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徜徉在侗族织绣艺术所构筑的特殊审美氛围中时，却又不得不正视其令人担忧的现状：这一独具魅力的民族艺术缺乏应有影响，这一艺术的持有者对本民族文化艺术的价值认识不足，古老艺术后继乏人。在我们谈及侗族织绣艺术的保护与传承问题前，必须直面这种现状，并认真分析其原因，以抓住症结所在。

脱离了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任何民间艺术都会失去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侗族织绣艺术源于人们最基本的生产生活，是“为生产者本身需要而创造的生产者的艺术。”（鲁迅语）丰富的侗族服饰、生活用品都是织绣艺术的实际应用，因而其功能首先表现为实用功能。

侗族的织绣艺术以其独有的魅力向世人展示了侗族灿烂的民族文化，成为人们认识、了解侗族的重要媒介。长期以来，侗族妇女自种棉花，自己纺纱、织绣，在不断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掌握了熟练的织绣工艺，为侗族织绣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勤劳淳朴的侗族姑娘从七八岁起便在母亲、姐姐的教导下拿起针、拈起线，从最基本的纺纱、拉线，最简单的花样开始学习，直至出嫁前，其织绣技艺基本成熟，一般在婚前即将婚后自用品，包括定情、结婚陪嫁物品和未来的小孩用品都制出备用。侗族著名的叙事歌《索美与银冷》中唱道：“古州三宝地方，有个美丽姑娘，她的名字叫索美，盖过古州三条江。索美九岁会绣花，十五岁就学坐歌堂，绣花手艺巧，歌声更比蝉声亮。索美纺的纱，双线牵得又匀又细像蛛网；索美绣的花，红绿蓝紫喷喷香。”在一代代的身手相传间，侗族的织绣工艺水平不断提高。

侗族织绣艺术在千百年的传承中保持了鲜活的面貌，它既是侗族人民源远流长的文化遗产，又是其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成为确认这一民族文化特性的有力手段。侗族织绣艺术中所承载的丰富内容，浓缩着人类文明进程中不同阶段的文化形式，显示着原始文化和纺织技艺的遗存，虽然在漫长的发展中带上了文明社会的影子，但其核心部分中，许多原始先民的思维观念还依稀可辨。

侗族主要生活在温带和亚热带地区，温润的气候和依山傍水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这一民族欢快活泼的性格，他们极少有厌世的人生观，充满着积极向上的情绪，与大自然的各种生灵和乐共处。侗族的织绣艺术产生于社会生活实践、孕育于天地万物之中，勤劳细致的侗族妇女以自然界鲜活的事物为创作源泉，不断丰富着自己的“花本”，凭借双双巧手织绣出对美的不懈追求，如日出霞飞、山川飞瀑、莺歌燕舞、百花盛开、花好月圆、彩虹锁天、牡丹双凤、双雀报喜等等，在继承中又有创新。还有表达热爱生活之情绪的，如玩山赶坳图、月夜行歌图、稻禾图、瓜果图、狩猎图、斗鸡图、斗牛图等等。这些淳朴的纹样，表现出生机勃勃、和乐宁静的自然之美，其内容的主调是平和、美好的，没有“权势”的象征，没有“激烈”的场景，体现了侗族人民温情、平和的意识。

外部形象上的统一曾是体现人类部族或集群凝聚力的一种普遍形式，而崇拜物或其他统一的符号便是形式的具体表现，久而久之，符号统一了族群的集体意识，符号成为识别亲疏远近的标志。侗族的织绣艺术正是使族人获取认同的凭借。侗族妇女自少年时代起开始训练、习得的本族群共有的技法、纹饰、用色技巧，必定充满了鲜明的群体风格和神韵，体现着民族的共同的审美心理特征。在织绣艺术的应用中，人们自觉遵循着本民族特有的款式惯制、色彩惯制、质料惯制、工艺惯制，这些外在的形式逐渐成为本民族相互认同的纽带以及区别于他民族的徽记。因此说，侗族的织绣艺术对于凝聚族人精神，形成群体的团结统一秩序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综上所述，侗族织绣艺术拥有源远流长的历史、精湛古老的工艺、意味丰富的纹饰、奇妙多样的功能，凝结着历代侗族妇女的智慧与心血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纯净古朴的天地。无论是从纺织科技史、美学，抑或是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各个角度，侗族织绣艺术都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但对这一领域的认知与研究还刚刚开始，还没有系统深入的研究成果问世，研究的内容也多停留在习俗、纹饰等文化分析层面上，对传统工艺的研究尚嫌不足，而这正是侗族织绣艺术赖以存在的技术基础。本书以实地考察为依托，从不同侧面阐释了侗族织绣艺术的特质，并在其织绣工艺的发掘和整理方面做了尝试性研究，但因调研时间有限，深八程度还觉不够，对于侗族多彩的织锦工艺和刺绣工艺只做了一般性技法概述。在实地考察中，笔者深刻地感受到侗族风格鲜明的织锦体现着侗民族所特有的审美取向，其以繁复的竹花笼编综来演绎各色传统纹样的手法，极为古老珍贵，现只在40岁以上少数心灵手巧的妇女中保留，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而本书对此的探讨显得欠缺，尚待在后面的研究中继续补充。

