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从古代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都有程度不同的政教合一现象，但这些现象在不同宗教那里具有不同的特点。伊斯兰教在其占统治地位的地方，政教合一的倾向特别显著。作为教俗最高首领的哈里发，名分仅在安拉和穆罕默德之下，犹如中国的天子名分仅次于“天地”一样。一些伊斯兰国家的元首至今仍采用“苏丹”或“埃米尔”这样的政教合一称号。伊斯兰教对多数穆斯林国家的社会政治有全面深入的影响，其教律往往被作为民法以至刑法，并形成了“佥议”、“类比”等宗教性的立法原则。政教合一的各种表现，在伊斯兰国家都以不同的形式存在，至今犹存。基督教国家的政教合一情况比较复杂，其极盛的时期是中古时代，极端的典型是教皇国。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渗透到政治法律的一切方面：帝王即位要由教皇加冕，主教同时拥有世俗权，其中包括领地内的司法权，教会法规取代了罗马法，异端裁判所一度凌驾于世俗法庭之上。教育全由僧侣或修士主持，“七艺”成为神学的附庸，神甫成了乡村和基层社会生活的指导者。这些情况在资产阶级革命后基本消失，但还存在某些遗迹或外部形式。佛教的政教合一倾向相对较弱，大乘佛教尤其如此，这与其教义的出世程度较高有一定关系。小乘佛教地区至今犹存的一定程度的政教合一现象，部分是由于这些地区的小国为捍卫民族独立，特别注意运用意识形态武器，发扬民族传统文化。这种从社会环境出发的解释，大致也可应用于许多弱小民族的政教合一情况。至于我国民主改革前的西藏地区，则是社会环境封闭落后容易造成政教高度合一的极好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