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康熙年间迁入黑龙江地区的满族主要是以驻防八旗为主，那么乾隆年间迁入黑龙江地区的满族则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康熙朝以后，随着清朝统治的巩固及战争的减少，满族八旗子弟的生活也日益腐朽。特别是京畿地区的满族，“生齿日繁，生计拮据”，谋生无术，坐食俸饷，生活日益贫困。雍正、乾隆时期，京畿地区满洲旗人的生计问题越来越严重。在其他措施无济于事的情况下，清朝政府便采取了“移民就垦”的政策，即将京畿地区的贫困满洲旗人迁移到东北地区垦荒生产，改善生活。于是便有大批的“京旗”满族移居黑龙江地区。乾隆六年（1741年）清朝政府派大学士查朗阿勘察东北地区，确定向阿勒楚喀（阿城）、拉林等地移居京畿贫困满族。乾隆皇帝对此非常满意，认为“于拉林开垦地亩，建造房屋，挑取八旗满洲前往屯种，此欲我满洲世仆，仍归故土，生计充裕之至意”。乾隆七年（1742年），为了迎接“京旗”满族的到来，清朝政府先“派吉林乌拉兵八百，阿勒楚喀兵二百，驿站夫五百”，共计1500名，购入耕牛1600头，令其开垦。初年开垦田地1300顷，等到京旗移驻此地，即拨给开垦地及耕牛。京旗编入阿勒楚喀驻防八旗。经过充分准备，乾隆九年（1744年），第一批京旗满族750人迁移拉林，这是清代京旗满族迁入黑龙江屯垦居住的开始。第二年，又有京旗满族250人迁入拉林屯垦。此外，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朝政府又陆续迁移2000户京旗满族到拉林，按乾隆九年例，使之屯田，“每户给地三顷，外有闲荒听其招民垦，其不谙力作者，准其契买奴仆代耕”。据乾隆二十一年七月吉林将军额勒登等奏报有“移驻拉林、阿勒楚喀之三千户满洲”的记载来看，乾隆年间的京旗屯垦，迁入到阿勒楚喀、拉林等地的京旗满族先后有3000户，加之由吉林等地先期迁入的满族人，则这一地区的满族约有5000户，去掉逃回北京的人数，也应有20000人左右。

祭司与俗人的区分是随着历史进程而日益严格的。大的神庙有四个主祭司（“先知”），还有为数不少的次级祭司以及歌唱者、音乐师、文士和奴仆。他们之间有严格的等级划分。

在军事上，明王朝对敢于反抗的瑶族实行残酷镇压。天顺六年（1462年），两广总兵官都督佥事颜彪率军“进剿浔州大藤峡等处徭贼，攻破七百二十一寨，斩首三千二百七十一级”。“所向无催折，积尸盈野，流血成川”。广西总兵官山云率官军“征剿”大藤峡时，不仅杀了一万多瑶、壮族群众，还把抓到的瑶族少年儿童“净身”，与选出的瑶族“美女”一起送人皇宫为奴仆。正统七年（1442年），浔州蓝受二在大藤峡率瑶族起义失败被俘，“上命即彼斩之，枭首示众；家口给赐有功之家。”连明朝官员也不得不承认，广西大藤峡，“今之贼所以倍徒于前者，其祸起于前日总戎者之滥杀无辜也……两广之人，众口一词，皆不愿再调官军，其故何哉？盖惩前日官军之害，尤有甚于贼也。”

除了滇池、洱海地区外，滇东北和黔西北地区的彝族先民也比较早地进入奴隶制阶段。据彝文史籍《西南彝志》载，彝族的祖先仲牟由（又作笃慕、祝明）生六子，这六子便是彝族各支系的祖先，即所谓“六祖分支”。根据清初贵州彝族土司水西安氏世传的父子连名谱系，自仲牟由至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时的安坤，历传85代，以此推测，仲牟由约当战国初期人。六祖分支标志着彝族先民已由氏族走向部落联盟阶段，家长奴隶制随之出现。六祖为武、乍、糯、恒、布、默6个支系，其时部落间战争频繁不断，“布家糯奎博，洛、额、古三姓，先是打冤家，后以败为白。”冤家械斗，是奴隶制的产物，胜者为主，败者为奴，“白”即是白彝。彝文记载还说：“六祖始有奴，糯赫的奴隶，是施努恒家，以施族为奴。播勒施为奴，乌撒施为奴。纪俄格那家，做斋荐祖先，用奴婢服役，打仗奴负盾。卡洗为兵帅，益阿濮为臣，宫里兴议论，制订奴仆规。奴仆心不小，深谷兽居处，奴仆不惧怕，探穴射猛虎。斋宫管祭奠，要使用奴仆，开亲和做客，带奴仆为荣。打仗的时候，奴仆勇当先。做好这些事，本族有光彩。”从这段彝文记载中可以看到，六祖分支以后，早期奴隶制便在彝族先民社会中产生。滇东北、黔西北彝族先民奴隶制的出现，对彝族的形成和西南地区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

在水族的创世神话和古歌中，也有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人的力量，弘扬人定胜天的思想。在水族人看来，鬼神虽然具有巨大的力量，但也不是无所不能的。人在鬼神的面前也不是完全处于屈从的、奴仆的地位，他们能与天地、鬼神抗争。古歌《人龙雷虎争天下》中人依靠智慧战胜对手，“智慧无穷”才“主宰世界”。神话《化石娘》中阿劳历经千辛万苦，射落了多余的10个太阳，造福于人类。这都表现了人定胜天的思想萌芽，反映了水族先民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愿望和意志，折射出他们对天人关系的初步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