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廷画师们在创作中大量使用“海西法”，一定是皇帝的授意下完成的，但是从中国文人评论家的关注点来看，他们关注的泰西法似乎更多在于造型上，即明暗效果上，而非构图方式上。清宫画师们不同程度地运用了透视，尤其获得了乾隆帝的称赞。这些清宫画师中，大多是地方官推荐的匠役画师，这些人本身应该就是地方上的绘画高手，他们进入宫廷，不可能重新学习绘画，即使可以从同行或者西洋画师那里借鉴一些技巧，也不太可能完全从头推倒自身的画技，毕竟隶属于内务府造办处的如意馆不是画学教育机构，皇帝力求发挥每一位画师的长处，组合创作，“合笔画”的绘制正说明这些画师是各有专擅，因此，我们可以说，很多画师所使用的洋风画技并不是到宫廷才学会的，而是他们被选中的基础条件。因此，清代宫廷新体绘画的创作，当是按皇帝口味，调集组合一些地方画师共同开创的新风尚。

如前所述，康乾时期为了巩固政权，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动辄以诲淫诲盗罪名焚书禁书，严禁私刻淫邪小说戏文。康熙四十八年（1709）六月，议准淫词小说由地方官实施严禁；五十三年（1714）四月，九卿议定：坊肆小说淫词，严查禁绝，版与书俱销毁，违者治罪，印者流，卖者徙；乾隆元年（1736），『覆准淫词秽说叠架盈箱，列肆租赁，限文到三日销毁，官放纵者，照禁止邪教不能察缉例……』（俞正燮《癸巳存稿》）。从禁令看出，清初被禁小说『叠架盈箱』之多，然而，如此严厉的文化政策还是未将小说禁绝，尤其是新刻的年画崛起，甚至有的带着所谓『淫词秽语』销售到城乡各处。如小说《西厢记》、《龙图公案》、《双凤奇缘》、《锦香亭》等都是禁印之书，而在年画中，有的以十多个情节组成连环画形式，印于整幅纸上，如清初苏州版墨浪子绘《全本西厢记》对屏。该对屏上题诗两首，其中有一首托名明代『唐解元中桃坞』：『郎才女貌并青年，志定姻缘无怪燃。偏是文章多异巧，更加演写在人间。』又如乾隆时苏州版《茉莉花歌新编时调十二首》画『打鸟』、『琴挑』、『牛郎织女』、『凤仪亭』、『磨房相会』等小说故事，每一图旁附歌一首，俚语俗词，唱出男女婚姻爱情心声，当然受平民百姓的欢迎。在所禁的书目里，《金石缘》、《红楼梦》也名列其中，然而从未禁绝，如《双玉情深》，又名《宝玉黛玉图》，题词有『无瑕玉，十分珍，为有前缘了宿姻。相逢相爱还相游，清偿情短为情深。登仙阁上留娇寓，七夕生辰巧命名。并称双玉非天意，千里相投一段因。众娇姊妹皆相亲，瑶阁仙姬游出群……』

明朝天启年间，皇帝昏庸，太监魏忠贤专权，利用“东厂”（当时的特务机构），迫害清正的官吏和无辜百姓。天启六年（1626年），魏忠贤派“东厂”特务到苏州逮捕周顺昌。周顺昌曾作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因看不惯魏忠贤，辞官回到苏州老家，魏忠贤却不肯放过他。苏州老百姓不平，在“东厂”特务来抓人时，聚集起来，颜佩韦就在其中，并带头为周顺昌呼冤，大骂魏忠贤。“东厂”特务持刀威胁，更加激起民愤，百姓们与特务扭打起来。混乱中，一名特务被踢破脑壳而亡，另一名特务被雨伞、木屐敲死，其余狼狈逃窜。事发后，魏忠贤暴跳如雷，下令苏州地方官将颜佩韦等五名“为首分子”抓起来，在阊门外吊桥堍砍首。颜佩韦等五义士临刑之日，苏州百姓悲痛万分。一家住桃花坞的画师感佩义举，创作了一幅颜佩韦挽弓搭箭射天狗的年画。因皇帝贵为“天子”，魏忠贤即便权势很大，也不过是皇帝的走狗，遂将魏忠贤比做“天狗”！

