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直门内广济寺前礼部的祝寿戏台，卷棚歇山式，后台五脊歇山式，台上演的是昆腔《上寿》。图中南极仙翁立在中央，八仙分列两旁，下场门帘内一人是检场的。画面正在合唱第一支曲【园林好】中『家住在蓬莱路遥，看几度春风碧桃……』的时段。《上寿》是昆腔非常流行的一出开场戏。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的木刻年画《寿星图》，又名《八仙庆寿图》，画的就是这出戏。曹雪芹的《红楼梦》，『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一回中，芳官唱了一支『寿筵开处风光好……』就是《上寿》这出戏的第二支曲【山花子】。因皇帝步辇将过，所有臣民下跪迎銮驾，台上演出中断，演『八仙』的演员或因戏中神仙身份故并未如他人般俯首。

但在过去，服饰有着更为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意义。《尚书正义》注“华夏”：“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五十六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也就是说，“中华”、“华夏”的名称与服饰之光华有关，“冕服采章”对应的是四夷“披发左衽”的打扮。尤其在清代，“马褂”与“唐装”不仅泾渭分明，代表不同的文化，而且与发型一道，有着“以别顺逆”的政治功能。在满清统治者看来，汉人愿意剃发易服，放弃自己的传统服饰，穿戴按照满洲式样，就是断绝了复明之志，乐意效忠满清。满洲式样的服饰与发型成为顺民的标志。以是否改变过去的仪表来区分顺逆，并不是满清统治者的发明。早在金太宗天会年间，金人就曾要求宋朝臣民按照他们的样式削发，不从者死。之后，元朝统治者也一度下令在京士庶须剌发为蒙古族装束。

『中国的康熙皇帝心里感到十分好笑。在他漫长统治（1662-1722）的晚期，受教皇克莱门特六世派遣的特使曼扎巴拉巴出现在了他的王座前，这位皇帝拿起摆在他面前御案上的不同布料，不无嘲讽地问道：「假如有人坚持说这块红的是白的，那块白的是黄的，你会怎样想呢？」曼扎巴拉巴清楚地懂得，中国皇帝是在讥讽前后任教皇在有关中国宗教崇拜的教旨中说法自相矛盾。他试图向康熙皇帝解释教皇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但康熙一点也听不进去。他突然对曼扎巴拉巴说：「你们的教皇对不曾见过、也未有一点个人知识的中国礼仪的本质能进行裁判，正如我对欧洲一点也不了解，却要对欧洲人的事进行决断一样，这是可能的吗？」以这样坚定的反诘，康熙打发走了前来求见的教廷使者。他开始对游说他的欧洲人失去了耐心，他写道：「他们怎敢擅自谈论我们中国的圣教呢？他们所知的只是我知道的一丁点儿罢了。」康熙有理由这样自信。他统治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就连那些自命不凡的欧洲来访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1.5亿甚至更多的天朝（中国人这样称呼他们的国家）臣民，正经历着一次经济、文化复兴，而这在50年前还是不可设想的事情。』

对外征服的辉煌胜利，使伊斯兰教成为征服民族的宗教，具有自信、强大、向外扩张的特征。它把外部世界视为“战争地区”，实行军事征服。在征服地区，对臣民的宗教信仰持宽容态度，以保护者自居，不干予民政和宗教事务。伊斯兰教教义简明和戒律易行。作为一种朴实的新信仰和令人敬畏的道德力量，足以与基督教和祆教相抗衡。刚刚脱胎于氏族社会的穆斯林社团与阿拉伯人的部落传统，对于长期呻吟于暴政之下的臣民无疑有一定的吸引力。他们感到无论在税收或其他事务上，新的枷锁比旧的枷锁要轻得多。政治统一和社会安定肯定符合人民的愿望，也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阿拉伯人集中居住的军事营地，因得自各地的财富而繁荣，吸引新皈依者不断涌入，很快发展成为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这些城市是伊斯兰教传播的基地，也是新的伊斯兰文明的发源地。

