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家人肯定也是喜爱龙的。苗龙是从蝴蝶妈妈生下的那12枚蛋里孵化出来的，它是世间的生命之一，是吉样、富贵、力量的象征。苗家的龙各具形态，盘龙、飞龙、有角的龙，都让我们感受到“苗龙”的憨态可掬，这和我们熟见的“汉族龙”有很大差别。

明代门神除辟邪外更强调迓福的吉样因素，门神中的“将军朝官诸式，复加爵鹿福喜宝马瓶鞍等状”，以象征寓意的手法，达到“皆取美名，以迎祥祉”的目的。明代后期至清朝的门神进一步注意形象美化和装饰功能，已有了将军、福神、天仙、童子四种类型。民间流行的将军型武门神在明代一直是顶盔贯甲肃立的姿态，但值得注意的是除神荼、郁垒外又增添了秦琼（叔宝）和尉迟恭（敬德）。他们本来是唐朝功勋卓著的两员大将，都曾被图形于凌烟阁的，后来因为小说《两游记》中有唐太宗被泾河老龙的鬼魂侵扰，秦琼和尉迟恭把守宫门驱鬼的情节，因而被加入门神的队伍。这个传说在民间影响很大，因而秦琼和尉迟恭门神也就在民间广为流行，甚至在有的地区代替了神荼、郁垒正统门神的地位。因为他们二人分执鞭、锏，所以俗称为“鞭锏门神”。

万字纹，就是“卐”字形纹饰。卐本是中华文化智慧符号之一，出自《易经》，卐与卍互用。卍即“万”，通泰，富足。卐也是“万”，是福，吉祥，厚德。中华佛教禅宗也使用这一符号。所以，“卐”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吉祥纹饰之一，也是古代的一种符咒，常用作护身符或宗教标志。最初人们把它看成是太阳或火的象征，以后普遍被作为吉祥的标志。这个字梵文读“室利踞蹉洛刹那”，意思是“吉祥海云相”，也就是呈现在大海云天之间的吉样象征。卍被画在佛祖如来的胸部，被佛教徒认为是“瑞相”，能涌出宝光，“其光昱昱，有千百色”。中国佛教对“卍”字的翻译也不尽一致，北魏时期的一部经书把它译成“万”字，强调它的威力无限的功能“千变万化”；唐代玄奘等人将它译成“德”字，强调佛的功德无量；唐代女皇帝武则天又把它定为“万”字，意思是集天下一切吉祥功德。佛家大多认为应以右旋为准，因为佛教以右旋为吉祥，佛家举行各种佛教仪式都是右旋进行的。

近年来，年画消费群变化了，功能件=性也发生了变化，各大博物馆、院校、科研院以及个人藏家基本出于保存、展览、教育、研究和升值的目的收藏年画。邰立平做年画从不跟着市场走，他自认自己担负的职责就是抢救和恢复凤翔古版年画。邰立平制作的木版年画大致可分为门神门画、吉样喜庆、历史及神话故事、时令风俗、戏曲故事、纸码六大类，这些年画大都成组成套，共有400余种。他先后培养凤翔年画刻版、印刷人员数十名。现除子女三人从事年画制作外，还培养了多名木版年画爱好者作为后备人才。邰立平从艺50年来，作品在国内外展出上百次，2006年12月，他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摘取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桂冠。邰立平凤翔木版年画作品被澳大利亚澳华博物馆、法国法兰西学院、日本30多家美术馆、博物馆和中国艺术研究员、中国七大美院的图书馆、中国美术馆、深圳博物馆、广东美术馆等国内外170多家机构与国内外上千位专业收藏家收藏。2007年其代表作《八大门神》系列被国家博物馆收藏。

青州博物馆藏的这些满族刺绣，工艺精湛，有的绣品如宫廷刺绣讲究的是图必有意、文必吉样，边缘用金银线盘成，尽显富贵，非同一般的女红，更多的则像是专门技师制作的。馆藏的这批绣品具体来源不详，或许是有早年宫中带出来的宫廷刺绣，绣品的主人、绣品经历都带给我们无限的遐想。