表面上看，欧洲的中国热大致吻合洋风姑苏版的产生与结束时间。但仔细分析当时的具体情况，以上收藏家的藏品主要是个人收藏的兴趣，而不是源于实用性，所以与姑苏版的生产订件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另外，洋风姑苏版的生产与苏州及江浙口岸对欧贸易在时间上也并不吻合。自1684年9月中国的禁海令宣布开禁，至1757年彻底撤销了江浙闽的贸易口岸，进入广州“一口通商”的时代。期间，1755年为突破广州官府和行商的摆布，东印度公司派洪任辉（James Flint）到宁波贸易，宁波地方官以十余年来夷船不至，故接待殷勤。这一事件中的“十余年来夷船不至”说明欧洲的商船1745年左右就不再到达宁波港，而《岁朝图》和《全本西厢记图》作于1747年，《巴蜀风光》作于1748年。这就进一步从时间上说明，洋风姑苏版的产生与消失，和对欧贸易的开展并无联系。

王安多尼教案的7年后，乾隆十九年（1754）苏州又发生张若瑟案，5名传教士被监禁和驱逐。涉案人员的处罚根据两江总督鄂容安、苏州巡抚庄有恭上奏：“现获各犯内：谢文山即谢因纳爵、汪钦一具系内地百姓，前经入教，已照违制律议罪，今敢再犯，且自粤至江，将西洋人辗转引送，怙恶不悛，情尤可恶，均请照左道惑众为从律，各杖一百，流三千里。丁亮先虽止代寄书信；邹汉三亦仅代散斋单，但系前经犯案议罪之犯，尚不改悔，不便轻纵，应与窝藏接引、传教散单之沈泰阶、吴西周、张玉英、周景云，及代为通信带银之沈马窦，均照为从律，再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偶为容留之悦德载等，各照违制律，杖一百，再枷号一个月。其余入教之悦显文等，均各杖一百示儆。仍通饬各该地方官，不时查察。如有仍前私行崇教者，定即严行治罪。未获之许方济各等，咨行查拿，另结。”在此案中，先前逃脱的丁亮先不仅再次遭到官方指控，而且被缉拿归案，受到惩处。

《评皇券牒》相传为中国古代皇帝颁发给瑶族刀耕火种食山过山，免除徭役赋税的特许状，故又称《过山榜》。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研究者们先后在老挝、泰国瑶族村寨发现多份《评皇券牒》。广西民族学院赴泰国考察组1989年3月在泰国清莱府夜庄县湄瑶乡湄赛瑶寨、帕尧府邦县叭昌内乡邦卡瑶寨、邦彼瑶寨、难府波县习拉练乡巴岗瑶寨看见过四份《评皇券牒》或《过山榜》，落款时间均为宋理宗景定元年。其中湄赛瑶寨一份内容与形式与日本上智大学白鸟芳教授收录的《评皇券牒》基本相同，邦卡瑶寨一份与日本十文字美信收录入198?年出版的《清澈的黑暗》一书的《评皇券牒》一样，为长幅卷轴式，收藏者为乡长邓财凤先生。券牒开头有“盘金安盘王圣牒绞（交）以（与）本叭邓叭[阝竜]拿去新地方庇得新地方同吃同在良（粮）（钱）讨下”数语。据介绍，邓叭阝竜是邓财凤的祖父，阴名邓[阝竜]一郎，阳名邓进坤。原命生于己丑年（相当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八月，死于乙丑年（1925年）二月。祖上曾在老挝猛荤任过叭[阝竜]。18岁奉命率队与叭衣人打仗，打胜后被猛[阝竜]地方官任命为鲜阝竜。后来带领一些百姓来到泰国难府普埃地方谋生，被泰国政府任命为机[阝竜]，直到死。据此，这份券牒当系邓财凤祖父邓进坤从老挝来到泰国任叭时，一盘姓瑶人盘金安抄给他带到新地方求得庇护的。邦彼瑶寨一份与前两份不同，为新发现的一份《评皇券牒》。此外，张有隽教授1993年12月第二次到泰国考察交流时，在法国人杰西·波尔（Jess G.Pourret）于清迈开设的“瑶族博物馆”里也曾看到过他收藏的老挝、泰国瑶族的数份《评皇券牒》、《过山榜》。泰国瑶人珍藏传抄的《评皇券牒》或《过山榜》内容与中国瑶人珍藏的大同小异，其中邦彼瑶寨一份与中国广西来宾县雷山村收集的《圣牒榜文》及宜山县（今宜州市）石别地区瑶村搜集到的《盘古圣皇榜文》“券牒”内容十分相似，自称“盘李大护子孙世代相传”或“李徭子孙永远为照”。这些都充分说明，这几国瑶族来源于中国，他们是中国瑶族移民的后代。

