，壮族女性掌握着并实践着精妙的织锦技艺，她们是壮锦文化传承的主力军。壮族姑娘一般在尚未及笄之时就开始在大人或师傅的指导下学习复杂的织锦技艺，等技艺日渐精进后就会在前人的基础上融入自己智慧和情感加以创新发展。正是通过这种纵向的代际传递实现文化的积累、传承和发展。“如果作为传承者的人无法传承或不再愿意传承，作为传承母体的社区解体、崩溃或出现结构性变动，文化传承就会出现危机。”在外力的驱动和影响下，壮族女性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她们或不愿意去接受技艺复杂、耗时费工又带不来经济利益的壮锦技艺，或想要传授技艺但苦于无人响应。无法否认，前者是普遍存在的现实情况。我们无意对壮族女性这种心灵深处的变革弃作出评论，毕竟她们多数还无法脱离物质的贫困，她们更无法理性的认识到壮锦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在昔日壮锦文化兴盛的的忻城，只有年近古稀的老人在和织锦机打交道，整座城编织壮锦的不超过五人。文化传承者对壮锦文化的主动放弃无疑直接造成文化传承的中断和衰落。

广西宾阳织锦人梁树英与谭湘光之间的师徒传承可以看作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一个成功典范。梁树英与谭湘光师徒的传授经历，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20世纪40年代初，为了学习到精湛的织锦技艺，梁树英从宾阳到壮锦重要发源地之一的忻城学习，遍访名师，掌握了传统壮锦技艺的精髓。1988年，因其在壮锦技艺方面的杰出才华，她获得了轻工业部授予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梁树英女士在壮锦技艺上的杰出表现，与她早年在忻城的拜师学艺密不可分。谭湘光是梁树英的得意传人，也是唯一传人。其实当时学习的还有很多人，但是大多数人学习了一半就不学了，因为她们受不了织锦这项事情的“寂寞”。而谭湘光就一直跟着师傅学习，后来师傅介绍她跟随当时的许多技术很高的师傅学习交流，后来，接任了广西宾阳织锦坊，任厂长，开始发展壮锦并且自己收徒。从梁树英的忻城拜师学习壮锦技艺，到传授给得意弟子谭湘光，再到谭湘光的数十名传人，都是一脉相承的师徒传承。事实说明，要想实现壮锦技艺顺利的代际传承，师徒传承不能不说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值得大力提倡与推广。

在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时代，商品经济不发达，民众的日常生活物资困乏，手工纺织必然成为一个家庭生产生活的重要方式。妇女们在农闲时期投身于纺织，满足自家的生活需求，有些还能贩卖用于贴补家用。壮锦也不例外，织锦工艺成为了不少壮族妇女赖以生存的基本技能。现代社会，商品市场多元化，市场上能够替代壮锦的现代工业纺织品越来越多，尽管忻城壮锦受当地政府扶持投入机械化生产，仍难抵御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冲击力。市场销路狭窄，原材料加工工序复杂，生产产量较低，成本较高，市场观念落后等劣势让壮锦难以与其他现代丝织品相竞争。此外务工经济的兴起，绝大多数青壮年女性外出务工，壮锦技艺传承的群体萎缩。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更加现代化，许多民俗传统逐渐淡化，壮锦的社会价值功能逐渐弱化，壮锦对妇女社会地位的身份认同功能消失，曾作为交换礼物有着传递情感、维系社会关系的作用也被其他现代物质品取代，壮锦逐渐退出居民的日常生活，而成为一种观赏性的民族工艺品。

壮锦是壮族的传统织锦，产于广西靖西、忻城、宾阳等县。壮锦历史悠久，工艺精湛，自明万历年间起，其龙凤纹等品就尊为贡品，至清乾隆年间，壮锦已成为民间的畅销商品，“壮妇手艺颇工，染丝织锦，五彩灿然，与缂丝无异，可为茵褥，凡贵官富商，莫不争购之”。对于壮民自己，这种既耐用又美观的织锦更是不可或缺，“壮人爱彩，凡衣裙巾被之属，莫不取五彩绒以织布，为花鸟状，远观颇工巧炫丽”。至今壮锦仍为少数民族织锦中的佼佼者，甚至被誉为与蜀锦、宋锦、云锦并列的四大名锦之一。

壮锦是一朵土生土长的工艺美术之花，是一件具有浓郁的“田园风味”和民族特色的工艺生活用品，它是壮族人民为了自己的生活需要而就地取材制作的。从壮锦的生产发展来看，最初的壮锦都是利用手工或木制原始腰机进行织锦，图案比较简单，产品种类不够丰富，多见于被面、背带、头巾、腰带、衣服、裤子、帽、脚套、挎包等。新中国建立后，广西的靖西、忻城、宾阳等地相继建立壮锦厂，对织锦工艺进行改革，工效比过去大为提高，品种也更为丰富，不仅有床 单、台布、沙发巾、坐垫、被面、背带、挎包等实用品，而且还有壁挂、锦屏、绣球、香花等工艺品；既可作生活用品，又可作礼物送人，用途越来越广，它除了满足人们生活的实用需要外，还要满足人们精神的审美需要，给人以美的享受。这种实用性和审美性的密切结合，正是壮锦的显著特点之一，也是民间工艺美术的本质特征。正是由于审美性和实用性的密切结合，壮锦中的美感才会在壮族群众中具有特殊的魅力。传统的民族审美观念、艺术风格等，才能和今天壮族人民的感受、喜好相吻合。正因为壮锦这一浸透着美好意识的工艺美术品揭示了一种永恒美的规律，所以它才能在壮族民间世代流传，久盛不衰，成为壮族文化的艺术瑰宝。