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族统治了大漠南北，第一次把游牧在这块草原上的不同的部族置于一个奴隶制政权之下，成为统一的匈奴族。公元1世纪，匈奴分裂，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入塞，接着鲜卑族主宰蒙古草原，柔然先后兴起。公元6世纪，突厥奴隶主政权控制了大漠北。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称号的屡次变化，主要是统治者各部的更迭。原先的统治者领着一些臣民迁走了，但总有相当一部分留在故地，接受新来民族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并且和这个族的劳动人民和平交往，逐渐在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一致起来。当匈奴西迁、入塞，残留在漠北的匈奴人10余万户，便加入了鲜卑，最后与鲜卑人融合。因此，蒙古部走出幽静的森林，来到不儿罕上下大草原的时候，这里正活跃着繁多的游牧民族。这里有古老的融合了匈奴、东胡和东胡系统的鲜卑、室韦等部族的被统治人群。他们操东胡鲜卑语，其中夹杂着匈奴语，也有操突厥语，处于统治地位的突厥各部，而双方的语言和文化则不断地接近。辽王朝是一个以契丹贵族为主，联合一部分汉族上层组成的封建政权。公元十世纪，蒙古族再次于文献记载中露面时，已经大大地成长起来。它分衍出许多小部；乞颜部、扎答兰部、泰赤乌部等等，在今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以上源和肯特山以东一带辽阔的草原上游牧。经过各部族之间的长期斗争、各族之间的互相交往和融合，12世纪时，蒙古草原上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的各项要素已经成熟。历史上曾在这里生活过的许多游牧民族，如匈奴、东胡以及属于东胡系统的鸟桓、鲜卑、柔然、契丹、室韦、突厥以及属于突厥系统的薛延陀、回纥、黠戛斯等，都或多或少地为这个共同体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蒙古部最后终于完成了统一历史的任务。“蒙古”一词，也因此成了统一后的民族共同体的名称。

由于基督教没有加深民族隔阂的繁琐仪式，“毫无差别地对待一切民族”、“打破了犹太人基督徒的优越地位的观念”，更主要的是，由于“基督教又通过它的创始人的牺牲，为大家渴求的摆脱堕落世界获取内心得救、获取思想安慰，提供了人人易解的形式”，因此它很快超越了民族界限，传播到地中海沿岸各国，在各种民族宗教归于湮灭的同时，迅速发展为世界宗教。除了上述原因以外，基督教之所以战胜其他宗教而传遍地中海世界，从社会和文化背景来看，也可归因于大一统的罗马帝国造成的政治上的世界主义、文化上的混合主义和道德上的个人主义。关于政治上的世界主义和文化上的混合主义，我们在前边曾经提及。至于道德上的个人主义，它是随着民主共和制度的衰落而滋生的。城邦民主制度下的公民，个人的生活同城邦（国家）密切相关，个人可以较直接地影响国家政治决策，因此公德被视为第一位的东西。但在高高在上的帝国统治机构下的臣民，由于影响国家事务的希望甚为渺茫，所以他们关心的重点自然转向了个人的私德（斯多葛主义即其哲学反映），也自然容易被强调个人完善以获得救赎的基督教所吸引。科瓦略夫指出：基督教里第一次出现了新世界观的萌芽，它带来的新东西是被城邦及其伦理所束缚的个性底解放。这种解放带有片面的性质：人的道德上的完善，他和上帝的关系，他个人对罪恶的责任。尽管如此，在个人解放的长期历史过程中这却是向前迈出的巨大的一步。他认为这是基督教胜利的原因之一。从基督教既是普世宗教，又是个人宗教的这个特征出发，从早期基督徒关于一切时代的、一切人的罪恶，都可以通过一个中间人的一次伟大自愿牺牲而永远赎掉的信念出发，恐怕更能全面地理解恩格斯称基督教为“人类精神史中最革命因素之一”的原因。与其说恩格斯所称的早期基督教的“革命性”主要指的是社会政治革命，还不如说它主要是指思想领域的革命或宗教上的革命。

（1）龙纹和蟒纹类图案。原始社会时期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龙是虚构的，仅是一种精神象征。在封建社会，龙代皇帝，龙具有驼头、蛇身、蜥腿、鹰爪、蛇尾、鹿角、牛耳、口角有须、额下有珠、身上附有火云的形象。龙为历代皇室所御用，帝王自称为“真龙天子”，以取得臣民的信奉。其中五爪龙为黄帝的专用图案，而相似于龙但不称为龙的纹饰有蟒、飞鱼、斗牛，在明代此三个图案作为特殊的官服图案，需皇帝特别恩赐才准许穿用。这些纹样一般均为官营织造局织造，不允许民间私自织造、私自穿用，否则就是犯上杀头之罪。龙、蟒、飞鱼、斗牛等纹样共同构成龙的家族。蟒的形象与龙极其一致，仅仅是四爪和五爪之别，只有皇亲国戚和极少数够品级的官员才能穿着。飞鱼与斗牛纹样仅出现于明代，飞鱼的形态相似于蟒，等级次于蟒，有双翼和鱼尾，身躯较龙短，后来飞鱼头部加上了鹿角，形象更接近蟒和龙。斗牛的头上生有一对牛角，仅比鹿角少了一个小支角，与飞鱼一样长有鱼尾，所以斗牛形象也非常接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