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次的起义中，各族劳动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反抗殖民者及其走狗封建主义。越南党和政府废除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制度，实行民族平等、团结、互助政策，培养瑶族干部，吸收瑶族代表人物参加国家事务管理，帮助瑶族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还选派瑶族青年到中国、苏联及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留学。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从中央到各级地方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都有瑶族干部参与工作，在瑶族人口较多的省、县、乡、村，还有瑶族人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如赵有理，20世纪60年代初从中国留学回国后，一直在国家民族委员会任职，并被提为司长，直到1994年病逝。其妻子盘氏思原任山区民族委员会专员。现在在中央及地方任重要职务的有赵妹思（民族文化出版社专员）、赵德青（河江省省长）、邓福量（北太省副省长）、邓增福（谅山省定耕定居局局长）、李文清（北太省定耕定居局副局长）、赵光（北太省武涯县委书记）、赵氏耐（河江省团委书记，并任国会代表）等。

二十世纪以后，世界形势的巨变使基督教产生了重大的变化。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社会心理日益“世俗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给基督教造成了严重的生存危机，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使得老的传教方针不再适用。现代基督教为了在新形势下生存发展，对自身作了重大的调整。它在神学思想上吸取了众多的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因素，出现了一大批适应现代思想和社会状况的神学流派，如自由主义神学，新托马斯主义、新正统主义、基督教存在主义、世俗神学、解放神学和过程神学等等。基督教内部也不断发出同其他宗教、同其他意识形态、甚至同马克思主义“对话”，以及全世界所有地区所有宗派“重新合一”的呼声。具体表现为所谓“普世运动”。普世运动在二十世纪初期由欧洲和北美一些较大宗派的传教机构发起，初为协调对亚非拉地区的传教活动，以后逐渐发展为世界多数国家新教教会和东正教参加的范围广泛的运动。1910年，一百五十九个新教教会在爱丁堡召集“世界宣教大会”，1912年成立跨宗派的联合组织“国际宣教协会”。协会中亚非拉地区教会的代表从三十年代开始增加到半数以上。协会主要致力于调整和协调各教会的传教方针。1925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一次“普世基督教生活与事工大会”，有东正教代表参加。1927年在洛桑召开了第一次“世界信仰与典制大会”。前者主要谋求各宗派在教会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合作，后者则寻求在教义与教会体制方面合一的途径。二者以后逐步合流，于1948年在阿姆斯特丹正式成立“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1961年“国际宣教协会”也与之合并。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是各国各地区各宗派教会的联谊性组织，以“教会合一、世界合一、人类合一”为口号，成员包括大多数新教教会和东正教会（苏联的俄罗斯正教会也于1961年加入）。罗马教廷自从1929年通过拉特兰条约建立梵蒂冈城国以来，一直采取保守方针，但从六十年代开始改变僵硬的立场。1962年—1965年召的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提出“革新”和“对话”方针以后，罗马天主教会开始同联合会进行接触与合作。由于第三世界成员教会日益增加以及苏联和东欧国家教会加入，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在社会政治事务上从纯粹的西方立场逐渐转向了“缓和”和调解立场，从发达国家立场逐渐转向了发展中国家立场。这实际上是当代世界东西方矛盾和南北方问题在宗教领域内的反映。

为了对付宗教改革造成的新局面，天主教会也进行了对应的改革运动，史称“反宗教改革”或“天主教改革”。本来伊拉斯谟等人文主义者就曾反对分裂教会，反对使用暴力，但主张改革天主教会。同时作为天主教重要支柱的各种修会，亦因神秘主义流行而复兴。西班牙统一后，一方面用异端裁判所迫害异教徒和异端，另一方面则革除教会弊端，提高神职人员素质。教皇保罗三世曾命主张改革的“圣爱会”成员加拉法提出改革方案，但未实行。宗教改革后成立的巴拿巴会、圣天使会、乌尔苏拉会等强调虔修生活和社会服务，其中“耶稣会”影响最大。耶稣会士经过严格挑选和训练，深入社会各阶层进行维护天主教的活动。他们为了影响世俗当局，往往不择手段，一度弄得声名狼籍，以至被教皇解散，但对遏制新教发展仍起了相当作用。在天主教会上层，自康斯坦茨会议之后，改革呼声一直不断。1545年至1564年召开的特兰托宗教会议，本欲与新教和解，但是经单一系列斗争，却仍旧重申天主教基本教义和圣礼制度无误，谴责了新教的观点。同时规定主教必须讲道、神父必须熟读圣经、教士道德应受监察、开办神学院训练神职人员等整肃措施。反宗教改革运动利用各国封建势力的支持，巩固了天主教在拉丁语系国家和东欧部分地区的地位，使教皇地位有所提高并在欧洲事务中继续保持一定影响。同时各修会竞相向外扩展，使天主教势力达到了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广大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