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跟袁绍交战，在曹操受到严重挫折的时候，关羽斩杀了袁绍的大将颜良，为曹操解围，立了大功。在随后的战斗中，关羽又追杀了袁绍的另一员大将文丑，正是这次战斗，刘备知道了关羽在曹操手下。不久，关羽也得知兄长刘备在袁绍那里，并且收到袁绍部下送来的刘备亲笔信，立即写了回信。关羽把刘备兄长的消息告知嫂夫人以后，就到丞相府向曹操告辞。曹操知道他的来意，在大门上悬挂了回避的牌子，关羽一连去了好几次，都见不到曹操。张辽也推托有病不接见。关羽知道他们的用意，就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相府。然后把历次所收受的金银都封存起来，把汉寿亭侯的大印悬挂在大堂上，带着以前的部将，护送着两位嫂夫人，向着官道进发，去投奔刘备了。

单弦牌子曲有段岔曲，叫《风雨归舟》，第一句：“解职入深山，隐云峰，受享清闲……”此图所绘，归舟上那位伞下遮雨之主人，大约就属此辈人。不过牌子曲里那位，是钓得大批鱼儿回来的，“一半鱼儿卤水煮，一半在长街换酒钱”。而画上这位，却是带回那只吃空了的食提盒回来的。无论如何说，兴致不如岔曲里那位。

此剧尚待考。右一男一女。男扶女肩，似醉后欲眠意。女掺之下场。左一人，似前图《穆家寨》之穆瓜，只是腰扎鸾带，系靠牌子，有一小头槌挎腰际，似在伸手指点，自言自语地数落什么。或为《双锁山》一剧另一种煞尾之演法。“穆瓜”式人物，或即刘金定之男仆刘能。

高密年画的销售方式，大致分为四种：一是坐店卖画；二是开庄卖画；三是赶集卖画；四是串户卖画。足不出户，就能把画卖出去的画店，多为当地牌子打得很响的画店。知道底细的客户，会主动上门找他们订货。来人看好画的样子，要多少张，定好价钱和提货时间，一桩买卖就算谈成。路远的，一般是春天来订货，到了秋天，一过了八月十五就来提货。店主很注重协议，跟谁订了货，就会给谁备足了数，一张不少地存着，即便期间有人看好了这批货，想出高价收买，也决不转手。如果半道变了卦，名誉也就扫地了。

历史上凤翔年画的兴盛时期其实都是和自家的字号与名牌产品密切相关的。那时候来买年画的人跟现在人买衣服看牌子一样，他们一来都点名要世兴画局的名牌产品“金三裁”年画。西北地区很多购买年画的人都知道“金三裁”是凤翔年画的明星产品，在市场上也是销售得最好的年画品种。清代后期，凤翔年画生产基地除南小里村外，还有北小里村、陈村镇。这三个村中，有正式画局字号的作坊也有五六家，主要种类有大门神、大墙画、其余多为中小型门画。画样大多据当时流行的年画增补翻刻，那时候的老字号代表了一个家族的年画生产盛况，人们只要一说起一个字号，尤其是年画生产规模比较大的字号，就会联系到这个家族，还会说出很多关于这个家族的故事来。

天师姓张名陵，一名张道陵（公元34——156年），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入太学、通达五经。曾任巴郡江州令。汉顺帝（公元125——144年在位）时于鹤鸣山修道。永和六年（公元141年）作道书二十四篇，自称“太清玄元”，创立道教，也叫米道、鬼道。他教人悔过奉道，以祈祷、符第传教，用符水咒法治病，后来被尊为“祛病除恶、消灾弭难”的“天师”。他的道教徒都用占卜“决凶吉”用符箓“驱鬼辟邪”，用祈禳“祛灾求福”，用禁咒“去灾、退鬼、避猛兽”。历代封建皇帝为了利用道教加强自己的政权，对世袭的“天师”赐宴、赐印、屡加封赏。传到民国年间，共传六十三代。据说他们世袭不限定只传长子，而是“漂牌子”。天师死后，让他的儿子们把名字写在小牌子上，投入井中，谁的名字漂上来，谁就当天师。

“当年东昌府民间年画作坊分布于聊城、堂邑、阳谷、寿张、东阿、萃县、朝城、范县、古城等二十多个城镇和乡村，究竟多少家，已很难详细统计。目前知道的有：五福祥、义和祥、福盛和、同泰、同顺和、裕兴和、相源成、德聚成、魁元隆、广和、同顺兴、义和成、源茂永、鲁兴聚等。这些年画作坊，有的是农历六月，有的是九月、十月开始着手印画。着手最晚的作坊则是农历腊月初挂出作坊牌子，整顿画铺，筹备货物，开始营业。每个作坊每年平均需用纸600令，产品销往鲁西、鲁南、鲁北各县，东边有泰安、济南、潍县等地，还远销我国山西、河南、河北、东北等地。”

