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旭东认为，对于一个社会群体而言，文化认同的产生是建立在共同意识的营造上面的，这同时也是一种身份的界定。而“我是谁”则一直是困扰着个体克服这一认同危机的提问方式。对翁牛特我蒙古族而言，其生活方式的最大意义在于获得自我认同与群体认同。“认同”指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用来界定他们是谁，以及什么对他们来说是有意义的特征。而通过刺绣图案这种象征符号来表达一个人的身份，可以看出翁牛特蒙古族对于“我是谁？他是谁？”问题的特有的民族志的呈现，对翁牛特蒙古族刺绣的象征人类学研究的也在于此。对于代表有身份认同的图案以虎、海水江崖纹、鸡冠花、莲花等表示。海水江崖纹象征尊贵身份，虎图案象征英雄勇敢，鸡冠花图案是只有德高望重之人才能使用的刺绣图案。鸡冠花因为像鸡头顶的冠而得名，在翁牛特蒙古族当中有个习俗，认为头部是很神圣的，认为人的灵魂存在于头部，且头部是人体最高的部位，所以不能随便触碰别人的头，尤其是长辈的头。且在藏传佛教中喇嘛会用经盒或者印经书的经板触碰头部，是一种祝福的寓意。莲花图案是属于佛教的花，象征着纯洁，所以翁牛特蒙古族的姑娘在结婚以前穿绣有莲花图案的蒙古袍，象征着自身的纯洁。海水江崖纹在明清时期的使用，具有一定的限制性和阶级性，多处是被用以辅助性纹样绣于礼服、吉服中。在查阅到的相关资料中，在明朝的补服中出现了早期的海水江崖纹，最典型的是绣制在龙袍和官服的下摆和袖口上，后来逐渐的“饰于龙袍和官服之上的海水江崖纹样也不再是单纯的辅助纹样，其中蕴涵的各种象征功能：如江崖代表着江山，五色云和海水代表着天地，已使其成为礼制观念的产物，背后有着深刻的关学思想渊源；一是象征帝王君临天下的皇权意识，二是体现官员辅佐江山社楼的使命价值，三是显示着服者的道德与等级。”因此，纹样发展到现如今，海水江崖纹在翁牛特蒙古族刺绣中被视为尊贵身份的象征。所以说“象征符号的主要功能是能够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予以具体表现，能够具体表现人的地位与角色等。”

我馆藏有内蒙古年画《广寒宫》二幅，似仿刻“月光马”而来。形式有如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燕京岁时记》一书所记：“月光马者，以纸为之，上绘太阴星君，如菩萨像，下绘月宫及捣药之玉兔，人立而执杵。”其一规格较大，纵133厘米、横59厘米，除绘刻常见广寒宫的玉兔捣药图外，上方绘达摩渡海与龙王相见的场景，中图绘三国人物关羽、周仓、关平，下图月宫内玉兔正奋力执杵捣药，身后楼阁翘角飞檐；月宫外框绘佛、弟子、乐师、金刚等；上、中二图边悬“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花枝寿联。该画以黄色为主色调，考其色调似与内蒙古王公贵族、平民信奉喇嘛教，而崇尚黄色有关，余色红、黄、绿、黑、白。整幅图看上去古朴、厚重，风格似与北京年画相仿。

北元和清朝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喇嘛教盛行于蒙古地区，影响了蒙古族的精神生活。此时，不但蒙古族女人进行刺绣业，喇嘛也绣唐卡神佛，用贴花的方法贴绣佛经故事。清朝时北京荷包作坊生产的褡裢以及刺绣扇袋、荷包等传入蒙古地区，清朝皇帝也不断将绣花荷包等赏给蒙古王公。这对于丰富蒙古族刺绣工艺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清帝礼遇藏地佛教。顺治九年，达赖五世入京受册封。乾隆五十八年（1793），制定《钦定章程》，确定了西藏政教合一的制度，所有西藏地区寺庙和喇嘛都受理蕃院管理。十四世纪编成藏文大藏经，明清多次刻印，共收典籍四千五百六十九种，除经、律、论外，尚有文学、天文、医学等内容，是佛教文化的宝库之一。

