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白虎”是湘西北土家族颇具特色的民俗活动，民间有“白虎当堂坐，无灾必有祸”之民谤。“台台花”与“赶白虎”习俗同时发生于湘西北酉水流域，绝不是一种偶然巧合。它印证着土家族先民“板楯蛮”、“八蛮”与其后裔相承袭的文化渊源，反映了这一支土家人憎恨白虎，崇拜祖先和渴求子孙繁衍的心理特征。“台台花”在民俗中的相应关系，构成了其空间结构，使物态形成在民俗活动中得以展示，并实现其功能。所以，“台台花”盖裙的运用与“赶白虎”的民俗有着内在的联系，是“赶白虎”民俗的组成部分，它所具有的民俗含义是其他图案难以代替的。但是在其他一些文献资料中，常常可看到将“台台花”说成是“白虎图腾”的议论，有的甚至大胆地将“台台花”改名为“台台虎”。在此，我们不想花太多的笔墨去阐论是非，只是感到一个盛行“赶白虎”的民俗，仇恨白虎达到谈虎色变的民族，怎么会把最忌讳的克星精美地镶饰在盖裙上，让它日夜威慑和啃噬着后代的魂魄呢？

晋南地处汾水下游，土地肥沃，交通便利，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史传远古尧建都平阳、舜建都蒲坂、禹建都夏邑，均地处晋南地区。晋南地区与西京长安、东都洛阳隔河相望，人杰地灵，历代曾出现不少知名画家。唐代张彦远（蒲州人）著有《历代名画记》，是我国第一部画论著作。后梁荆浩（沁水人）身居太岳山，以笔墨为一体画法创作的水墨画，独辟蹊径创造的渲染方法开辟了山水画的新境界，元代《画鉴》评荆浩的山水画为“唐宋之冠”。“北宋时的王拙、王居正（蒲州人）、高克明（绛州人）、徐友守（吉州人）、杨威（绛州人）和马远（蒲州人）等知名画家，他们都善于绘释道画和民间喜爱的‘农家乐’年画之类的民俗画。”这源自他们熟悉农村，接近农民，所画作品为广大民众喜爱。王拙与其子王居正是农民出身，对纺织感情深厚，所绘的“纺车图”生动逼真，属传世珍宝。高克明擅画神仙、菩萨、鬼神、人物及山水花鸟，是一位全面的画家，他从山西到都城汴梁进入翰林图画院，升至待诏，曾奉命作《三朝盛鉴图》，并刻版印刷。徐友守身居黄河之畔，描绘的河水汹涌澎湃、咆哮如雷，其《清流贯河图》堪称一绝。“杨威，绛州人，工画‘村田乐’。每有贩其画者，威必问所住。若至都下，则告之曰：‘汝往画院前易也。’如其言，院中人争出取之，获价必倍。”唐代大画家吴道子是河南阳翟人（今禹州），曾在洛阳、长安两京州外画壁三百有余，其绘画风格对后世一河之隔的晋南画工产生深远影响，如绘制永乐宫壁画的画师朱好古等人画风均为唐代画风。据《襄汾县志》载：“朱好古（襄陵人），被誉为壁画名师，时为北派民间画坛首领。擅长人物山水画，风格细腻精巧，有唐宋遗风，尤以道教人物画突出。与同乡张茂卿（遵礼）、畅云瑞，同享盛名于晋、燕间，有得其画者，奉若玉璧。”

清朝中后期，高密扑灰年画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一支派系继续以画墨屏为主，画风典雅，素淡稳重，笔墨潇洒，浑然成趣。民间艺人称之为传统的“老抹画子”，也叫“灰货”。这支派系的代表人物是赵大伦之子赵宗贵。据传，赵宗贵是个文盲，但极聪慧，几乎是学什么会什么，擅书对联“山中淡云无墨画，林间微雨有声诗”，“书有未曾经我谈，事无不可对人言”。因此，他被乡里人传颂为不识字却善书的“赵秀才”。赵宗贵还极擅长画扑灰墨屏。他绘制出来的三十余种故事题材的扑灰年画，如《苏武牧羊》、《东方朔》、《铁拐李》等，很受当地乡民和外地画商的欢迎。