以往的礼俗中，一般喜帐是送六尺织锦，取意“六六大顺”。结婚的前几天，亲朋好友把喜帐送来，用大红纸书写上吉样的祝语，被祝贺者也用同样的手法表示感谢，如：姑父送给内侄的喜帐，上联写：“姻内弟大人令郎誌禧”，下联写：“姻姐丈***敬贺”，中间写：“天作之合”或者“新婚誌禧”。随后，喜柜（喜事举办期间，为了安排喜庆活动而临时组成的一个管理机构）派人把喜帐挂在新房中，垂直悬挂起来，一块挨着一块，人缘好或者亲戚多的人家，喜帐会挂满整个新房的墙壁。悬挂起来的喜帐，色彩艳丽、层层叠叠，更加增添了婚礼喜庆的气氛。

在画面中人物的四周，多用牡丹（富贵之意)、荷花（和睦之意)、戟（吉祥之意）等吉样的图饰，与主体人物相映成趣。画面紧凑，神像之间、与衬景之间不留空隙，效果独特，还可以避免印制的时候弄脏画纸。

除了《将帅门神》《尉迟敬德像》等门神年画外，滩头年画中主要的作品还有《关公像》《苗族英雄》《花园赠珠》《老鼠娶亲》等。其中哪些作品能够真正代表滩头年画的艺术特色呢？滩头老字号作坊正大昌的《关公像》与广东佛山冯炳棠刻印的《持刀门神》风格非常接近。从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群众艺术馆和隆回县文化局收藏的老作品和老线版来看，正大昌的《花园赠珠》色彩艳丽中透出沉稳、人物姿态婀娜妩媚，明显受到文人画重视心理刻画的影响。人物五官线条突出，与河南朱仙镇年画的用线方式有几分神似；荣松祥的《和气致祥》构图与桃花坞年画几乎完全一致，颜色虽较桃花坞的偏冷，但比我们习惯的滩头年画用色更稳重；天顺昌的《麒麟送子》色彩淡雅，造型上与桃花坞的《麒麟送子•天赐麟儿》也有很多吻合之处；忠顺发的《西湖借伞》似乎取意于《白蛇传》的故事，但画面人物却与传说相去甚远。画面的色彩暗沉，人物为清代造型，姿态端庄稳重，头与身体为1:5的比例，面部刻画不着色、不开脸，风格写实，是桃花坞常见的风格。老线版《一品当朝》《子孙万代》《桃园结义》《吉样如意•万福崇来》（荣松祥出品），线条圆润流畅、造型细腻精致，与桃花坞风格相仿。这些作品由于都能在其他产地找到风格相似的作品.所以由外地引进的可能性很大，看不出多少滩头年画原创的特色。

（2）合乎大众的审美心理，采用象征、寓意和谐音等手法来表达人们的愿望。如“神”、“福”、“寿”、“吉样”这些本不具物质形体的观念，手工艺人通过象征、借代、寓意、谐音等手段，借用具体可感的相似形象、数目的巧合、读音的相谐等，把神秘、虚幻、朦胧、渺茫的观念付诸形象并充分地表现出来，如鱼——余、鸡——吉、元宝——财、莲花——女性、莲花和鱼——连年有余、五个蝙蝠和桃——五福捧寿、喜鹊和梅——喜上眉梢，又如《除邪神虎》，画面表现出“母子情深”，它通过反衬，传达出人的主观意念，使猛兽变为人类生活的保护神。

佛教崇尚莲花，以为圣洁，有莲座、莲台、莲经等。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由于汉字的谐音，“莲”与“荷”，是两个好字眼。“莲”与“连”谐音，可组成“连年有余”、“连生贵子”、“连升三级”等吉祥语和吉祥图；“荷”与“和”谐音，成为“和合二仙”之一，手中持一枝荷花，象征“和气致祥”。民间图案画莲花（荷花），是透过水和泥的，从花、蕾、茎、叶和莲蓬，一直画到水中的茎和泥中的根与藕。由内容到形式，完全而圆满，实在是难得的吉样艺术。花卉的枝干有两类，一类是木本的老干，即使抽出的新枝也是硬的；另一种是草本的枝条，容易弯曲,蔓藤植物尤其如此。在装饰图案中，如何将无数的花朵组合在一起，仅靠枝干的自然形态是不可能的。于是,聪明人观察到软枝条的弯曲，使之有规律的“纠缠”在一起，“穿连”在一起，创造了“缠枝花”。缠枝花又叫“穿枝花”，是艺术思维的一种高创意，它按照人的理想将不同的花卉组合在一起。在图案学上称作“波线连续”，既可以构成无限长的装饰带（如花边），又能够组成大块面的锦缎，如“缠枝莲”、“缠枝牡丹”等。这种艺术的格式与手法，虽然最适宜于锦缎，但不限于织造。唐宋以来，被广泛用于陶瓷和建筑彩画上。在敦煌壁画中，以缠枝花的装饰宽带分割壁面，有的长达几十米，蔚为壮观。