蒙古族召庙中有大批宗教内容的塑像、壁画、浮雕、唐嘎画，这些都有一个共同的仪轨，即造像都是依据《造像量度经》而制作的。相传这部佛像、雕塑的主要工具书是释迦牟尼的十大第子之一的舍利弗所撰。历代都以梵本流传，清朝时在各召庙都有蒙文译本，没有汉文译本。清乾隆年间、蒙古族学者工布查布把它译成汉文。据召庙中喇嘛讲，各寺庙中都有《造象量度经》所存，这部经书为召庙工匠从事佛教艺术提供了重要依据，喇嘛画师依据此书绘制佛画、壁画和雕塑。

“羌族”的概念，在本地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在我的田野采访中，绝大多数的村寨居民说，在1960年代之前他们没有听过“羌族”这个称法，或者并不清楚哪些人是“羌族”。事实上，在20世纪前半叶，即使作为羌民研究的中外学者，对羌民或羌族的范围认知也不一致。无论如何，进入岷江上游的西方传教士、民族调查者、国民政府地方军政官员，都带来一些新的民族知识。来自各文化核心（西藏、中原与西方）的讯息，在岷江上游地区各土司、头人、端公、喇嘛间流传，因此他们逐渐知道自身是一个“民族”——羌民、羌族或西番、藏族。同时他们也被告知一些本民族的历史——炎帝与三苗子孙、以色列人的后裔或吐蕃王族之后。

元、明而后，羌戎后裔的西蕃虽说没有能建立一个有组织的大王朝，但自元世祖封西蕃高僧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大元帝师”以统领其地僧尼之后，后嗣世袭其号，西藏遂成为一个佛教国。到元顺帝时，西宁湟水边上龙本族里产生了一个极聪明的小孩罗桑扎巴，入家称他为“宗喀巴”，他到西藏勤苦修习了一生，创立“黄教”，把藏中原有的“黑教”压了下去。佛法经他的整肃，更大行于番部。除土伯特四部(前藏、后藏、阿里及川西）、青海廿九旗，厄鲁特蒙古各王旗及甘、川、滇各边番土司等区域都奉行黄教外，连内外蒙古全部也唯西藏黄教活佛的马首是瞻。因为西藏以宗教的法王兼取治的领袖，拿宗教来维系政治的组织，一切的军事、政治、法律、教育、文化等等都集中在寺院的喇嘛手里，因此西藏佛教的区域早已超过了当年吐蕃最盛时代的政治疆域，其组织的严密也超过了当年的吐蕃。藏人称甘肃西南部、青海、川西和云南北部为“安多区”，这一区和前后藏因宗教的统一而发生民族的团结，可以说吐蕃虽亡而实际上还是存在。

羌族释比头戴金丝猴皮做成的三尖帽，据称金丝猴是释比的护法神，他们尊崇金丝猴为祖师爷而加以供奉，并将猴头作为法器。释比跳神的动作也是模仿猴的动作，双脚紧靠并上下左右跳动。头戴猴皮帽也与信仰金丝猴有关，其帽无檐，下为圆口，上为扁顶，形成“山”字形，帽顶竖立着三个尖，据称第一个尖代表黑白，即“黑白分明”之意；第二个代表天；第三个则代表地。帽后有三条皮飘带，正面左右各有一个眼睛状的贝壳，有的在帽檐上饰以红绸或一排牙齿状的贝壳。猴皮帽非常神圣，未出师的学徒释比是不能戴的。有的村寨的释比，头戴喇嘛所戴的五花帽，显然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

1.肩袖裉部杏花绣。杏花迎春开放而被喻有高贵品质。有学问的喇嘛们也常常穿着绣有杏花的红棕、金黄色的丝绸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