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生设缓兵之计，请长老与孙飞虎约，退兵一箭之遥，待三日后功德圆满，即送小姐成婚。一面修书，交惠明和尚突围送出，去蒲关白马将军杜确处，请求率兵解围。杜确得书，知老友张珙有难，点起人马，星夜赶奔普救寺，擒飞虎而解寺围。

民国以来，新知识与新政治、文化权力进入岷江上游地区。这新的知识，包括国族主义下的“民族”概念及相关的语言、体质、历史与民族知识。新政治、文化权力，除了由传统中原王朝政权转化而成的“中华民国”及其地方政府与边防军势力外，还包括英、法、美、日等殖民强权国家所带来的经济、政治与文化霸权。在20世纪上半叶，许多中外民族调查者，都带着这样的新知，并挟其所依持的政治与文化优势权力，进入他们心目中的“羌民”或“羌族”地区。他们的“羌民”或“羌族”概念以及相关的历史与民族志知识，对于他们的本地报告人、助手、翻译与提供协助的长老，都有一定的影响。如前面我曾提及的英籍传教士陶伦士，他对“羌民”族源、历史、文化的看法以及“羌民”与汉人、嘉绒的民族区分，都曾透过他的传教活动以及受他影响的“羌族知识分子”，传播到部分“羌民”之中。

这种本土的“羌民”或“羌族”认同或一种以“借”、“热”或“尔玛”等自称族名来表述的我族认同，早期只流传在少部分本地民众之间。他们是一些较有机会接触外来知识的“本土知识分子”。在新中国建立之前，这些“本土知识分子”主要是能读汉文的土官、村寨长老与头领、端公以及本地基督徒领袖们。他们都因对“外界”与“过去”有丰富的知识而为村寨居民所敬重，他们也因为有知识而掌握权力，而得以将自己的知识与诠释推广流传。更重要的是，由于对外界的接触，使得他们心目中的“我族”范围已不限于本村寨或本沟的人群。

李师傅：学完了就一直跟掌柜的做，我们那会儿有几个师傅教，掌柜的活做得都仔细，我们叫“耍手艺”。那时候要拜师学艺入门前先要签一份“生死状”：不管出了什么事，车前马后，投河觅井，抹脖子上吊，一概责任自负，学徒期间一律不准回家。旧社会学徒的日子很苦，平时挨打挨骂是经常的，被师傅或掌柜的踹一脚、打个耳光、停顿饭都是家常事。掌柜的非常吝啬，人们说“菠菜‘老’吃，韭菜‘长’吃”，就是买长老了的便宜菜。吃饭的时候，师傅徒弟围一桌，甭管多少人只有一盘菜。有师傅在，要尽着师傅先吃，徒弟不敢多伸手，只等着最后沾点菜汤。若师傅看哪个小徒弟不顺眼，一到吃饭就叫小徒弟去买“三大酱”——芝麻酱、韭菜花、虾酱，这些东西都买齐全了，回来连菜汤都没有了，只能干啃窝头。年节的时候能添一顿肉菜，可是一人也分不着一块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