这段民谣描述的是妇女们要忙于家里的日常琐屑，还要依靠织布来接济家里的生活和一家的穿衣铺盖；后四句描述了吉样图案，鲁西南妇女们通过“十样景”、“金凤凰”表达出吉样的寓意，通过“海棠”、“灵芝草”表达祝寿的美好祝愿，聪明的妇女们通过图案题材最为直接的把美好的寓意传达出来，体现出了鲁锦图案的“言必吉祥”的特点。

1.鄂西南土家族织锦文化遗产反映着土家传统审美图式。土家族织锦文化是土家妇女生产生活的写照，是土家妇女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反映，也是土家妇女社会价值观的反映。据统计，土家族遗留的传统图案有200多个品种，但现在能收集到的已不足150个品种。就传统图案的审美而言,一方面，它是土家妇女感受自然的物化显现，是土家妇女对自然界具象事物的抽象变形，是她们人生经历的情感再现。另一方面，土家族传统图式的符号话语是土家族先民愿望、期待、辟邪等传统寓意的表达，带有本民族根深蒂固的审美倾向，是民族魂的体现。另外，土家织锦图案就像一个个富有意味的符号，这些符号既具有装饰性，又具有象征性。美国当代哲学家和艺术理论家苏珊朗格认为，“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之创造'也就是说,一切艺术都是创造出来的表现人类情感的知觉形式，是一种特殊符号形式。而土家族传统图式也是这样的符号形式。如“一品当朝”、“龙凤呈祥”、“荷花鸳鸯”、“双凤朝阳”、“鲤鱼跳门”、“喜鹊闹梅”、“八凤祝寿”等都是反映土家族愿望的吉样图案。土家传统图式还是引发我们创造思维和获取灵感的源泉。研究土家族织锦艺术能够更好地保护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发展民族艺术。

鲁锦的图案表现原则为：“出口要吉利，才能合人意”，所以每个鲁锦图案都“言必吉样”，他们喜欢用“善”的形式来揭示和寄托对美的追求悲惨、不吉利的内容和形式背离了鲁西南人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鲁锦图案是鲁西南妇女生活中随时创造织成的，在平面上用经纬线营造一个“吉祥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织出的图案都具有一定象征意义。他们把生活中的动植物、景物、日常生活工具归纳为非常抽象的形状、符号，这些符号化的几何图形是一个内容到形式的积淀过程，在一般人看来并无具体含义和内容的抽象造型，在鲁西南却有着重要的意义。鲁西南人把这些符号作为图案的主题，传达着吉样的寓意和祝福。这些形状与其说是装饰，还不如说是一些驱邪纳福的护符，一直流传在鲁西南。

“六头羊”是鲁锦壁挂的典型纹样，由两两相对的六只羊和中间的绿草组成图案，上下各有五朵方形花卉。中间以绿树为中轴线，左右两边各对称分布三只羊，“三阳开泰”是一吉祥语，表示大地回春、万象更新的意义；也是兴旺发达、诸事顺利的象征，喻示祛尽邪佞、吉样好运接踵而来。《易经》阳卦，三阳是六十四挂中罕见的，“羊”与“祥”谐音，寓意吉样，六只羊，又寓意六六大顺，吉祥顺意。三羊喻“三阳”，是乾卦卦象，卦爻之初九、九二、九三，阳气盛极而阴衰微，喻万事兴旺，吉样如意：开泰，泰卦名：乾上坤下，天地交万物通，开泰即启开的意思，预示要交好运。

