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赖感和敬畏感一样，是在宗教信仰者的宗教生活中一种常见的宗教感情和宗教体验。施莱尔马赫站在基督教新教神学的立场，把依赖感认作宗教的基础，费尔巴哈则在人本主义的唯物论和无神论的立场上改造和进一步发挥了这个主张。他在其《宗教的本质》一书中写道：“人的依赖感是宗教的基础，而这种依赖感的对象，这个为人所依赖，并且人也感觉到自己依赖的东西，本来无非就是自然。自然是宗教最初的、原始的对象。这一点是一切宗教一切民族的历史充分证明了的。”人类早期之所以普遍流行对自然物和自然力的崇拜，就是因为人要生存就不能离开它们。“宗教就是对于我之为我的崇拜和信奉。而我首先就不是一个离开光、离开空气、离开水、离开土、离开食物而存在的东西，而是一个依赖自然的东西。这种依赖，在动物和野蛮人身上，是一种不自觉的、没有考虑到的依赖；进而意识到它、表象它、崇拜它，就是进入宗教。”原始民族和古代各民族的宗教史实为费氏上述论点提供了大量的依据。中美洲的凯克奇族印第安人在祈祷时说：“神啊！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母亲，你是我的父亲，是山和谷地的主人。”这是子女对父母、奴仆对主人的依赖感的典型表现。《礼记•郊特牲》是用人对自然的依赖来说明我国古代之所以崇拜动植物的理由的：

缪勒的分类法受到了宗教学者的广泛重视，有些学者接受并发展了他的分类原则，例如德国学者杜伦•J•H•瓦德的《宗教的分类》（1909年）接受了种族与宗教相联系的前提，据他说：相同的影响、力量和孤立的环境，造就了一种特殊的神族，同时也造就了一种特殊的宗教，宗教是一个种族之必然的组成要素或成分。他按照种族与宗教密切联系的原则，从人种学的分类推论出宗教的分类。他把人种分为五类：1、大洋洲人种；2、非洲人种；3、美洲人种；4、蒙古人种；5、地中海沿岸地区人种。上述每一人种都有自己独特的宗教，从而相应地有五种类型的宗教体系。

据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考察，在美洲的印第安人部落群中，就有9个部落不约而同地选用蛇来作本民族的图腾。其部族成员认为人面蛇身之物是其部族之保护神，并把人首蛇身之画当神之物。

不同社会与民族的物质文化曾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关注对象。例如古典进化论代表人物摩尔根从房屋建筑结构和住房分配研究美洲土著居民的房屋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马文·哈里斯从世界各地区民族的不同饮食爱好和习惯来探讨人类饮食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服装是人类身体的延伸，服装的物态形式这一基础性研究更不能忽视。因此，当黎焰把眼光重新投向看似简单和普通的服装物态形式时，不仅仅是在研究对象和内容上的单纯意义的“复古”和“回归”，更是现代社会变迁所引发的关于研究视野和思路的转变。

13世纪时蒙古民族是世纪的主人，她改变了当时世界的政治格局。蒙古人的西征，沟通了欧洲、亚洲之间的交通，使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空前的频繁起来。蒙古人开辟东西交通的功劳不亚于哥伦布西航美洲所起的作用。哥伦布西航美洲，发现了新大陆；蒙古人的西征，开辟了东西方的交通。美洲的发现，使欧洲人有了新的财富和奴隶市场；蒙古人开辟东西方交通，使中国的三大发明传入欧洲，对欧洲各国未来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法国史学家莱弥萨说：蒙古人的西征“此交通乃将中古之黑云，一扫而净。屠杀之祸虽惨，殊可以警奋数世纪来衰颓之人心，而为今日全欧复兴之代价也。”