杨家埠历史上长期为潍县管辖，其年画的制作与销售，也一直为当地人的地域心理所左右。这个地方老百姓的心理，从大的方面来说，应包括这样几点：⑴这里经济相对来说比较发达，尤其是在寒亭镇附近的几个村庄，虽说农民种地的祖业始终没扔，但各村都有各村的当家项目。寒亭镇三大宝，赶脚、拾粪、打火烧，其他村则形成了一套顺口溜儿——“杨家埠画子联，齐家埠爆仗盘，一溜仉庄开菜园。北纸坊把纸抄，南纸坊果木甜。仓上的戏班进了京，东西三角割弓弦（从事制皮业）”。在上述诸业中，除了杨家埠年画牵动大半个中国外，东西三角埠的皮货覆盖范围也遍及大江南北；齐家埠的烟花爆竹虽说后来消停了，但红火时一直影响到湖南。这说明，此地农民的商业意识比较强。⑵由于清代的“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曾在潍县做过七年县令，而且在任上就刊刻了自己的《家书十六通》、《诗钞》、《词钞》，其独到的思想如“天下第一等人，只有农夫”，创作上所主张的“英雄何必读书史，直摅血性为文章。不仙不佛不贤圣，笔墨之外有主张。纵横议论析时事，如医疗疾进药方”等，也对当地人克服农民的自卑感，敢于关心政事，关心国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⑶此地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深，东汉时期“建安七子”中的徐干、孔融均曾活动于此。孔融在任北海相期间广传儒教，四处设学，对整个潍坊地区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即使这里不识字的老人，处世办事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了儒教的信条。鉴于这种独特的地域心理，杨家埠年画自然在题材上远远突破了姓“年”的界限。如，为商业服务的《秤头歌》，讽刺慈禧太后的《慈禧太后逃长安》，反映抵制外寇入侵的《炮打日本国》，讽剌不孝敬公婆的《打婆婆变驴》等。就是同类题材的年画作品，在这种地域心理的作用下，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模样。《蚕姑》本来是祭祀蚕娘用的，而杨家埠年画中的《蚕姑》，则完全变成了歌颂劳动者本身的作品。全国不少地区的年画中都有表现农民耕作劳动的“庄稼忙”，但杨家埠年画中的《男十忙》，文图相配，独具特色，上端题诗中表现了杨家埠人的高识，一落笔就显示了郑板桥的主张——“人生天地间，庄农最为先”。《大春牛》本来是立春时张贴，具有驱邪纳福功能，但杨家埠人在画中加进了丰收年景时财主急于雇用短工、采用主仆颠倒的手法，让平日异常清贫困苦的小短工成了主人：“丰收太平年，短工犯了难。东庄好饭食，西庄多给钱。”杨家埠人就是这样结合本地域的心理，把一些本来不属于年画的题材升华，把那些不姓“年”、社会各行各业需要、国家大局需要、又人人关心的东西吸纳了进来。在信息极不通达的时代里，年画也兼起了报纸、刊物的某些作用。在升华和扩大杨家埠年画题材的同时，它的市场自然也大大拓宽了。

考察纪实：王和静老人是我找到的第一位枕头顶刺绣作者。1982年夏，我从通化市幼儿师范美术老师徐树林那里知道，通化市治安村小学张全柏老人善画山水画，我当时任通化地区群众艺术馆分管美术工作的副馆长，就与徐骑自行车前去拜访。张全柏老人任小学校长多年，已退休，时年70多岁，酷爱山水画，每日伏在炕桌上作画，虽没拜师学艺，却画得有笔墨、有生活。我看了老人的画，足有百十幅，多是四尺宣顺二开，横幅，我为这位老校长的高雅情趣与不懈精神所感动，当时选出20余幅，经过托裱处理，先后在地区艺术馆、通化县文化馆、临江县文化馆巡回展出，我为之作序并附作者照片。还将老人的情况介绍给通化电台的记者余志奇，她去老人家专访，在电台予以宣传。老人此后多次参加市里的美术活动，拄着拐杖，由儿子搀扶。