在隆冬季节里，我们告别了城市的喧嚣，背负起重重的行囊走进山乡。旅途中，我们尝试了各种交通方式，火车、长途客车、货运车、三轮车、摩托车、木船，更多的时候是以双脚在丈量着侗乡的土地，辗转于湘、桂、黔三省之间，走村串寨，登门入户，我们的目的仅有一个，“生活本身才是真的知情者”。只有在民族文化土壤中才能把握侗族织绣艺术的真谛，只有深入侗乡，才能寻访那些能织善绣的民间“艺术家”，记录领悟她们世代习得的精湛技艺，聆听生动纹饰背后的故事，感知织绣艺术的丰富功能，并对古老艺术的现状与未来做出认真思考。这些都是我在书中极力想表达的内容，尽管在行文中还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它们至少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的，如果本书能够使人们对侗族织绣艺术的魅力多一些认知，能够对侗族织绣艺术的保护与传承起到些微的作用，我之幸甚。

提到侗族的民族文化艺术，人们首先联想起的必定是其建筑艺术，鼓楼和风雨桥几乎成为每个侗寨的标志，再深入些，人们可能还会记起侗族的音乐艺术，复调式多声部合唱的侗族大歌为中外民间音乐所罕见，但令人遗憾的是，对于同样优秀的侗族织绣艺术，研究者却寥寥无几，使其缺乏应有的影响。侗族的织绣艺术对外展示的机会不多，但每次的亮相都会引来人们对它的赞叹。如20世纪60年代初，侗族刺绣曾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出，深受国内外观众的好评；1981年我国各少数民族服饰、刺绣、挑花、蜡染等工艺品在日本东京展出，侗族的织锦、刺绣、服饰吸引了众多日本观众，日本观众在赞美之余纷纷要求订购，当工作人员向他们解释展品不能出售后，一位日本妇女仍再三要求：“侗族织绣、服装太美了，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你们回国后，千万设法给我寄点来，哪怕是一公尺侗锦我也心满意足。”1986年和1996年，侗族歌队赴法国演出均获成功，观众在被歌声吸引的同时，还特意赶到后台去看她们的服饰，对侗族织绣艺术赞叹不已；2001年8月1日至6日，“2001年中国侗族稻作文化与祭祀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黎平召开，来自日本、韩国和国内的70位专家学者会聚肇兴，侗族古老而优秀的文化和织绣艺术令专家们深感震惊。从各界人士的反应来看，这门古老的艺术不可谓不吸引人，之所以影响力小，主要原因在于对这门古老艺术的研究和推介力度还远远不够。研究成果是影响力的基础，对于侗族织绣艺术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相关文章还很少见，此后一些关于侗族纺织、工艺、历史、服饰的学术论文相继出现，但大部分作品只涉及其中某个方面，并未做深入探讨，1992年由汉声杂志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张柏如先生的《侗族服饰艺术探秘》一书，书中对侗族织绣艺术多有涉及，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不足，但直至今日，关于侗族织绣艺术本身的详细介绍以及系统性研究成果还很缺乏。此外，宣传力度和推介手段的薄弱也是造成这一艺术未能形成应有影响的重要因素。

侗族是一个爱好和平、注重礼节的民族，在传统的婚丧喜事和接人待客的过程中多重礼尚往来，丰富多样的织绣品成为他们表情达意，赠送给亲人朋友的好礼物。亲友建盖房屋时，人们要以侗布为礼贺新居；邻寨鼓楼、风雨桥落成时，人们要在桥上挂上精心织绣的吉祥花串；给老人做寿时，人们要以侗布制作衣帽以示祝贺；老人去世时，女儿、媳妇各送一件黑色新衣和一匹白色侗布入殓，一些地方凡亲族中的媳妇，都要用自织的白布或黑布，按年龄大小依次盖在死者身上，以表达对长辈的尊重和哀悼。侗族织绣艺术的礼物功能在姑娘出嫁和生子时表现得更为突出，姑娘出嫁时，母亲会拿出自己精心织、绣的侗布、侗锦、侗绣送给女儿做嫁妆，女伴们会拿出自己心爱的织绣品相赠，以表对同伴的情谊。同样，出嫁的姑娘也会以自织自绣的作品来回赠亲友。新妇生孩子时，外婆、舅母、同伴们除送来糯米、鲜蛋、鸡鸭、帽袜外，还要送上三五尺黄布给新生儿做衣服，该布是用黄杞子染成的侗族织布，娘家的女性长辈们还要为新生儿织绣精美的背带和裙片。

