傣族聚居的地方生机盎然，大树参天，因而傣族先民们也将大树视为保护神。《山神树的故事》中说：荒远的古代，洪水泛滥成灾，人类纷纷逃难，有五百家傣族人家相约巢居于一棵大树上，共同分食野果、猎取野兽。当洪水消退后，他们才下树散居，正是因为大树的庇护，他们离开大树的时候，人口不仅没有因为灾难而减少，反而大大增加了。自此以后，即便大家已经不在树上居住了，但依然常来大树下欢聚，并且会给大树献上贡品，如今的傣族织锦上还保留着许多树木的纹样，这其实也是傣族图腾崇拜的遗迹。

傣族是爱水敬水的民族，最能代表傣族水文化的礼仪活动便是泼水节，而泼水节的由来则是“水”作为傣族象征的有力依据。相传很早以前，有一个无恶不作的魔王肆意鱼肉百姓，百姓们民不聊生，苦不堪言。有一天，被魔王抢来的第七个妻子嫡粽布不忍百姓受苦，于是用计杀死魔王，可魔王的血却沾到了嫡粽布的身上，百姓们为洗去她身上的血迹，纷纷向她泼水。血斑冲洗干净后，嫡粽布又回到人间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自此以后，每到傣族的新年，人们就相互泼水，用洁净的水冲洗掉身上的污秽，以此迎接吉祥的新年，也用水驱邪祈福。由此传说可知，“水”在傣族人民心中，不仅仅是能延续生命的自然物，更富有幸福、吉祥、驱邪的民族文化涵义。

自此以后，老画师的女儿改了脾气。她夜里想，白天快画，一个劲地勤奋练功。后来，听说她画的蝈蝈能叫，她画的蚂蚱能飞，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女画师。遗憾的是，这些人作画从不题名，传说的人也从来不说名。所以，那老画师叫什么，他女儿叫什么，至今也无人知晓。

清代晋南木版年画中一幅多图类型的戏曲图像是一种包含很多连续空间的叙事活动，始于戏曲文本的发展，事件是图像叙述的客体，这类事件的内容往往是被人有意识的处理或进行虚拟加工。“从此，所有发生的事件都被纳入一个全新的、理想化的时空网络之中；在这个体系中，最让人满意的事件莫过于直线匀速运动，因为这样的运动能在时空坐标体系之下被精确地再现出来。……自此以后，人们为了理解一个事物，就必须将之置于确定的时间、确定的空间之中。”叙事图像中时间和空间的连续性使得画面中人物形象与背景环境的关系得以确立，是经过缜密逻辑思维推理后形成的视觉形象。一幅多图类型的戏曲图像所营造图像叙事的连续性是在讲述戏曲故事内容中具象思维和抽象思维有机结合的产物，也是年画艺人在实践创作中智慧的结晶。

世俗风情题材，风格亦不尽相同，如《秋江晚渡》、《杏花村》、《风雨归舟》、《访友》、《钓艇去悠悠》等，雅而谐俗，画有诗情，绘刻亦精细。与之相较，如《同庆丰年》、《庄家忙》、《渔家乐》、《渔樵耕读》、《鸡声茅店月》、《京西碧云寺》、《晴川阁重阳登高图》，则又是一种风致，俗中含雅，意义更深沉，更贴近实际生活。《文明娶亲》、《闹龙舟》、《新刻紫竹林跑自行洋车》则为当时现实生活的描绘，在那个照相机摄影尚不普及的年代，这些画幅就是社会历史生活的“实录”，其文物价值不可低估。《闹龙舟》一幅，描绘旧时津人五月端阳吊屈原的赛船活动。这幅画引起我的回忆。六十五年前，我曾在芥园渡口看过划船竞赛。是不是为吊屈原，就记不清了。那时河面还是相当宽阔的，隔河张家树林一抹的垂柳，两岸拥满了人。过往的漕船，停泊在二里开外。芥园庙前搭有厦形的席棚，是赛船组织者的临时下处。沿河岸插有一遛旗帜，随风飘动。我是早晨去的，未到中午便回家了。下午也没再去。听说赛船持续了一整天。自此以后，再也没有看过和听说赛船的事。看了这幅《闹龙舟》，我仿佛仍站在芥园渡口，使劲地挤开人缝，看那船划如飞，听那急遽的锣鼓响声，忘情身在何处。十几年前，买了一部清人麟庆刊刻的《鸿雪因缘图记》的影印本，里面有一幅《津门竞渡》图，地点在三岔河口。看来，端午节竞渡吊屈原，南北皆然，天津也不例外。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自此以后，民间文化正式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称进入了人类文化保护的视野。自此，我国政府也开始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于2004年加入了该《公约》，2006年，我国公布了《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还相继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2011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实施。该法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真正步入了有法可依的阶段。