发现于红河州石屏县龙武区法乌乡撒白祖村。据苏伏涛《试谈清乾隆五年发布彝（汉）文通告的历史背景及其意义》一文介绍，这个通告系新平、熠峨的地方官根据当时清政府汉文通告附上彝文对照刻印转发的惟一一份彝（汉）文通告。该通告右边为汉文，左边为彝文。汉文从右至左直书，16行，行24字至64字不等，全文794字；彝文也从右至左直书，11行，行15字至53字不等，全文共400余字。彝、汉文字体皆为木刻楷体，每个字长约2.3厘米，宽2.0厘米。该公告彝汉文内容不尽相同，但共同的宗旨是：严禁以各种借口、理由、手段盘剥少数民族，敲诈民脂民膏，否则“官则严行参究，绅衿分别参革提问，兵役等立拿痛处，汉奸定置重典”。通过这个布告能看出清王朝为稳定边疆局势，在少数民族政策上采取的一些积极措施。

到19世纪中后期，老挝瑶族某些宗姓的势力在老挝内战中立功而得到发展。上文提到泰国帕売府邦县叭昌内乡邦卡村乡长邓财凤收藏的《评皇券牒》，其卷首写有“盘金安盘王圣牒绞（交）以（与）本叭邓机陣拿去新地方庇得新地方同吃同在良（粮）（钱）讨下”字样。据当时报道人、与邓财凤同宗族的73岁的大师公邓进陞解释说，邓机[阝竜]是邓财凤的祖父，阳名邓进坤，阴名邓陞一郎。18岁时住在老挝猛障地方，在猛赖与叭衣（白夷）打仗。打了胜仗，猛[阝竜]地方官委任他为鲜陣（乡长）。他后来带一些百姓迁移到泰国普埃，又被泰国政府任命为叭[阝竜]（区长）。阿南达博士的研究证实，瑶族头人邓进坤在老挝南塔被任命为乡长，管理瑶人和苗人。后来邓进坤及其随从人员从猛障迁移到泰国难府莱县布卫山，以每年给难府召勐林产品换取已占有山区土地的瑶人、苗人部落耕种田地的权利。邓进坤被难府召勐封为“帕耶”，赐名“帕耶·契利诗颂北”，意为“山区宝物贵族”。14年后，当他迁到叭昌内山时，其子邓文林在当地叫“陶拉”。由于在布能伽村设立乡政府，被称为叭昌内乡的乡长和第一任村长。邓进坤一直担任泰国一个瑶人群体的大头人60年，管理帕尧和难府东部地区很多瑶人、苗人及其他山区部落。在他以后，他的四个儿子邓文林（长子）、邓富金（四子）、邓富春（三子）、邓财凤（二子）先后担任叭昌内乡乡长，邓财凤自I960年代至今仍是泰国瑶族群体的一位大头人，享有管理帕尧府一个地区瑶人、苗人村寨的权利。这个例子表明，至晚19世纪中后期起，在老挝、暹罗王国政治势力的渗透和影响下，瑶族头人的传统权力开始与近代国家政治结合，使自己的政治势力超出了一个村寨、一个群体的范围，而向外扩展到了其他民族群体地区。