为了增加对侗族织绣艺术的感性认识，我们首先拜访了当地研究者杨文斌先生。他多年来奔走于贵州各地，从事民族服饰的收集和研究工作。说明来意后，他热情地拿出家中所藏的个族织绣品——侗布、绣帕、织锦等，在一一介绍其出处与特色外，更将其多年行走侗乡的经验告知我们。导师与杨文斌先生对照省区和自治州的地图研究了此次走访线路和重点调查乡寨，并邀请他为我们担当向导，这样，我们的队伍不再是清一色的“娘子军”。

民俗旅游是以地域或特定民族的传统风俗为资源而加以保护、开发的旅游产品。将民族文化艺术与旅游、与商品经济相结合，是民族地区发展的一条必由之路。侗族聚居区属温和的亚热带湿润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村寨多依山傍水，竹木环绕，具有开发旅游的天然地利优势。在此基础上，侗族织绣艺术完全可以作为独特的人文资源介入旅游开发，既可展现其有形部分，如姑娘、儿童的华美盛装、精巧细致的装饰用品等，又可将其无形部分——制作工艺当作一个亮点，原汁原味的古老工艺不仅具有很强的可视性，又有相当的文化含量，对考察者和旅游者都有一定的吸引力。或者可以考虑将纺织过程、刺绣工艺到服饰展演、民俗解说作为一个系列旅游项目，让人们在纯净优美的自然风光中寻味古朴独特的侗族织绣艺术。

在不断地继承、创作和流传中，侗族织绣艺术源远流长，日臻完美。侗族织绣艺术之所以引人注目，与其丰富的纹饰有直接关系。侗族的织绣纹饰有百余种，主要分为植物纹、动物纹、景物纹和抽象符号几何纹四大类。其中较为典型的有：龙蛇纹、凤鸟纹、鱼纹、蜘蛛纹、太阳纹、月亮星宿云气纹、多耶纹、祖庙纹、树纹、竹纹、花草纹、井纹等。这些主题纹样的形成，与侗族先民的原始信仰和思维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以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最为重要。侗族先民在对自然界依赖适应的过程中，为大自然赋予了泛灵的色彩，认为天地间的事物皆与人们的吉凶祸福相互关联；灵魂不死的观念使他们相信一切祖先，包括远祖、始祖、族祖、宗祖、家祖，都在时刻关注并影响着后世子孙的繁衍和命运。织绣纹饰便是这种观念的反映，主要的侗族织绣纹饰有以下几种：

龙蛇纹是侗族织绣艺术中的古老纹样。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记有：“闽，东南越，蛇种”之说，可见古越人崇拜蛇。蛇有很强的生命力，正符合原始先民的生存繁衍愿望，同时蛇对人又有很大的威胁，使人敬畏，因而被人们崇拜。作为越人的后裔，侗族保持了崇拜龙蛇的习俗。据《会同文史资料•民族专辑》记载，湖南会同的侗族崇蛇，“称蛇为爷爷、祖宗，逢年过节敬祭，寨寨设有庙宇。人死须与之‘报丧’，出生须与之‘报喜’，梦之以为得福，见之视若显圣，敬之若尊神，奉之若尊祖”。特别是出没于祖坟地或在庙堂里的蛇，视之已“化为蚊龙”。广西三江的林溪，每年三月三抢花炮时，游行队伍要抬三盘祭品，其中有一盘用猪小肠充气盘成的蛇形，上画蛇皮麟纹。有的地区九月九日打糯米粑粑，称之为蛇粑，需先将之放在屋外敬祭蛇神，方能食用，名曰“堵蛇洞”。家有孕妇，族中的人，特别是当事人，梦见有蛇进屋，认为是蛇神托梦，必生贵子。蛇崇拜在侗族织绣艺术中主要体现为盘蛇纹和游蛇纹。《说文》：“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大能小，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渊。”它集象鼻、鹿角、马鬣、蛇躯、鳞身、鳄棘、鱼尾、鹰爪、鼍足于一身，能水中游、云中飞、陆上行，可呼风唤雨、行云动雾，司掌世间旱涝，成为人们敬畏和尊崇的对象。在封建王朝时代，龙曾被视为皇权的象征，然而在侗族地区，龙从来不是耀武扬威的权利专属，而是吉祥之神。龙以蛇为原型，可以看做是蛇神化的结果，虽为两种形象，但在侗族人的心目中常常相随相伴，有时被视为同类。龙纹样在侗族，人的生活中广泛运用，自由变换出各种形态，以龙为主题的纹饰有翔龙、二龙戏珠、双龙戏石榴、云龙、盘龙、对龙对凤、大龙蛇纹等，它们或憨态可掬，或抽象写意，体现出侗族人特殊的审美意趣和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