当我厕足于美术艺宛时，初学素描，喜看西洋画册。在读《中国美术史》时，方知已有美、日著作译本在先。其实何止美术史籍，《满清全史》、《支那通史》亦先由外国人完成了！至于中国民间年画，同时也有法、俄、日等在华的外国人收集了。说到这里，有血气的青年岂有不动心之理。当然，以往内战外患，军阀割据，国不统一，造成饿殍遍野，难民流亡，支离破碎的中国社会，庶几无人治学为业，整理中华民族文化遗产，谈何容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内革命战争炮火声渐稀，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战火又在祖国领土的边缘燃起。停战后，因无战事，海峡两岸虽仍对峙，但人民生活安定，经济文化趋向繁荣。这时怀藏撰写中国年画史，以示中国人写史方称确实之信念增强。遂继1950年初于报刊上发表《谈谈年画》、《对新年画创作的新认识》等文章之后，又将1956年2月第一次在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馆展出的明清两代年画珍品编选成册并撰定了《杨柳青年画史概要》一文，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以作建国十周年献礼。此为我国出版史上第一部全部彩印的年画美术图册。图前有人民美术出版社邵宇社长的序文，言及中国民族美术传统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国的古典绘画，另一方面是民间美术。民间年画是其中主要的一部分等等。另外，还邀我写一部《中国年画史》，以纠正中国美术史上把民族传统偏狭化及以古典绘画为正统的差错。我是志大才疏、拙于笔墨的人，但相信古人云“勤能补拙”，于是无论是在那“三年困难”饥火烧肠的年代；或是知识分子改造，下放邢台，险被葬身于地震灾害之时；最难忘的是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关押在中央美术学院“牛棚”生死难卜的日子里，也未忘与我共患难的那一箱古版年画。友好同志曾劝我轻装上阵，献身革命，把它处理掉。当时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发奋写史，以雪外人代庖之耻，并非光荣而且是危险之事。然而吾矢志不渝，不愿顺从。十年过后，到了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了，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此后形势，历历在目，不需多言。加上苏联解体，国际形势起了根本变化。中国的祥和气氛，吹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阴云，为用求实的正确方法撰写《中国年画史》扫除了思想障碍。1988年离职退休后，专心致志于整理收集各地年画实物和文献资料，先将历代和全国各地年画珍品选出872幅，编成《中国年画史图录》于1991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同年台湾汉声出版有限公司亦将《戏出年画》彩印出版。继而在《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篇•民间年画》卷中《中国年画史概要》的基础上，开始撰述。在此期间，得到了海峡两岸的同志友好和国外朋友的重视支持。

平阳的东，西山，多产硬质细密木材，如梨木、核桃木等，沿汾河两岸又多生枣树，木质坚硬，纹理细腻，是雕版的绝佳材料。平阳雕版用枣木，素有“枣版”之称。此外，这里手工艺术品丰富多彩，绛州的笔墨，蒲州的牛皮纸，堪称中国民间文化的瑰宝。元代戏曲、锣鼓杂戏，曾在此十分流行，史称“锣鼓、戏曲之乡”，遍及平阳大地的唐、宋、元、明、清壁画、剪纸、皮影等等，也为平阳雕印书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为改造民间艺人思想，以便创作新艺术，1948年创刊的《华北文艺》上刊载了一篇《冀鲁豫边区民间艺术研究座谈会节录》，内容大意：一、民间艺人组织起来；二、拿起笔墨颜料，刀刷案子……投入新文化阵营，去歌颂人民功臣、人民英雄；三、扫除老一套，改换新脑筋，不能甘心落后；四、实际行动起来，教育群众向英雄们学习，揭露卖国奸贼杀人暴行及地主恶霸罪恶，号召人民伸冤报仇，爱国自卫……这是解放区继专业艺术工作者组织起来制公约后，在民间艺术研究会的基础上，艺人们自己订立的公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新年画创作指明了方向。冀鲁豫边区经过初步改造民间艺人，组织了“民间艺人联合会”，在当地文协的指导下，三年中刻印了大小年画近百种。1948年又由十四家画店合股成立了“新大众版画工厂”（主要由河北武强年画艺人刻版印刷），作为统一印刷年画的合作社。用合作社的办法经营年画，不仅可以获利，又可以互相学习，改进工作。