雍正年间，随着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司制度的落后性日益暴露，并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雍正四年（1726年），清王朝实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后，其治瑶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在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瑶族地区裁革瑶目，“编入保甲，与齐民一体稽查”，“两省（湘桂）苗徭错居，互相倚恃……宜以编立保甲为首务。应令地方官因地制宜，寨大奸，按照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长。每寨选择小心知事者，佥立寨长一二人；寨小者不能限定牌甲，止就其寨之户口多寡，酌量编定。亦必佥立一寨长，责其稽查，按户给门牌，将大小丁口逐一备载，不许容留汉人以及面生可疑之苗徭在寨居住。至所藏军器，悉令缴官，不许私行打造。……如有故违容隐，同牌不首报，一家有犯，九家连坐，仍将寨长治以失察之罪”。在瑶区推行保甲制度，对瑶民实行直接统治」在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的地区，则仍由原来的徭长、徭目等管辖，但亦逐渐采用保甲制的“稽查之法”，以加强对瑶民的统治。值得指出的是，清末还在瑶族聚居区设立特区进行专门统治，据欧阳纯《湘南瑶山考察报告•后记》载：“湘南所属的常宁、桂阳、新田、道县、宁远五县交界的阳阴山区……清末年间作为徭民特区而设置过县府”。

这种棉纺织业迅速发展的状况一直维持到清朝乾隆年间。这一时期的地方志中对此多有描述。例如：康熙《曹县志》曾记载当地木棉之利“几与九谷平分轻重”；康熙《兖州府志》记载定陶县“所产棉布为佳，他邑皆转鬻之”。乾隆《曹州府志》记载当时菏泽地区“地产木棉，以之为布，而无芋麻……木棉转鬻他方，其得颇盛”。鲁锦的织造技艺在清代己达到极高的造诣。鄄城鲁锦曾一度被地方官作为贡品进献。至今在中央美术学院民间工艺标本室里还收藏着清代鄄城鲁锦的数百个品种。

前面说过历代封建王朝为了加强对贵州地区的管理，都不断派有官员到地方来执政。元朝以前，就有在贵州执政的地方官，根据侗族的认识，把族侗与当时的瑶、僚、仡伶、仡佬等族作区分，但对于侗族的深入研究的资料很难找到。在有限的资料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央王朝官员大多还停留在把侗族当成在南方广大地区居住的与中原民族有其他“蛮夷”的笼统认识上，根本谈不上对侗族有深入的认识。自元朝在贵州设立宣慰司统治始，才开始对生活在那里的主要居民——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苗、龙家、宋家、仡佬等记载，首先成为区别不同民族或可能是同一民族不同支系的族称出现在元代官方的志上。

织绣工艺种类、花样虽繁多，但主要可以分为织锦和绣锦两大类。纵观侗锦、侗绣工艺，确实多姿多彩、源远流长，那么侗族织锈工艺到底源于哪个朝代呢，虽然目前还未有定论，但侗绵侗绣确是在很早以前就出名了。清代文学家吴敬梓所著《儒林外史》里，在以镇远为背景的四十二、四十三这两回中，对镇远的“苗绵侗绣”倍加赞赏，当时的一些地方官还以此作为贵重礼品馈赠亲友。在侗族居住的地方，地方史志也对侗绣有过记载，如《柳州府志》说侗族“卉衣鸟语”，《镇远府志》道：“女则自织自染，袖以彩绘绣。”而在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记载，当时黎平府属于“侗人”，“女人之衣，长裤短裙，刺绣杂文如绶，胸前又加绣布一方织花细如锦”，到清代，侗族妇女自纺自织自染的“侗锦”“侗布”已闻名于世。康熙年间，胡奉衡的《黎平竹技词》就是“峒锦矜夸产古州”，“松火夜偕诸女伴，纺成峒布纳官租”之句。李宗昉《黔记》也说：“黎平府属滴洞编织的‘洞锦’系以五色绒为之，亦有花木禽兽各样，精者甲分郡，冻这水不败，败之油不污”，可见侗族民间织绣工艺在唐宋时代就已有名气，至明清就非比一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