元代蒙古族刺绣的发展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大蒙古国西征时期，随着成吉思汗的西征俘虏了各个地区、民族的手工艺者，为元代以后手工艺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阶段为元初时期，整个工艺美术风格都以“雄放而华贵”为主要风格，特点就是器物的体积普遍比较大，如“贮酒三十余石”的渎山大玉海、“贮酒五十余石”的木质银裹漆瓮等，都讲求器物的贵重和体积大。当时的元代蒙古族刺绣同样也不讲究衣服的等级制度，贵族服饰与普通服饰的区别只是更加华丽、贵重。《马可波罗游记》记载：“皇帝自己和他的男爵一样，也有十三套这样的衣服；不过更加华丽和名贵而已。”第三阶段是14世纪以后，元代工艺美术开始向“精美华贵”的风格转变，不再一味追求物体的体积。这时期蒙古族刺绣因受服饰制度的影响，贵族与平民之间、贵族与贵族之间也产生了大的区别。公元1314年，服饰等制度出现以后，明确规定了不同社会阶层的服饰的区别。自此以后，元代蒙古族刺绣也从颜色、纹样、题材上面追求精美。

牡丹花硕大而娇艳，瓣肥圆曲，层层围拢，呈现出一种豪门富贵的气派，位居群芳之首，素有“花王”之称，被誉为“国色天香”。唐代之前，并无牡丹之名，它是由芍药培育出来的一种名花，主要供观赏之用。自此以后，成为诗人画家乐于书写、描绘的题材。在云锦的图案中，表现牡丹的纹样也特别多，各种形式都有。这样的选择并不是偶然的，二是华贵富丽的一种合韵。

在史前时期，居住在西北的古羌人中一支姓姜的部落，以及共工氏、炎帝、蚩尤等部落最先进入中原，相继并入以黄帝为代表的部落。经过长期的迁徙和交往，逐步融合为一体。可见古羌人是汉族前身华夏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未进入中原的古羌人部落，散布于甘肃、青海河湟及陕西的部分地区，继续从事游牧生活，发展缓慢，其后裔便成为毗邻于殷商的羌方、羌人。甲骨文中大量记载了他们的活动以及他们与殷商长期交战的史实。自此以后，羌人的历史进入了文字记载时期。

把羌人移徙于内地，就是马援处置降羌的重要方法，大概他以为羌民难治，若把他们搬到内地来了，在各方监督之下，一定会得伏伏贴贴，不再闹事。自此以后，一般高级官吏都仿效了他。明帝永平元年（公元五八），窦固、马武击破烧当羌豪滇吾，把降人七千余口安置于三辅(即陕西的渭水流域一带）。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一〇一），侯霸徙降者六千余人于汉阳（今甘肃天水一带）、安定（今甘肃镇原一带）及陇西诸地。其它还有许多。这原是好意，想不到后来竟成了内地变乱的导火线。

我们可以看看报纸文章所记载最早关于“羌历年”的报导。1986年11月2日，“羌历年”联欢会在中央民族学院举行。国家民委副主任洛布桑、四川省委副书记冯元蔚以及北京市民委等负责同志参加了在京羌族同胞举行的“羌历年”联欢会。1987年农历十月初一，四川省民委在成都举行了庆祝羌历年大会。自此以后，羌族地区就统一以每年的农历十月初一为“羌年”，开展庆祝活动。1988年茂县、汶川、理县、北川4县政府联合举办了为期4年的“日麦节”（羌历年）活动，同年，该活动被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确定为羌族同胞的法定节日。我们可以看到一条从中央到地方，从高到低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