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清代，蒙古接近东部省份，在内蒙古，人们效仿满族穿戴的不少。清朝时蒙古王公贵族经常来往于北京，当时北京作坊生产的各种荷包、扇袋等精致的织绣小品被传入蒙古地区，蒙古王公也在清朝皇帝处得到绣花荷包等物品作为奖赏。可以看出翁牛特蒙古族刺绣也是受到满族人的影响，比如，在蒙古袍大襟刺绣大面积的刺绣。在清朝初期，康熙皇帝为更加深化彼此的关系、笼络蒙古贵族，采取一系列的方法“关照”蒙古，在蒙古地区所设立蒙古八旗及盟长，以满族宗室的封号，大封蒙古王，并且为了统一巩固彼此的联系，用以和亲的方式娶蒙古贵族女子为皇后并下嫁公主给蒙古王公。并说“万里长城防北患（指沙俄），蒙古人本身就是个万里长城”。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布日嘎苏太乡长皋村乌向明家的院内有一株300年陪嫁牡丹花“康熙皇帝将其叔伯侄女爱新觉罗君主以公主的名义下嫁给元勋臣者勒蔑十四世孙、喀喇沁中期乌梁海氏、万丹伟征之子额林臣驸马，陪嫁优厚，并特赐富贵牡丹作陪嫁。”还有和硕温恪公主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嫁到翁牛特右翼旗第四世扎萨克多罗杜棱君王苍津等等。陪嫁优厚，从满蒙联姻陪嫁之制来看“皇家公主、格格出嫁蒙古王公子弟台吉，也如同民间一样，要陪嫁，其陪嫁品的数量、规格、则远非一般人家可比。陪嫁礼品包括物和人、人户两大部分，物是满族及中原内地汉族诸多精致工艺品，有皇家女带至蒙地。”所以，公主自然是少不了衣服锦缎、奴仆绣女、陪嫁物品等，带去满族的生活习俗及生产技术。

唐朝主要以羁縻方式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间接统治。所谓“羁縻”，马笼头”和“牛缰绳”。封建统治者视少数民族为“夷狄”，一般通过笼络利用少数上层人物对少数民族进行统治。公元618年唐王朝建立后，唐高祖随即实施“怀柔远人，义在羁縻”的政策，以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并对归附的边疆少数民族上层封官授爵，目的在于“推怀柔之道，开抚纳之意”。到唐太宗时，则正式设立羁縻府、州、县，委任归附的当地少数民族上层为都督、刺史、县令，并规定这些官职“皆得世袭”，以笼络人心。唐代在边疆普遍设置羁縻府、州、县，因其数量十分可观，故有“羁縻之州八百”之说。唐代在水族地区设置的羁縻州、县主要有：贞观三年（629年），大姓豪长东谢蛮首领谢元深入朝，以其地设应州，赐谢元深为刺史，下领都尚县（今贵州三都都江）、应江县（今贵州榕江）、婆览县（今贵州三都恒丰）等羁縻县。同年大姓豪长南谢首领谢强入朝，以其地设南寿州，授谢强为刺史，次年改南寿州为应州，下领石牛（今贵州独山）等羁縻县。贞观十三年（639年），置环州（今广西河池），领有八个羁縻县，其中的思恩县地域包括今贵州荔波县东南部，为水族聚居区之一。到唐开元年间（713-741年），唐中央政府又在水族地区增设劳、莪（今贵州荔波）和抚水三个羁縻州。其中抚水州，从其名称可知，与安抚水族先民有着直接的联系，学术界认为这是水族在唐代作为单一民族出现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水族社会地位的提高，逐渐为中央王朝所重视的结果。