牡丹是“花中之王”，历代被看作大富大贵、高贵典雅的象征。牡丹是中国的国花，“曹州牡丹甲天下”，灯笼有着喜庆、吉样和前程光明寓意，预示着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圆圆满满、前程无限风光；八仙桌，顾名思义，与山东的神话故事相联系。相传八仙结游天下，过杭州遇画圣吴道子，画圣大喜，神笔挥就八座桌，备以佳肴招待八仙，故得名。鲁西南农家，正房或客厅迎面处都摆有八仙桌，其寓意是四平八稳。牡丹、灯笼、八仙桌，组合到一起，说明鲁西南人希望过上红红火火的富足生活，并希望日子过得一帆风顺，平平稳稳。

改土归流前，土家织锦的图案多以自然物象为主，有少量的几何花纹。改土归流后，伴随着服饰载体的消失，土家族妇女便把衣、裙、巾、被等的纹样加以汇合，构成单一连续几何纹，以便适合于被面格局的构图需要，并且图案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出现“鹭鸶采莲”、“蝴蝶牡丹”、“四凤抬牡丹’等寓意吉样、喜庆的题材，还有“福禄寿喜”等大量的汉文字的纹样。“题材的变化，充分体现了汉文化和土家文化的主体性的结合”。土家族没有文字，却以汉字为装饰，这说明土家族文化深受汉族文化影响。20世纪50年代末，专家与织锦艺人合作，对土家织锦进行了挖掘创新。从《开发山区》送到伦敦国际博览会上展出受到关注，土家织锦便开始了创作的革新。伴随“改革开放”，织锦艺人走出大山结合外面专家走进大山，丰富了土家织锦的题材。改革开放后，土家织锦迎来了复兴阶段，一些富有时代气息的织锦工艺品相继走向市场，走出国门。如《巴陵胜境岳阳楼〉、《张家界风光》、《土家摆手舞》等现代织锦，在旅游市场很是畅销。访谈中织锦艺人认为，现代织锦比传统织锦市场好的原因，一是画面好看；二是符合时代特点。

这一幅壮锦名为蝶恋花，“蝶恋花”源于唐代教坊曲的词牌，因为其生动并且给人美感的名字，被引入图案的创作中。地纹中的万花阵，也寓意着“万字不到头”，“万寿无疆”的吉样寓意。这幅织锦的色彩的运用，无疑是壮锦色彩运用的上乘之作。织锦的主体形象蝴蝶的色彩，不拘泥于自然中蝴蝶的颜色，但是相当讲究其自身色彩的配搭，黄色蓝色的搭配，西瓜红和紫色的搭配，让本身由简洁的几何形构成的蝴蝶形象，不再那么简单，而是充满热烈浪漫的色彩美感。其间花朵的配色也相当精致，每一朵花都采用四五种颜色来组成，红的花，绿的茎，其间也不乏小面积的白色的点缀，打破艳丽色彩的大色块，使得浓艳的色彩中也有空隙感。处于较为次要位置的鸡的颜色，也是颇值得玩味，我们看到小鸡的周身，至少有五六种颜色来配搭，蓝色、白色、枚红色、西瓜红色、黑色的运用不拘泥于成法，但是别有一番随意轻松的意蕴。而且由于小鸡的形象处于较为次要的表现位置，所以和花朵蝴蝶相比色彩面积要小得多，因此，虽然其色彩丰富，但是并不会给人喧宾夺主之感，深得色彩搭配之精髓。此一副万花阵“蝶恋花”织锦，一朵朵鲜花开放，蝴蝶在花间飞舞，留下壮乡明媚的春光，将源自于汉族的传统纹样题材，采用壮族织锦艺人自己的艺术手法来变现，体现出了高超的配色技艺，令人叹为观止。

梅花本为五片单瓣，是五福的象征，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梅花五福”，古人称之为“五福花”。1979年版的《辞海》中《书•洪范》记载，五福即“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这五福分別象征了快乐、幸运、长寿、顺利、和平五种吉样。而在鲁锦图案中的梅花，因为受织造工艺的限制，已经演变成为上下、左右相互对称的四个花瓣，一般中间9个小梅花组成一个大的正方形梅花。梅花主体图案的四角一般是与其面积相等的鱼眼图案，二者在色彩的明度上反差大，更好的突出主题的梅花。两个梅花鱼眼图案之间用一块地图案，地图案之间上下、左右两两对称，但又不完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