在实践上，田野调查是本文运用的重要方法，也是深入研究壮锦纹饰这种民间工艺品最为有效的方法。在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领域，田野调查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研究方法。为了系统而全面地研究壮锦纹饰，我在广西境内壮锦的生产地宾阳、靖西及忻城等地进行了田野考察。我考察走访了靖西民族织锦厂与宾阳壮锦织锦厂，认真观看并拍摄了织锦艺人编织壮锦纹饰的全过程。在这些织锦艺人手把手的指导下，我还亲自学习并体验了织锦的过程。我还对宾阳壮锦市场、广西美术工艺研究所等地进行了田野考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拍摄了大量的壮锦纹饰图案，为论文的写作与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田野考察的过程中，我还采访了壮锦工艺美术大师谭湘光女士，对壮锦纹饰技艺的特点、传承人的培养等方面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总的来说，论文借鉴与运用了民俗学、符号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在实践上采用了历史文献分析法与田野调查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蓝日基（1948.7—）男，瑶族，广西忻城县人。1969年4月至1971年1月在来宾县当教师；1971年2月至1973年8月在广西民族学院中文系读书；1973年8月至1986年2月，先后任共青团广西区委干事、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团区委常委；1986年3月至1996年7月，先后任广西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青少年研究所所长、《青少年研究》期刊主编、社科院副院长；1996年至今任广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广西通志馆党组书记、馆长，《广西地方志》期刊主编，广西区政协委员，广西地方志协会会长，广西社科联常委，广西社会学、人才学、伦理学会副会长，中国近现代史料学学会副会长等职。1997年获研究员资格。1996年评为广西优秀专家。至2005年，已发表论著7部（独著1部、合著6部），论文、研究报告、评论文章123篇，131万多字。主持完成国家、自治区社科研究重点课题6项。已有16项成果获奖，其中专著《关键的决策》、《中国少数民族青年发展研究报告》等10项成果获省级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以上。

蓝志流（1932.1—）男，瑶族，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人。1952年1月参加工作，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1月至1954年9月到宜山行政专员公署民族干部学校学习，任民族工作队分队队长。1955年10月任忻城县人民政府副县长，1956年3月以后，历任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院长、高岭公社党委书记、都安瑶族自治县县委副书记、巴马瑶族自治县县委书记。1980年8月任河池地区行署副专员，1984年5月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第一副厅长、党组副书记。1991年10月、1993年先后任区政协妇女儿童委员会主任，曾当选为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全国政协民族委员会委员、提案委员会主任委员。

都安地处广西中部偏西、云贵高原南缘，是广西有名的大石山区，也是布努瑶最聚居的县之一。1955年9月21日，国务院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撤销都安县建制，成立都安、巴马两个瑶族自治县的决定》。《决定》规定，都安瑶族自治县行政区域包括原都安县全部；河池县下坳区的下坳、耀南、板旺、隆麻、隆坝、隆石、隆旺、隆稿、隆林、隆关、隆思、隆洞、加文、光隆、大崇、板买、坝牙、崇山、肯支、板庆、弄梅、池花、梅株、陆册24个乡；宜山县三只羊区、拉仁区、永顺区（板岭）全部和石别区的加泵、加福、加隆、加图、加党、塘怀、大宿、宜州、翁同、京口、龙候11个乡；东兰县合龙（板升）区的弄岭、弄冠、弄矿、弄彦、弄兰、弄立、弄盆、弄雷、板坡、板好、水堂、新安、永案、信河、升平、三合16个小乡；马山县龙湾区的龙湾、龙焕、龙眼、琴棋、三并、内槽、新民、加范、地州9个小乡；忻城县的福龙、永龙、龙桑、坡奉、太平、凤朝、高山7个小乡；平果县百马区的永睛、那午、坡练、登排、孟豆、同谢、乃良、义隆、义和、中和、下和、吾幸、觉端、怀雄、良美15个乡和江南区的江州、发端、带林、塘么、合民、龙凤、法棠、和平、卖梅、上和、九怀11个乡。自治县自治机关驻安阳镇。

在广西壮族聚居的村寨里，有着许多形态不同的石狗雕刻像。仅上思县就有100尊以上。此外，南宁市郊杨美村和崇左、大新、田阳、忻城、来宾、横县、宾阳、合山、上林、都安、象州、金秀、荔浦等县市都有较多的石狗发现，博白县龙平乡、浦北县、广东湛江地区也有个别发现。总之，广西西南部、西部以及广东西部，这些原来是瓯骆人生活的地区，都有石狗发现，这些石狗多用砂岩雕刻而成，前腿直立向前，后腿弯曲，昂头，蹲坐，尾巴上翘贴于背后。整个石狗一般高35—85厘米。姿态雄健。它们多被放置在居屋门前两侧或村边，所向的方向与村向或房屋大门的方向一致，不是对着土地庙就是对着岩洞口或所谓“逆来”山脉，即所谓风水方向不好的地方。显然这些石狗具有守庄护院、镇邪驱恶的作用。在人们的心目中，石狗是村庄的保护神。现在有些壮人盖新房时，仍把石狗放在门口两边。石狗的雕像是壮族狗图腾的有力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