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水族是一个泛神的民族，信仰鬼神有七八百多个，有一套复杂鬼神体系。水家人敬神有多方面的意义，既有自然崇拜以求神灵庇护之类的意义，又有企图解释和干预对象世界的认识意义。而就其道德功能讲，它体现着水家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善恶观和美丑观，具有作为行为规范、协调和影响社会关系的道德伦理功能。水族流传鬼神中很大一部分都与善恶联系在一起的，有正义与邪恶之分，有吉鬼（善鬼）与凶鬼（恶鬼）之分。这在《水书》中也有反映。如《水书》中记载的凶鬼、吉鬼达数百个之多。正义之鬼神扬善抑恶，对坏人为恶形成一个威慑；而邪恶之鬼神危害世间，助纣为虐。水家人相信，多行善事可成仙，多做恶事会成魔。人们常把做好事称为“秀县”，其意思就是行仙。许多善良的、好的鬼神都是生前品行好、积德行善的人变的，而许多生前多做坏事的恶人死后就会成为恶鬼。水族人民相信正义总是能战胜邪恶的，并把善恶观通过复杂的敬神和巫术礼仪表达出来。敬神的礼仪当然也深受宗族观念的影响，包含着许多宗族伦理观的内容。在日常生活中，供奉得较多的是自己的祖先。每家每户都在最显著的位置立着自己祖先的牌位。每到节日，对自己祖先的供奉尤为隆重，丰盛的供品，香烟缭绕，庄严肃穆。人们相信，祖先每时每刻都在关注和保佑自己。每当遇事化险为夷时，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感谢祖宗保佑”。这种宗族观念还体现在安葬的习俗上，水族人的安葬过去是以家族为单位设墓冢的，认为同一家族的鬼在一起可御外侮，为后裔赐福。（而15岁以前的小孩，不设祭、不挂亲、不追悼）对祖先的崇拜和供奉还体现在对祖坟的重视上，为先人立碑，祭扫陵墓，都是非常重要的大事。祖坟被掘是祸及枯骨的一种奇耻大辱，人们会为之痛不欲生。为坟地而发生械斗的事也时有发生。可以说，祖先崇拜，作为对水族宗族体系的一种反映，是对父系血缘主干地位的肯定，对孝敬和尊从观念的补充。敬祖礼仪就是以一种类似于宗教的方式，以神的面貌对人们施加影响，成为宗族体系的一种凝聚力量。

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部分，宗教对艺术发展的影响是十分广泛而深刻的。这不但表现在中外艺术史上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以宗教艺术为主导，而且表现在人类艺术宝库中相当一部分的稀世之珍，诸如埃及的金字塔、希腊的帕特侬神庙、法国的巴黎圣母院、意大利的圣彼得大教堂、印度的阿旃陀石窟壁画、中国的敦煌壁画、印尼的婆罗浮屠、柬埔寨的吴哥石窟，无不同宗教有关。甚至在日常生活中，这种迹象也随处可见：在西方，圣经的题材几乎遍及艺术的各个领域，诗歌、小说、戏剧、音乐、绘画、雕塑自不必说，甚至连美国的风向标也常常采用天使迦百利吹喇叭的样式。哥特式教堂的格式不但被应用在城镇会堂上，而且被应用在象牙梳子上。十字架不但被刻在剧院里、陵墓上、拱门中，而且还以小巧玲珑的样式挂在时髦妇女的胸脯上。在中国，佛教、道教的影响几乎涉及艺术的所有方面：从文学到绘画、雕刻，从诗文的意境到文体的演变，从内容到形式，几乎所有的古典小说，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佛教的因果报应、色空观念以及道教的神仙观念的影响。从中晚唐到北宋，禅宗思想与老庄思想一起成为诗文和绘画（山水花鸟画）的基本境界，竟然使追求玄远、禅味、超脱、出世成为一种时尚。被人称为“妙协钧天、克谐仙唱”的道教音乐，对我国的传统音乐、民歌和戏曲都有很深的影响，这不仅能从许多古代名曲如《黄老弹》、《霓裳羽衣曲》、《庄周梦蝶》、《羽化登仙》、《颐真》中得到证明，而且可以在昆曲、苏摊等地方戏曲中找到根据。俗僧讲的“变文”，实际上乃是中国小说之滥觞：甚至连散文用韵文结尾的形式，弹词中说白与唱文的夹杂并用，亦都曾受到佛经的影响。“大肚弥勒”的塑像不仅供在寺院里，而且摆在工艺品商店的橱窗中；“观音菩萨”不仅被画在古瓷花瓶上，刻在竹雕笔筒上，而且被塑成一个端庄、典雅的美人儿立在许多家庭的案头，成为东方古典风格的“维纳斯”。

