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全省文物普查。我县利用寒假，由文教科抽调40名教师在全县各地进行这项普查工作。适逢蔡山乡宝山村大搞平整土地，发掘了一古墓，墓志铭记载为明代嘉靖四十一年（1562），墓中女尸头上搭了一条‘福寿双桃’的方巾。同时发掘的清代康熙二十六年的墓葬中女尸头上也搭了与上述同样纹样的方巾，并在面部还方方正正地盖了一条挑有‘国正天星顺，官清民自安，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的骨牌花方巾。这是截至目前所发现黄梅挑花的早期历史。”

嘉靖年间，粤北瑶族的反抗活动逐渐加剧，规模日渐扩大。嘉靖三年（1524年），连山瑶族苏政、苏晚等率众起义，活动于湘、粤、桂边界地区。嘉靖十三年（1534年），清远瑶族与清远、英德、乐昌一带的官军斗争约达三十年之久。十四年（1535年），连州莫廷举、文兴隆先后率众反抗。二十六年（1547年），连山瑶族李金与广西贺县倪仲亮等“各盘踞立山、黄南诸巢，抄掠郴、衡、永各州县三十余年，官军数出讨之，不克”。

1957年，湖北省文物普查。黄梅县利用寒假，由文教科抽调40名教师在全县各地进行这项普查工作。适逢蔡山乡宝山村大搞平整土地，发掘了一古墓，墓志铭记载为明代嘉靖四十一年（1562）墓中女尸头上搭了一条“福寿双桃”的挑花方巾。同时发掘的清代康熙二十六年的墓葬中女尸头上也搭盖了与上述同样纹样的方巾，并在面部还方方正正地盖了一条挑有“国正天星顺，官清民自安，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的骨牌花方巾。

唐朝初期，即公元7世纪初叶，洱海地区分布着6个较大的地方性政权——“蒙雋诏”（今巍山北部）、“越析诏”（今宾川）、“浪穹诏”（今洱源）、“邆睒诏”（今邓川）、“施浪诏”（今洱源三营）和“蒙舍诏”（今巍山南部），史称“六诏”。由于蒙舍诏在其他五诏之南，故史书称之为“南诏”。“六诏并乌蛮”或称南诏为“乌蛮别种”。这时，南诏已合并了“同在一川”的蒙雋诏，势力逐渐强大起来。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南诏始祖细奴逻在巍山建立大蒙国，即蒙舍诏。在唐王朝扶持下，蒙舍诏日渐强大。开元年间，皮逻阁统一了六诏。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唐王朝授皮逻阁特进，封越国公，赐名归义，其后又以功策授云南王。次年，皮逻阁徙居大和城（今大理），南诏国从此便成为雄踞一方的强大地方政权。

