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技巧手法上,宋代年画艺术日臻成熟。
表现为:一、形象
构图的定型。其
木版刷印的年画,如门神、桃符、春牌等,虽然不断换版,但形象、
构图却大同小异,基本不变,有的甚至沿用到辛亥革命前后;其手工绘制的年画,如刘宗道的
创作,多釆用“
底样”摹拓法,反映了
构图方面的定型,也反映了技法上的精湛,以致后来流行的娃娃画中,不乏拓摹、托名等剽窃者。二、绘画
技艺上的分流。宋代年画多以“坊市行货”方式进人流通领域,激烈的竞争自然在所难免。这就迫使民间艺人、作坊
画工们在
技艺上精益求精,并朝着专工一物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诸多分门别类的行家。如善画楼台殿阁的赵楼台,工
僧道神鬼像的于氏,工杂画的老成,学李成
山水画的郭铁子以及擅长画猿猴的老侯等等。这些行家的出现,固然说明宋代年画艺术整体水平上的不断提高,也从侧面反映出
画工队伍的日益壮大和
技艺上各
流派的
业已产生,两者同样都是年画艺术成熟化的标志。三、艺术影响升华。由于历代文艺批评(文人论画)“重文人、轻
世俗”之偏颇,汉唐以来,孕育年画艺术的民间绘画,在传统民族绘画中一直处于“未入品”的地位。入宋以后,民间
画工由于充分利用宋代初年历代名品流散入民间之机,汲取历代传统绘画之长,以提高自身绘画技能;又迫于商品经济性质的竞争压力,刻苦钻研创新,使年画艺术得到长足发展。虽然宋代文人论画的旧习未变,但它已开始承认年画艺术应有的地位。如邓椿所著《画继》一书,就提倡不以社会地位论画品高下,并为“杜孩儿”、“刘宗道”等民间
画工一一作传。事实上,宋代年画不仅赢得比
文人画广泛得多的欣赏阶层,其艺术作品亦开始登高雅之堂。杜孩儿、杨威等民间艺人的作品为画院众工转求以供奉朝廷,乃至“争出取之”,而贩者“获价必倍”。即使是标榜正统的御用画院,也延揽了不少诸如朱光普、李东等年画艺术高手。另外,由于论画理论推崇以不求“形似”为特征的文人水墨兰竹、山水花鸟画,也刺激了部分擅长工笔重彩、精于
仕女娃娃或人物故事的
名家、
画师转向民间年画业献艺。这样既增强了年画的
创作力量,也提高了年画的艺术
造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