四艺，即琴、棋、书、画。图上所绘四组人物是古代四艺的代表者，分别为春秋晋人俞伯牙（琴），三国赵颜及南、北斗二星君（棋），晋王羲之（书），唐王维（画）等几位先贤，集成“琴棋书画”四艺雅聚图。此图设色苍朴，线条遒劲，笔墨韵趣颇似宋元人物画的格调，是杨柳青年画中初期罕见珍本。

【说明】广州、佛山的商业街市是非常相似的，从图4-2可以一窥清代佛山福禄里一带商业店铺的状况。图4-3上部招牌书写“X记号徽墨笔料”，看来是一家笔墨店铺。

《闺房教子》年画，为传统家训的形象化题材。画面情景人物安排巧妙，造型准确，神态生动。其中儿童纯洁可爱，妇人美貌贤惠、秀丽典雅，从其奢华装束与居室摆放的云雕坐椅、竹节茶几、青铜摆设、笔墨纸砚中，足见其家世为书香门第。

内地有苏绣、湘绣、川绣、京绣四大绣。苏绣为苏州刺绣，湘绣为湖南刺绣，川绣为四川刺绣。这三个地方地处南方，气候温和，盛产丝绸。清代丁佩的《绣谱》用“齐、光、直、匀、薄、顺、密”七个字准确概括了苏绣的主要特点。苏绣与湘绣在图案选择上以高雅脱俗的名画作为蓝本，对表现对象深刻观察、细心揣摩，在技法上创造出散针、套针、滚针等针法来极力模仿绘画的笔墨技巧。而蒙古族刺绣图案取材于民间的流行样式，所体现的是自然景色或者蒙古族妇女审美意蕴的截图，色彩明快，以喜庆为主，而并非一张完美的绘画图案。

绣艺的最高境界，绝不是仅靠技法与经验去完成，也不仅仅是常人所说的用线越细、套色越多，就是好绣品。而正如庄子《养生主》所述，“以心神的运用”来操刀。艺术是相通的，中国书法和绘画中大写意的用笔所强调的笔墨神韵、乐曲演奏中的感觉均同此理，这种意念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羌笛何须怨杨柳”的笛声穿越时空给后人留下的记忆，在时空的跨越中已经永恒。当人类的脚步远离历史的尘埃，步入新世纪的时候，我们探询的心灵却逐渐贴近这个远古民族，贴近那来自遥远的声音。羌族的文明史其实远在“羌笛”声传来之前，便在中华文明史的典籍中留下浓浓的笔墨。从“逐水草而居”至“依山居之，垒石为室”，羌民族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也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羌族文化艺术丰富多彩、源远流长，其中羌绣作为羌文化艺术的闪光点，在羌风羌俗走出羌寨、走向世界之际，渐为人识，引起了中外艺术家的广泛关注和好奇。本文拟对羌绣这一民族工艺品作一简单介绍，以供对羌文化艺术感兴趣的读者参考。

到了清代康乾时期，这一新的绘画技法在『上下』两个层面传播。其『上』：意大利米兰人郎世宁成为宫廷中最著名的传教士画家，此外还有若干名欧洲画家留在清宫，他们学习中国画笔墨、技法，绘品良多，还将欧洲绘画部分技法传授给中国宫廷画家们，铜版画就是其中一种。在欧洲，铜版画已有近六百年历史，经常被用来复制大幅油画作品，纯用黑白线条展现原作的层次感、立体感和深远感，表现力十分丰富。中国宫廷画家中苏州人颇多，除了王原祁、宋骏业等朝廷官员，还有若干名在宫廷供职的专职画家，如陈枚、余省余穉兄弟、周鲲、张宗苍、徐扬、袁瑛、杜文枚、黄增、李秉德、胡桂、蒋懋德等，苏州籍宫廷画家心态开放，在传播泰西笔法上起了重要作用。