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部落内部已开始了阶级分化。氏族长老、专业祭司（或巫师）和部落酋长成了享有诸多特权的贵族阶层，部落联盟实际上逐渐成为这些贵族阶层把持的、并主要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工具。可以说，这是作为政治国家的原始形式。在此之前，宗教作为氏族部落社会的上层建筑，它的主要任务是神化和保持氏族制的传统，加强氏族部落成员的联系和团结。而当氏族部落社会逐渐演变为阶级社会的时候，氏族贵族就把他们把持的氏族宗教转变为神化其特权地位的东西，变成了具有阶级性的宗教。综观人类古代的历史，最早形成的国家都是由以氏族制为基础的部落联盟发展而来。在政治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原始时代的氏族宗教也演变而成为阶级社会的上层建筑和国家体制的一部分，成为国家宗教。无论是东方的中国和印度，西亚的巴比伦和波斯，北非的埃及，欧洲的希腊和罗马，美洲的墨西哥和秘鲁……情况都是如此。环顾全球，我们还没有找到例外的例证。

有部分往北迁，沿东北走廊融于当地朝鲜族等少数民族，王大有在《中华祖先拓荒美洲》一文中指出，这支部族另有部分长途跋涉，横跨外兴安岭、西伯利亚，渡过白令海峡，到达今加拿大、美国的北美洲大地，形成后来的玛雅人和印第安人。

第一，受人口压力的影响，迫于生计，向海外寻求出路。明清之际，中国东南沿海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生长，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膨胀，广东一带包括汉族广府人、客家人在内的各民族群体，向省外寻求出路，一是向东南亚、南洋、美洲移民，一是向广西、云南、贵州移民。据研究，明清以降，邻近广西的湖南、广东、江西等地人口剧增，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成为这一时期中国人口外迁的主要源头，移居广西的汉族人口也主要来自上述三省。到了清代中期，上述三省移民在所有进入广西的汉族移民中占据绝对优势。应当指出，进入广西的省外移民，除汉族外，还有瑶族、回族、满族、仡佬族、京族等民族。省外移民的涌入，使广西人口骤然增加。据资料统计，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广西人口为115722丁，雍正二年（1724年），增至202711丁，到嘉庆十七年（1812年），增至730万以上。广西山多地少，河谷平原地区早已被原住民和先期进入广西的汉人占据。明清之际，尤其是清代迁来的移民，除居住于城镇经营商业、手工业外，不少人进入山区开垦荒地。这使得原来居住在山区的瑶族，以及这时期刚从广东迁徙到广西山区的瑶族顿感生计紧张，不少人开始向云贵高原迁徙，后来进入越南、老挝、泰国，或从广西中南部直接迁入越南。

在五堡古墓中发掘的一枚铜环饰，全长6.6厘米，上部以细铜条下弯成环，下部为一直径3.9厘米左右的圆形铜片，上有凹凸立体感的人面形图案，造型极为独特。这枚人面铜环饰把我们带到了久远的史前时代，引起我们无限的遐思。它的人面图案和远古岩画的人面图案极为相似，这种人面图案的岩画不仅在中国的阴山、贺兰山大量出现，还在俄罗斯、美洲不断发现。科学家由此判断一支中国的古代先民由中国向美洲的迁徙路线，认为美洲的印第安人和华夏属同源文化。这枚人面形铜环饰证明了远在3000年左右的哈密古代先民已经掌握了成熟的冶金和金属加工技术。这样的铜饰还有伊吾县出土的镂空饰牌、铜耳环，以及哈密林雅古墓出土的青铜时代的金耳环。

蒙古人几乎将亚洲全部联合起来，开辟了洲际的通路，便利了我国与波斯以及基督教与远东的接触。我国的绘画和波斯的绘画彼此相识并交流。从蒙古人传播文化这点说，差不多和罗马人传播文化一样有益。对于世界的贡献，只有好望角的发现和美洲的发现，才能够在这一点上与之比拟。