清代，张秋镇有三家年画店：源茂永、鲁兴聚、刘振升，均为山西人开设，位于当时镇上最繁华的街道——米市街，这也是东昌府年画生产聚集地之一。后来，刘振升画店迁至东昌府区东关的清孝街，带动了当地年画业的兴起，随之出现了多家画店。由于竞争激烈，至民国初期，刘振升画店销声匿迹。米市街上其余两家画店，借助便利的交通条件，仍保持兴旺发展。1918年，源茂永画店的业主李殿源将画店转卖给当地人阎均振经营，此时店内有25台案子，刻版、印刷雇工约百人，年印货量达1440令（合48件）。位于米市街街口的鲁兴聚画店，规模大体与源茂永相同，有五间门头房，印工、查货、发货等相关从业人员多达八十余人。张秋镇年画店历来只坐庄卖画，画店春天印扇面画，供扇庄做扇子；阴历八月底开始印年画，十一月初挂出小牌子，表示正在整顿铺面，筹备货物，即将售卖；十一月十五挂出大牌子，开始正式营业卖画。当时，东昌府年画除销往本省西、南各县和泰安、济南外，还销往山西、河南、河北、东北等地。

在临汾等地，坐店销售也好，走街串巷推销也好，大都是小打小闹，真正影响大的还是那些足不出户，反而能把年画销到各地的画店。如临汾市旅游工艺美术公司、赵大勇的平阳年画博物馆、胡肃静的墨逸斋等年画大户，对外打的牌子都比较响。主要原因是他们的年画品种齐全，来人订货，只要看好样子，要多少幅，说好价钱和要货时间，一桩买卖就算谈成，很讲信誉。

1965年年画社在胶印创作和销售方面进行尝试，创作了一批门画，包括《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山河换新貌•农村练新人》和《加强国防•保卫祖国》等，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同年，桃花坞木刻年画社升级为合作社营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厂，厂址设在市文衙弄艺圃内。红木雕刻厂的漆器雕刻车间划出，改建为苏州漆器雕刻厂，并入桃花坞木刻年画厂。年画厂对外挂两块牌子，对内设一套班子。规模扩大，正可大展身手，不料“文革”来临，桃花坞木版年画被斥为“封建迷信品”，以致一百多种旧版被扔在露天，全部烂毁。1969年底桃花坞木刻年画厂并入苏州雕刻厂，年画生产人员纷纷调离，桃花坞木版年画全面停产。

苏州年画销售，大致上有画铺自销、店铺兼营、摊贩推销、行贩兜售等四种方式。1962年，凌虚先生采访卖画老人钱杏生后，写了一篇《唱年画》：『钱杏生今年75岁，世居上方山行春桥渔家村，世上三代都是以种田和卖画为业的，每当旧历年底到开春三四月这段农闲季节，他向桃花坞年画铺批回一些年画，掮着到四乡兜售。』『每到一处，把画摊开，照例要唱四句「开场白」：我格物事难得到，我格物事顶细巧，九个九也勿连牵，个个要卖老白钿。』（苏州方言『我格』即『我的』，『物事』即『东西』，这里指年画，『老白钿』即铜元，清代一枚铜元作十分，『九个九』意即『差一分也不卖』，以表示老牌子扎硬）『卖画人的唱词各有传授，唱腔介于山歌与顺口溜的味道。要背得滚瓜烂熟，一到场地，就会脱口而出，遇到高兴，还要即兴几句。』『当石印和胶版年画流行之后，桃花坞年画受到了严重打击，画铺老板只顾贪图眼前利益，用粗制滥造的手段以求得成本的降低，不但不再创新画稿，而且刻印质量每况愈下。于是，人们就不太喜木刻的百子图，而爱买胶版的胖娃娃。百子图「眉毛眼睛分不出（即刻印的模糊），不吉利，不中意」，而胖娃娃则是「圆滚白胖，清清爽爽，大家欢喜」。因此，除了极少数品种和迷信品以外，很多品种为胶版画取而代之。大约解放前十几年前，钱老艺人已兼售石印和胶版年画了。』

董志和家的老作坊叫“董大兴发”，因为父亲在他4岁就去世了，家里就剩下母亲撑起了年画一片天。好在牌子还在，客户还在，也请了四五个工人。董志和记得，每年白露一过，母亲就开始忙碌做年画了。