在一些边远的瑶族地区，过去民族关系不是很紧张，清廷根据需要，于近代设立团总制。例如，上思县十万大山瑶族地区，光绪二十六年至光绪二十八年（1900—1902年）被广西天地会重要派系“三点会”（即“洪门会”）占据，强迫瑶、壮族群众入会，不入者捉人勒赎，到处拉生，抢夺群众粮食，强奸妇女。清廷派兵剿灭后，在当地建立团总制，委派瑶族中有影响的头人为“团总”，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又如，广西大瑶山在光绪二十九年至宣统元年（1903—1909）正月被郭三为首的“三点会”占为根据地，后被右江道总镇李国治率领各县官兵和团练入山剿灭。事平之后，李国治在罗运召集全瑶山七十二个长毛瑶村的石牌头人开会庆功，大肆犒赏，与石牌头人商定，把瑶山委为四团：罗香、罗运一带为一团，容洞、滴水、长垌为一团，金秀、长二、卜泉、低冰为一团，六巷、古陈、门头、大凳为一团。各团设立团总，由有威信的石牌头人充任。各团团总替官府出了力，后由李国治保荐，清廷给以五品军功，赏袍服顶戴及银两。十万大山、广西大瑶山以前都是瑶人自己治理的地区，清朝地方政府在这里设立团总组织，委任团总，是中央政治势力深入瑶族地区的典型事例。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关于棉花如是说：“宋末始入江南，今遍及江北与中州。”明清时期，山东境内棉花的兴起，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植棉政策有关，据《明史管见》记载，早在元朝至正二十六年，即1366年，朱元璋尚未统一中国之前就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还规定：“不种桑者罚绢一匹，不种棉麻者罚棉麻布各一匹”，以法强制种足棉花。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颁布实物租税的税率：“麻亩征税八两，木棉亩征税四两”。明朝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太祖责令机关：“广谕民间，如有隙地，种植桑枣，益以木棉，并授以种法……”，并允许农民以棉花或棉布替代粮食完成纳课税，同时颁布颇为优惠的棉粮折换率。“棉花在明朝初年引种山东，而且得到了迅速的推广和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的强制与奖励政策”。这些植棉政策大大地促进了棉业的发展，在鲁西南、鲁西北地理条件适宜植棉的地区，农民植棉的积极性被大大调动起来®，“明中期以后，……山东省逐渐形成了鲁西南与鲁西北的商品产棉区。”明洪武四年（1371年）就用“山东棉布万匹”买外马，洪武九年两次“自山东运往辽东赏赐驻军棉布三十万匹”。《太祖实录》在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庚子条记曰：“北京都司布六十万匹，棉花三十四万斤，辽东都司布五十五万匹，棉花二十万斤，俱以山东布政司征给之”。足以看出，明朝初期山东棉花生产和棉纺织业发展之盛况。明代弘治年间山东征布二十九万匹，棉一百三十九万斤。可想而知当时齐鲁大地的棉纺织业已有相当大的规模。

本章主要是介绍苗族的起源和简单的迁徙史，因为苗族没有文字，苗族服饰是苗族文化的载体之一，了解苗族的起源和简单的迁徙史对苗族服饰的学习有很大的帮助。《百苗图》既是较早体现苗族服饰面貌的画册，也是清代贵州各民族人物风情的真实写照。这本《百苗图》的创作年代上线最早的为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下线直至清代末期（1911年）。在每幅画中的说明文字中均标明了某种民族在某地区，而这些地区的行政区划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以后都有明确的变化。《百苗图》对当地的生产活动、娱乐活动、苗族风情风俗、宗教信仰的场面表现和描述。《百苗图》对苗族服饰研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料。《百苗图》和历代对苗族的分类和分类的根据除了纵贯全省的《黔书》、《贵州通志》、《苗蛮图册》、《黔记》、《黔南职方纪略》外，还有许多州、府、县地方志作补充，这就使得我们获得支系研究的资料更广泛也更加丰富和更加准确。记录这些群体的作者，有的是根据服饰的色彩，如“红苗”“花苗”等称谓，有的是根据服装的款式造型，如“锅圈苗”“剪头仡佬”等，有的是根据居住地，如“东苗”“西苗”等，有时則从政治分化需要或设置统治的时间先后，苗族人民汉化程度去划分，如“生苗”“熟苗”等的划分标准。其中，选择了一本以清代典籍《百苗图》为研究主线，比较田雯的《黔书》、《苗蛮图册》，李宗昉《黔记》和罗绕典的《黔南职方纪略》等书，结合其他资料辅助研究，找到清代以前的这样一些支系名称及服饰代表。

“蛙婆节”有着悠久的历史。现在的天峨县云榜村还保留着较原始的“蛙婆节”活动。村里有一位壮族老人叫黄文新，出生于清末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从小就参加“蛙婆节”的活动。据他的记忆，云榜村一带地方，从他的曾祖父时起就有“蛙婆节”，他所跳的蚂舞与所唱的蚂歌，都是他祖上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南丹县罗富乡黄白村的壮族老人陆腾英，1990年时69岁，他也说及从小就年年都过“蛙婆节”，去参加请蚂、抬蚂活动，直到建国初期。他说，他的祖辈、父辈，也都会跳蚂舞，会唱蚂歌。他听老人们说，在布洛陀时代，就有“蛙婆节”了。这些虽然是口碑材料，却都是本人的亲身经历，亲耳所闻，虽不能据此推断出“蛙婆节”产生的具体年代，但来历十分久远，却是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