我国北方古代先民在全球最后一次冰期中，徒步或跨海东迁日本、库页岛、阿留申群岛、白令海峡、阿拉斯加而达美洲西海岸，他们是由白令海峡南部沿落基山脉东坡的通路进入美洲——从育空地区和阿拉斯加地区一直到蒙达那地区。这条路线与细石器文化之东移是同时或先后进行的。

我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贾兰坡先生说：“远在1万多年前，黄色人种已经到达了北美洲，而后又向南分布。华北地区正是这一洲际文化传播的起点和渊源所在。……日本细石器遗址年代测定较早的白泷乃地点可达1.7万年，但迄今未见有突破2万年者……北美的细石器遗址自北向南。大致在两万年前，亚洲人已经开始经过白令海峡进入美洲大陆，形成了美洲最早的居民。……据我看来是从我国华北地区分布过去的，因为相同性质的文化以华北的发现最早。

近代基督教的特点，一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后经过调整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二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而以更大的规模向世界各大洲传播。十六世纪中叶在英国兴起的“清教徒运动”，主张清除国教内的天主教教仪和教阶制度，提倡“勤俭清洁”的简朴生活，它在教义上的加尔文主义和组织上的共和制原则，适合于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所以成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二次大决战——英国革命的意识形态外衣。在长期国会和克伦威尔时期，清教徒成为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主要力量。十七世纪初期清教徒开始向北美移居，后来分化为长老会、公理会、浸礼会、贵格会等派别。从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兴起的德国虔敬主义运动，英国福音奋兴运动和美国大觉醒运动，进一步冲击了旧的教会结构，产生了一批新宗派，也造成了更富于个人色彩的基督教的复兴。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抛开了宗教外衣，沉重打击了天主教会和封建势力，但是罗伯斯庇尔创立新宗教的企图和拿破仑重建天主教会的做法，表明资产阶级仍然需要宗教。十九世纪在英国发生的牛津运动，使安立甘宗更加确定了介乎新教与罗马公教之间的立场，实际上反映出资产阶级开始转向保守。在天主教方面，随着教皇在意大利统一运动中丧失教皇国而成为“梵蒂冈之囚”，教廷在其世俗统治权削弱的情况下反而加强了教会内的精神统治，表现出日益明显的保守倾向。同一时期，随着欧洲列强相继向海外扩张，基督教也向更广大的地区传播。先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划分势力范围，向中南美洲和亚非地.区传教。英国成为海上强国后，一方面由于移民而将基督教带到北美和澳洲，另一方面又通过传教士向亚非广大地区传教。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而强盛起来的欧洲各国和美国，也相继建立了传教差会，争相向世界各地传教。基督教在近代世界的传播，是与殖民主义的侵略扩张同步进行的。

为了对付宗教改革造成的新局面，天主教会也进行了对应的改革运动，史称“反宗教改革”或“天主教改革”。本来伊拉斯谟等人文主义者就曾反对分裂教会，反对使用暴力，但主张改革天主教会。同时作为天主教重要支柱的各种修会，亦因神秘主义流行而复兴。西班牙统一后，一方面用异端裁判所迫害异教徒和异端，另一方面则革除教会弊端，提高神职人员素质。教皇保罗三世曾命主张改革的“圣爱会”成员加拉法提出改革方案，但未实行。宗教改革后成立的巴拿巴会、圣天使会、乌尔苏拉会等强调虔修生活和社会服务，其中“耶稣会”影响最大。耶稣会士经过严格挑选和训练，深入社会各阶层进行维护天主教的活动。他们为了影响世俗当局，往往不择手段，一度弄得声名狼籍，以至被教皇解散，但对遏制新教发展仍起了相当作用。在天主教会上层，自康斯坦茨会议之后，改革呼声一直不断。1545年至1564年召开的特兰托宗教会议，本欲与新教和解，但是经单一系列斗争，却仍旧重申天主教基本教义和圣礼制度无误，谴责了新教的观点。同时规定主教必须讲道、神父必须熟读圣经、教士道德应受监察、开办神学院训练神职人员等整肃措施。反宗教改革运动利用各国封建势力的支持，巩固了天主教在拉丁语系国家和东欧部分地区的地位，使教皇地位有所提高并在欧洲事务中继续保持一定影响。同时各修会竞相向外扩展，使天主教势力达到了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广大地区。