当年有“门神均”之称的冯均之子、1998年已经61岁的冯炳棠先生，在家中挂起了“冯氏世家木版年画作坊”的牌子，重操旧业。他将“文化大革命”时期当作灶台板的几块年画木版，擦去锅垢封尘，开始印制《和合二仙》、《紫微正照》，又自己操刀，翻刻了《持刀将军》、《梅花童子》等几款新版，和妻子、儿子一起时断时续地生产少量年画。几年下来，冯炳棠一家惨淡经营，艰辛地支撑着佛山木版年画唯一的门面，传承着佛山木版年画仅存的星点血脉。

2、高校产学研相结合的保护模式。鉴于朱仙镇当地的年画店与河南个别高校的合作经验，在内容上吐故纳新是值得提倡的，但在研发“新年画”画种时应注重尊重传统年画，避免造成对传统画技的“偏移”，易降低和混淆朱仙镇木版年画对外统一的品牌认知度。年画店与高校合作方面，也不能靠在朱仙镇当地挂几个“实习基地”的牌子就能解决问题，应提高年画艺人的社会地位，在高校让这些看似“下里巴人”的艺术登上讲台。对于朱仙镇木版年画进行产学研相结合的河南高校遴选工作，应慎重展开。将河南教育部门与当地政府以及相关专家相结合，甄选出具有研发能力和深厚中原底蕴的高校，让朱仙镇的年画艺人走出去，从“年画师傅”到“民艺大师”进行转变。开展持续有效的“非遗进校园活动”，开设“非遗讲台”，为探索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发展模式提供良好的平台。所开设的“非遗课程”可分为“普及”类与“专业”类，即可在全校开展公共课程性质的“公选课”，也可针对美术类专业开设“专业课”，开展“公共讲座”及举办“非遗主题活动”可作为有益补充，实行灵活多样的课堂形式。对朱仙镇当地的年画艺人来讲，大胆地走出去，对年画传承人的选择面也可拓宽，以缓解目前年画传承人枯竭不堪的局面，逐步形成良性发展的传承机制。

光绪七年（1881）开业的同文书局、鸿宝斋石印局，后来都刷印美术图册。当时上海石印书画图册业较为繁荣。但所印的图书画册都是黑白为主，间有手工着色者。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上海始有五彩石画品出现。此前，“外国商人曾随商品输入过一些画片、布牌子、香烟牌子等等。画的是外国美女、骑土的战争、动植物及图案等。如果从上海进行宗教宣传的‘圣经学会’的发行物来看，也有一些外国的名画，如《圣母像》、《晚祷》、《最后的晚餐》、《拾穗》和一些风景画片。但这些比较陌生的内容和形式，并不受欢迎。后来外国商人们才逐渐懂得利用中国传统的国画、年画和用月份牌作商业宣传，对他们更有利”。从此一些外国商行、保险公司等等，采用一些传统山水或仕女人物画，再加上广告和月历印出画片后，在年终赠送。由于收受者一贴就是一年，甚至几年，广告宣传作用很大。因此石印月份牌广告画片盛行上海，至今多有收藏者。

每年开业印刷的时间，多数画店自农历九、十月开始，而五福祥等资金雄厚、销货量大的画店，在同行业中开业较早，自农历六月即开始印画，以免到时供不应求。一般来说，各画店在十一月初挂出小牌子，表示正在整顿铺面，筹备货物，即将售卖；十一月十五挂出大牌子，开始正式营业卖画。牌子，即画店的招幌，将年画贴在牌子上，一般贴全神或财神，用棍支起，挂于门前，商贩一望便知。在生意兴旺期，平均各画店年需用纸达20件(合600令纸），产量相当可观。

丁云先（1881—1946），浙江绍兴人。曾在杭州从师学传真画像。光绪二十六年（1900）在上海设“维妙轩”画室，传徒授艺，并为教科书作插图，丁云先以画香烟牌子居多，有《七十二贤》、《水浒一百单八将》等，更以《老虎与美人》月份牌而闻名于时。

周桐（1887—1955年），字柏生，江苏常州人。初学中国人物画，后在《时报》馆作黑白广告画，也常发表历史人物画。民国六年（1917）后，进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广告部，先画香烟牌子，后用擦笔画法为“南洋”和“华成烟草公司”、“英美烟草公司”画月份牌广告。内容以古装仕女人物居多。因“南洋烟草公司”经理笃信佛教，所以月份牌广告画中出现了不少观音菩萨和如来佛等题材。周桐还曾开办“柏生绘画学院”，招生授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