五代十国是唐末封建割据的继续，全国处于分裂状态。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忙于你争我夺，无暇顾及境内的少数民族。有的封建割据势力，为巩固自己的政权，或夺取政权，往往借助少数民族的力量，或笼络蛮酋。在这种氛围中，少数民族得到了一个短暂的休养生息机会，社会比较安定，经济也有所发展。唐末，史籍第一次出现了瑶人的称谓：“西晋（怀帝）分荆州湘中诸郡置湘州，岭南以五岭为界，北以洞庭为界。汉晋以来亦为重镇。今按其俗，杂有夷人名徭，自言先祖有功，免徭役也。”这是瑶族最早的独立称谓。当时，主要居住在荆州（治湖北江陵市）澧州（治今湖南澧县）、朗州（治今湖南常德市）、辰州（治今湖南沅陵市）、锦州（治今湖南麻阳市）、潭州（治今湖南长沙市）、郴州（治今湖南郴州市）、永州（治今湖南永州市芝山区）、连州（治今广东连州市）、道州（治今湖南道县）、邵州（治今湖南邵阳市）、桂州（治今广西桂林市）、贺州（治今广西贺州市）、昭州（治今广西富川县）、龚州（治今广西平南县）、富州（治今广西昭平县），这些地区五代时属于楚，这一时期也有所进步和发展，从而为宋代瑶族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不过，由于五代十国时间不长，而瑶人所居的楚国时间更短，仅有五十多年，所以，史籍对瑶人的记载不多，难以详述其况，现仅就能掌握的史料加以叙述。

4.封爵赐物收买盘瓠蛮渠帅。为使盘瓠蛮的“精夫”为汉王朝效力，汉王朝采取了封爵赐物的办法收买和笼络盘瓠蛮的“精夫”。《搜神记》载：汉王朝对盘瓠蛮的“有邑君长，皆赐印绶”。《东观汉纪》载：“赐五里、六亭渠帅金帛各有差。”削弱了盘瓠内部的力量，巩固了汉王朝的统治。

历来封建王朝对农民的起义，都是采取以剿为主，以抚为辅的办法，对莫徭的反抗斗争也如此。除残酷镇压外，为减轻封建朝廷的负担和笼络民心，还采取招诱和给莫徭首领封官加爵的办法。如，武后时，始安（今广西桂林市）莫徭反，“裴怀古抚之”。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湖南贼帅王国良阻山为盗，上遣都官员外郎关播招抚之。”但是王国良犹豫未决，最后由湖南观察使曹王皋招诱。元和六年（811年），辰、溆蛮张伯靖起义，封建朝廷本欲调集大批兵勇进行剿杀，宰相李吉甫独主招降。伯靖率家属诣江陵，被授右威卫翊中郎将、归州司马、委荆南军前驱使。显然这是一种“以蛮夷治蛮夷”的办法。僖宗中和元年（881年），武陵峒蛮雷满聚众千人，袭朗州、衡州等地，后被封建朝廷招降，并命其为澧、朗节度使等。

“雋”是与“昆明”相提并论的一种族称，二者属同一民族群体。西汉时期，雋的活动范围与昆明差不多。汉武帝时设置的越雋郡，以及后来设置的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的雋唐县之命名，当与这些地区有雋人活动有关。作为族称，三国之后，雋在记载中不再出现，代之而行的是“叟”。雋和叟当为同音异写。叟是一个古老的族称，又写作“搜”、“廋”、“傁”。《尚书·禹贡》中载西戎有“渠搜”。《史记·五帝本纪》：“西戎、析支、渠傁、氐羌。”《汉书·五帝纪》：“北伐渠搜，氐羌来服。”《华阳国志·汉中志》武都郡说：“氐傁，多羌戎之民。”从这些记述可看出，叟是古代氐羌系统的一个称呼。三国魏晋时期，叟是西南地区最大的族体称号之一，被称为夷人的“小种”，逐渐取代了大种“昆”，而成为西南夷系民族的最普遍、最主要的族称。当时，西南夷北部地区多“氐叟”，滇池地区也以叟为主体民族，《华阳国志·南中志》记晋宁郡说：“本益州也，汉武帝元封二年，叟反，遣将军郭昌讨平之，因开为郡，治滇池上。”益州郡当时的范围包括滇中地区，南至胜休〈今石屏、建水、峨山）、耒唯（今红河南岸），东北至味县（今曲靖）地带。三国时，叟的势力颇为强盛,大姓雍闿为笼络叟族，采用“假鬼教”的办法进行统治，并派孟获游说“夷叟”。诸葛亮南征的第一个目标便是“越雋叟帅高定元”。叟人勇猛善战，三国时期，魏、蜀军队中均有“叟兵”。《三国志·蜀志·李恢传》说：“南中平定，恢军功居多，赋出叟濮。”可见这时叟和濮是南中地区两个最主要的族系，叟是夷系民族的最主要族称。