睢水之名，大概是当时居住着自称“睢”、“人睢”的群体之后得名。这与洛水因骆人居住而得名同出一辙。“当骆人东迁北洛水时，便以本族之名叫这条水为洛。”这和黄帝氏族居于姬水而姓姬相似。据《帝王世纪》载，黄帝生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在中国古代，这种以祖上所居之山名、水名，或以封地之名作为姓氏的累见不鲜。例如嵇姓是夏少康封子季抒于会稽，遂为稽氏，后又徙居嵇山而改为嵇姓，是因居地的山名得姓。又如潘姓，据传是周文王后毕公之子季孙，食采于潘，因以为姓。宋姓、吴姓等，也是以先祖封之国名为姓。这种命名方式直至近现代都沿用，如遵义有红军山，是因红军在此从事革命活动之后得名。香港及南美洲出现的伊丽沙白地名，是英国殖民统治者踪迹的遗存。因此，居于“睢水”及“豕韦”之地的水家先民以“睢”为族名是顺理成章之事。

早在十八世纪法国的布罗斯已在《实物神崇拜》一书中把实物崇拜和自然崇拜作为一切民族宗教的原始状态（希伯来人除外）。孔德发展了这一理论，认为在整个人类历史的“神学时期”，实物崇拜是最早的阶段，以后发展为多神教和一神教。孔德把日月星辰也包括在广义的“实物”之中。他认为实物崇拜是崇拜一切自然物体的宗教（不管是否有神寓于这些物体之中）。直到多神教阶段，这些实物才被人格化或神灵化。由于欧洲殖民主义对非洲、大洋洲和美洲的征服和商业交往，欧洲人也接触到了当地人的宗教，发现了未开化民族对实物的崇拜。拉布克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孔德关于宗教起源于实物崇拜的理论。

前苏联学者法因贝尔格说：“最早来到这里的（指美洲印地安人）不是直立猿人和尼安德特人，而是现代体型的人。这大概是2万年到25000年或3万年前的事，当时在白令海峡有一块陆地把亚洲、美洲联结在一起。”

第一，闭关锁国政策打破以后，中国对世界有了一定的了解。不少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兴起工业革命，急需廉价的劳动力，掠夺更多的财富。于是，佛山和珠江三角洲一带出现了大批青壮年劳工漂泊到东南亚、澳洲和美洲等地谋生的潮流。他们大多数都保持着自己原来的生活方式，将传统习惯和风俗带到异国他乡，在极其艰苦的生活环境下，仍然供奉着自己心中的“神”，保留着信仰，以支撑自己的精神世界。逢年过节，他们需要张贴出自故乡的门神、年画，以祈幸福安康，以寄思乡之情。这个时期，在世界各地，凡有广府人聚居的地方，都能看到佛山木版年画。所以，佛山木版年画的海外需求量年年递增，其利润也较高，成为当时佛山的重要出口商品之一。

其实，在这以前，意大利著名学者维柯于1725年出版的《新科学》一书就一再出现了“图腾”一词。该书曾写道在西印度群岛，墨西哥人曾被发现是用过象形文字书写的，而姜•德•莱特在对新印度的描述中谈到印第安人的象形文字时说，它们像各种动物、植物、花卉、果实的头，并且提到印第安人凭界柱上的图腾符号来区别氏族，这正和我们这个世界中用家族盾牌一样。”又写道：“在美洲印第安人中间，图腾或图腾符号用来代表某某家族。”我国有的学者还认为，图腾一词源于我国古代，“它是由古三苗带到美洲去的”。它是我国“饕餮”的音译，“饕餮”与“图腾”现在的读音也极为相似。这说明，图腾研究中有些基本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加以解决。