哈密回王陵由墓群和艾提尕尔清真寺两部分组成。王陵内部以土坯垒砌伊斯兰式的穹隆顶墓室，外部于垣墙内及四周用亭柱支撑木结构的八角攒尖顶，建筑将墓室罩在其中，飞檐起脊，雕梁画栋。这两座木质拱拜，在建筑形式上，以伊斯兰式的穹隆为基础，同时吸收了内地八角攒尖顶及蒙古式盔顶的木质结构建筑形式，将多种风格融为一体，在新疆的伊斯兰陵墓建筑中，极具特色，是中原文化、蒙古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哈密回王陵维吾尔族称之为“阿勒同勒克”（意为黄金之地），1709年，第一代哈密回王额贝都拉死后便葬于此。从此这里便成为哈密历代回王的墓葬建筑群。

目前，北京地区最早的有据可查的刺绣品源于西汉时期的汉墓。一个是大葆台西汉墓，另一个是老山汉墓。通过出土的实物可以初步推断西汉时期是北京地区织绣发展史上的一个小高峰。大葆台西汉墓傅物馆位于北京城南约15公里的丰台区花乡郭公庄南，是一座建立在汉代王陵遗址上的博物馆，也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帝土陵遗址博物馆。1974年6月，在北京大葆台发现两座大型的汉代墓葬，经专家认定为西汉广阳国顷王刘建（前73-前45）及其夫人的陵墓。墓葬出土了400多件随葬品，其中丝织品12件，有绢类、刺绣、漆纱和组带等。其中出土的绢织物较多，有驼色、棕黄色及深褐色等。绢织物中不规则地夹有丝绵及朱砂，织得极为紧密，平滑光洁细薄如纸，是当时被称为纨素的高级平纹丝织物。有绛紫绢地刺绣片2件，绛紫色的色调沉着、艳丽，是战国以来名贵一时的“齐紫”传统染法染成的。刺绣花纹是典型的汉代藤本植物图案，单位纹样的构成由一条反S形为骨架，两端再饰以蓓蕾和花穗，是两汉规范化的装饰纹样。花纹有6种颜色，绣工很精致，在绢底上先以墨线绘出底稿，绣片全部采用锁法绣成，由于它的纹样单位较小，条蔓花叶都很纤细，所用丝线应为劈丝后的丝线，针法灵活多变，五彩缤纷，富有表现力。这是目前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织绣品实物，对于研究北京地区的刺绣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坐落于苏州的苏绣博物馆就收藏了该墓的一块绣片。另外，该墓葬的地宫规模宏大，结构特殊，使用的是汉“天子之制”，即西汉皇帝御用的最高级葬具体系，这也为研究西汉诸侯王陵墓制度和西汉时北京历史提供了宝贵实物资料。它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这些织绣实物是服务于上层社会阶级使用的。此外，出土的物品中许多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是研究西汉中晚期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珍贵实物资料。

北魏、辽代、元朝以来石窟艺术和墓室壁画中都可看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从乌桓的和林格尔壁画、北魏石窟艺术和辽代的墓室壁画等可以看出信奉佛教的人日益增多，人们由尊虎转为尊狮，处处为狮子造像，占据了虎的地位。狮子的造像，也是理想化的艺术创造。狮子的故乡在非洲、印度、南美等地，蒙古地区的狮子形象是通过佛教传人的。由于佛经对狮子的推崇，在人们的心目中，狮子便成了高贵的“灵兽”，于是人们不仅在佛教壁画中绘狮子，人们还要用石雕刻成狮子，用以镇守陵墓，驱魔辟邪。据说过去呼和浩特昭君墓就有石骆驼、石狮子、石马等遗物。

古代埃及人笃信灵魂不死，认为死者和死者的灵魂（卡）将去到西方“西卢之野”。因此，死者的陵墓均建在尼罗河西岸。西方冥世观念看来与对“日没于西”的经验观察有关。有了灵魂不死观念，就随之而有冥世生活的遐想。埃及人相信冥世生活不过就是生前人世生活的延续，生前拥有的现实财富就是冥世可享用的冥财。这样一来，暮世生活也就因人世的阶级分化而变成一个阶级社会。从第五、第六王朝期间贵族陵墓的绘画中可以看到，名门望族死后仍居于缘树成荫、风光宜人的园林，安享呼奴唤婢、朝夕宴乐的贵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