宋封建王朝为了笼络瑶酋，常常以实物犒劳瑶首，《桂海虞衡志》载：“诸徭团长袁台等数十人，诣经略司谒谢，悉紫袍巾、裹横梃，牿以银碗、彩施、盐、酒，劳遣之”。而瑶首为了向朝廷表示忠心和得到犒赏，争相向朝廷进贡。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以后，瑶首入贡不绝。”绍兴十四年（1144年），武冈军首领杨进京，“备黄、朱砂方物入贡”。绍兴十五年（1145年）“杨进颗复求入贡”。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杨进京等复求人贡。诏以道远，慰谕之，优其赐与。”而瑶酋入贡的贡物主要是瑶区的土特产，如朱砂、溪布等，《宋史•蛮夷列传二》卷四九四载：“其蛮酋岁贡溪布，利于回赐，颇觉训伏”。瑶酋的入贡与朝廷的赏赐，表面看起来是一种物物交易，实际是一种“以瑶治瑶”的方略，这种方略在当时不仅起到了稳定瑶酋和瑶民的作用，而且促进了瑶族内部的阶级分化，加快了瑶区的封建化进程。

由于蛮族的不断反抗和蛮酋各据一方，僭称王侯，如蛮帅文子荣就自号仁州刺史。南北朝封建朝廷为了安抚蛮族，巩固其封建统治，对蛮酋采取了笼络和收买的政策，即封官加爵。有的封为刺史、郡守、县令，有的封为将军，有的封王等。魏“延兴中（471-476年），大阳蛮酋桓诞拥沔水以北，滍、叶以南，八万余落，遣使内属。孝文嘉之，拜诞征南将军、东荆州刺史、襄阳王，听自选郡县”。《魏书·蛮传》载：泰常八年（423年），“蛮王梅安率渠帅数千朝京师，求留质子，以表忠款。始光中（424-427年），拜安侍子豹为安远将军、江州刺史、顺阳公。”仅北魏，就曾先后封蛮酋为江州、南雍州、东荆州等州刺史。北魏兴光中（454-455年），“蛮王文武龙请降……拜南雍州刺史。”“魏以僧明（文增明）为西豫州刺史，守德（田守德）为义州刺史。”南朝亦分别有蛮酋封为沔东太守的田清喜，以及义州刺史、边城王的文僧和北上黄蛮酋文勉德请降后，“使其戍汶阳所治城子”等事例。

楚政权除对瑶民笼络、利用和鼓励发展经济外，还采取了镇压、屠杀和征收赋税等措施。马殷未建楚国前任潭州刺史时就镇压了道州蔡结领导的瑶民起义。梁“开平三年（909年），辰州蛮酋宋邺、溆州蛮酋潘金盛恃其所居深险，数扰楚边。至是邺寇湘乡，全盛寇武冈，楚王马殷遣昭州刺史吕师周将衡山兵五千讨之。”梁贞明二年（916年）“梅山蛮寇邵州，楚将樊须击走之。”汉乾祐二年（949年），“楚将徐进败蛮于凤阳山，斩首五千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