佛山作为明清时期中国工商业重镇，手工业和商业基础稳固。“17世纪初至19世纪末，以广州、佛山为中心的城市体系得到空间的迅速布局和多层次的系统发展，其城市化的程度居全国领先地位。广州、佛山两大中心城市外贸和内贸互补功能的发挥，使因地理和人文环境差异而形成的岭南独特的三种市镇空间结构整合为一体。”入清以后，佛山手工业进入全面发展阶段：“四方商贾之至粤者，卒以是为归”，成为“东南一大咽喉”。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广州成为我国唯一的外贸口岸，“计天下所有之货食，东粤几尽有之，东粤之所有货食，天下未必有之”，在这样的环境中，佛山获得丰富的国内外原材料和商品，生产加工的年画销往全国和海外也十分便利。明清时期随着广州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佛山也在这一过程中迅速崛起成为举世瞩目的经济重镇，承担着“广货”与“北货”宏大交流的商贸枢纽，佛山运出的精美“广货”及其丰厚利润，吸引了十八省商人在佛山设立会馆，畅通贸易。“川广云贵各省货物皆先到佛山，然后转输西北各省。故商务为天下最。”26木版年画所需的纸张“粤北阳山一带所产待加工的土纸从北江源源运至，福建和赣南的土纸，如汀扣、罗地、五刀、六刀等素纸，都从东江运来佛山加工，然后转销各地而佛山所产的大量商品及海外商人带来的商品，也通过东、西、北江输往西南及中原各地”。木版年画与各江（各地）年画汇集于此，又通过佛山“广货”销售渠道将包括佛山木版年画在内的各地年画销往全国。据《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武强卷》资料，河北武强年画中的双花瓶、单花瓶在广州（佛山）、福建一带销路大,“南洋、澳洲、越南、阿拉伯、印尼、印度、日本、美洲、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等外国商人，带来锡、蜡、胡椒、槟榔、檀木、皂角、象牙、犀牛、翡翠、羽毛等商品，大都要经过佛山输往内地，而他们需要收购广缎、广纱、铁锅、白铅、大黄、苏木、蒲葵、藤器等商品，不少也在佛山购买，然后销往国外。”到海外的佛山木版年画，不少就是通过这样的商业途径被外国商人采办销售出去的。佛山这一特殊商贸地位，对木版年画大规模生产销售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代外棉、棉织品的输入，对中国植棉业和棉织业产生很大影响（鸦片战争前，外棉的输入仅次于走私鸦片，占第2位，织棉品占第3位）。这是对中国民族棉织业的重大打击。但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洲棉种包括陆地棉、海岛棉的传入，在中国棉种的改良方面起过一定的作用。由于美洲棉是细绒棉，纤维长质量高，不过百年种植便普及全国，代替了传统的粗绒棉。20世纪20年代前，北至直隶，南延两粵，东起浙、苏，西及甘、陕，皆试种洋棉。

据史载，我国清朝以前没有吸烟的习惯，自从明朝航海运输发展起来后，始由菲律宾传来了烟草（当时名叫“淡巴孤”，原产于美洲）。到了清朝，吸烟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古人吸烟以火石敲“火镰”（铁制如镰）燃着火棉来点烟。烟叶也需一荷包装放。吸烟时还需一竹管放上烟锅、烟嘴，俗称“旱烟袋”，吸时很不方便。这时，外国传来了纸卷香烟，吸烟者咸感方便，一时成了一种“时髦”的表现。随之美商的“品海牌”、“海盗牌”和英美烟草公司生产的“孔雀牌”纸卷香烟出现在上海各商店、烟阁里。外国烟商为了获利，除大印月份牌历画作广告外，还在每一大箱香烟货品里附赠数张月份牌历画；五十盒小型包装的香烟里，则附有一张中型月份牌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