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本土的“羌民”或“羌族”认同或一种以“借”、“热”或“尔玛”等自称族名来表述的我族认同，早期只流传在少部分本地民众之间。他们是一些较有机会接触外来知识的“本土知识分子”。在新中国建立之前，这些“本土知识分子”主要是能读汉文的土官、村寨长老与头领、端公以及本地基督徒领袖们。他们都因对“外界”与“过去”有丰富的知识而为村寨居民所敬重，他们也因为有知识而掌握权力，而得以将自己的知识与诠释推广流传。更重要的是，由于对外界的接触，使得他们心目中的“我族”范围已不限于本村寨或本沟的人群。

在北川地区，“汉化”则不仅改变了本土语言、文化与宗教，也影响当地村寨人群的族群身份认同——至少在晚清到20世纪前半叶，当地人可能都已自称“汉人”了。虽然如此，他们也没有成为毫无疑问的“汉人”。因为如前所言，下游村落人群仍称他们为“蛮子”或“熟蛮子”。这个例子也说明，无论是以祖源、族名与认同感来宣称一种族群身份，都不一定能毫无疑问地得到此族群身份。成为族群成员，还需该族群内部人群以失忆与建构新记忆来彼此认同。过去北川“汉”与“非汉人”之间的族群边界，也显示传统华夏边缘与民族化后的汉族边缘在本质上的不同——前者是一种模糊的族群边缘，后者是鲜明的民族边界。在过去模糊的华夏边缘中，人们以“蛮子”来污称同村其他家族或邻近村落人群，嘲弄他们的“蛮子”习俗，并在日常生活上实践并夸耀自身的汉文化习俗，这是有汉人认同危机者宣称及展示汉人身份的一种策略，就是此种邻近人群间一截截的歧视与夸耀，推动“汉化”过程。

他又指出，羌族有巫师与巫术，这“与世界上许多原始民族一样”。他特别强调羌族巫师“端公”是其精神领袖。他描述传说中端公的种种神通，最后称“这样的魔术在原始宗教学上称为摹拟魔术”，是“根据一种初民心理而成立的”。最后，他以图腾主义来解释羌族传说与宗教习为。他认为羌族是以羊为图腾的民族。羌族自称rmee，发音如“咩”，他指出，这是羊图腾民族以模仿羊叫的声音为族名。此外，所有羌族仪式与日常行为中用到羊或羊毛之处，也被他引为羌族以羊为图腾的证据。这显然由于在他的文史知识中，“羌”字是以羊、人两部分构成，文献又称羌为“牧羊人”。总之，对胡鉴民来说，在夹杂许多汉、番因素的羌族文化中，宗教信仰一方面能证实羌族文化的“特殊性”，一方面又说明羌族文化的“落后性”或“原始性”。如其所言：“氐羌之名早见于殷商之际，以如此悠久历史之民族，而其信仰尚停滞在如此原始的阶段，这是很令人怀疑的。”事实上是，当时流行的社会进化论、文明进步观，以及国族主义下的核心与边缘族群区分，使得胡氏“发现”羌族宗教的原始性。

羌戎住在山岳地带，交通困难，文化的落后是当然的，但他们有强壮的身体，虔诚的信仰和勇敢的性格，很能和外族斗争以求发展。他们所以不向北方去，为的是那边先有匈奴和鲜卑，继有柔然、突厥和回纥，其强悍的程度不在羌戎之下，把他们的路线挡住了。他们很早就向东面走，但到了那边就自然地同化在汉文化里，三四千年来，消融在这大洪炉里的已不知有多少人，既已同化就分别不出来了。如其他们要求在保存自己的文化里发展，那只有向南方去的一条路，因为那边的许多部族都是比较弱小的，他们可以获得很大的前程。说到这里，可以附记一个猜测。暹罗的族名为泰（Thai），到一九三九年他们就用族名改了国号，这事使我们联想到氐(Ti）。氐族可以扩展到云南，岂不能再向南走而入印度支那半岛。如果这个联想是对的，那么羌人南迁而为西藏，氐人南迁而为泰国，他们在无数崇山峻岭和丰草长林里一步一步的推进，忍耐了数千年的辛苦，开发了许多荒僻的地方，他们对于人类的贡献可说是够伟大的了！

这句话说明了“羌”和“姜”本是一字，“羌”从人，作为种族之名；“姜”从女，作为羌族女子的姓。正如鬼方的“鬼”字从人，是族名；他们的女子便姓了“媿”(见《包君鼎》等器。今《左传》误作“隗”）。章炳麟《检论·序种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