罩金漆器是凤翔县传统工艺品之一。秦代已有创作，宋、明时技艺逐步提高。民国时期，制作罩金漆匠散见于全县各地，以制作民用家具箱、柜居多。1933年，凤翔漆圆桌面为陕西省土特产征集之优等产品，参加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博览会。近年来经过挖掘恢复，这一古老民间艺术重放光彩。1976年建县木器工艺美术厂，进行批量生产，主要产品有屏风、立柜、桌、盘等40多种，产品用作楼、堂、馆所装饰之用或办公、日用必备品，除供应国内市场外，有些远销西欧、北美一些国家。凤翔县漆器运用中国画的传统笔墨和章法，以漆画稿，贴金开墨，重重敷涂，将图案罩于底漆之上，表漆之里，最后敷涂光漆而成。成品璀燦华丽，色调明快，防潮防腐，坚固耐用，美观大方，且以放置愈久，光泽愈亮而著称。其主要工艺原以平面罩金为主，后出现刀刻、镶嵌工艺等门类，更富立体感。内容有山水、花鸟、人物、书法等。

中属台湾是以汉人移民为主体所构成的社会，自明郑时期到清朝统治时期，大量先民离乡背井，从福建、广东渡海移居台湾，从而将原籍的宗教信仰与文化艺术风格一并带入。在清治台湾绘画发展史上，曾经广为流行的一种类文人画体系——闽习，即台籍文士受到清中叶福建地区书画，尤其是扬州八怪之一黄慎的影响，所形成的笔墨粗放不羁甚至是颇有乡野气息的画风。

在高密地区，关于扑灰年画的起源还有这样一则传说：高密北乡公婆庙一户王姓人家，善画庙宇壁画，在当地小有名气。他吸收文人画及庙宇壁画的绘画特点，采用自己烧制的木炭条起稿，画成“灰稿”后，将一稿再扑抹成数稿，最后采取手绘方法，绘成年画。这就是最早的扑灰年画。据传，早期的扑灰年画大多以神像、墨屏花卉为主，但销量很少。到明代中期，墨屏花卉开始销量看好。墨屏画常以水墨勾染为主，有的略施彩色，人物以粉开脸，细勾眉眼，衣饰身体常寥寥数笔而面部多用细笔刻画，突出其神韵，这种画法也可追溯到宋代。宋时有甘风子者，喜作列仙图像，以细笔作人物头面，动以十数笔，然后放笔如草书书法，顷刻而就，题诗其后。今日尚存的高密早期墨屏年画，犹可见此种画风，特点是格调古雅，造型简练，笔墨洒脱，取材多为古代文人雅士，最流行的有《四爱图》，表现了羲之爱鹅、茂叔爱莲、渊明爱菊、和靖爱梅的佳话。

勾描是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语言，以简练的笔墨表现画面图案，塑造人物形象。杨柳青木版年画的勾描，除了讲究笔锋的顿、挫、转、折等笔法，勾出的线条灵活多变、见笔力外，还要具有适宜刻制的木版味道。因此，大多由熟悉各式人物粉本、具有一定绘画功力的画家完成。

二细与细货相比，造型洗练，用笔狂放，更为讲究笔墨意趣，适合快速表现和批量作画。二细作品中庙堂壁画及文人画特征已渐式微，但其意多工少，洒脱豪放又不失隽秀感的画风，却最能体现高密年画工写兼备和大写意绘画的风格特点。

(二）线描粗细刚柔，随类变化。画师在人物的刻画方面，常是根据故事的内容和人物的粗豪悍壮，或文静娴雅的性格，用各种不同的线描笔法来体现。而且顿挫有致，饶有笔趣。再就是用笔简要，线纹精练，造型不妄费一笔，恰到好处。至于刻工更是巧用刀技，使其相得益彰地显露出笔墨之效果，这点在墨线戏出题材的年画中，完全可以体现出来。

（1）准备工具：绣箍、绣花针、绣线、顶针、剪刀、笔墨、拷贝纸、样稿等。

（1）工具的准备：制作锡伯族绣花鞋垫常用工具材料有绣花针、绣线、顶针、剪刀、笔墨、拷贝纸、样稿等。

雕版是木版年画工艺中最为重要的一环。漳州木版年画都是以木版套印，不再另加笔绘，特别注重墨线版的雕刻。历史上漳州的年画艺人大多都是善于绘、雕、印的全能艺人，因而在雕版时，善于以刀代笔再现画稿的笔墨韵味，线条主次分明，具有粗细变化，透过线条表现出人物的精神特征。

书写、画画用的笔墨，用于绘制刺绣纹样。现在多用铅笔、中性笔、各色彩笔等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