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花卉图案内容丰富，且应用广泛，这些植物的图案在作品上呈现出的大多都是几何抽象图案，是苗族姑娘经过对客观景物的观察与思考再结合个人想象后挑在布面上的，因为挑花图案是以十字、田字等单元纹饰为基础的，因此花卉造型简洁，形象“几何化”。植物纹样是苗族挑花图案构成的主要辅料，极为抽象，主要来自普通蕨类、葫芦类、八角类、群花类和各种花木，它不局限于真实物体，而是根据装饰需要，按照没得法则添加，将真实造型解构为花非花、叶非叶、草非草的几何纹样。苗族人民也将民族节日与生活场景挑在布上，如帐檐花纹样、招子图纹样、娶亲图纹样。其中将人物、牲畜、植物形象都进行抽象的处理，从而达到整个画面的和谐统一。挑花还有汉字图案,但这种不常挑，在苗族文化中汉字使相对于苗家语言来说出现的历史不长，主要是在其他种类的图案上杂绣，常见有“忠字”、“福字”、“寿字”、“喜字”等吉祥字。随着苗族其他民间工艺的兴起，挑花纹样在与其他工艺纹样的相互借鉴融合下在艺术审美上产生了一些改变，图案造型由原来的几何造型逐渐向写实造型过渡，越来越接近现实物象，例如锦鸡闹春的帐檐，画面中的芙蓉花和锦鸡图跟刺绣中的图案相似，花形更为逼真；苗族挑花枕头，其中双燕和兰花的形象生动活泼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这说明了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的审美也产生了改变，苗族挑花也在不断的挑出新高。

苗族挑花图案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拥有独特的图案纹样与构成形式，与其他民族文化有着明显的不同，它表现的是苗族的一门工艺文化，其艺术价值在当代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由于受历朝封建阶级的统治，苗族人民被迫迁徙到深山老林中聚族而居，不想受外界的打扰，正是这种封闭的生活环境，才能完整地保留原生态民众一的风貌和特色。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只是将历史记录在围裙上，这个爱美的民族，特别是苗族妇女对幸福的追求，对爱情的坚持与渴望，对父母子女的关心与爱护，都变成了针和丝线，缝进了苗族人民的衣服里。这些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民族民间优秀的文化遗产，是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学习的文化史料。挑花艺术就是在这种自给自足的条件下产生的，苗家姑娘凭着自己聪明的智慧和才华，在头帕、围裙、方巾、床上的被盖、帐檐、枕头、小孩的衣物、结婚的嫁妆上都挑上了美丽的图案。吉泸型这一带的苗族人自称为“瓦乡人”，与湘西其他苗族地区不同的是，妇女服装非常朴素简单，春夏季节的上衣为纯白色，秋冬季节的上衣为蓝色，没有纹饰。围挑花胸围兜，包挑花头帕。挑花颜色多以黑白或蓝白对比，图案工整严谨，素洁秀雅。湘西民歌中“头上帕子四个角，四个角上绣飞蛾”说的就是这种头帕。泸溪苗族尤喜白布挑花帕，而沅陵苗族除了未婚少女及新妇包白布挑花帕外，中年妇女包蓝色挑花帕，老年妇女则包黑色布帕，不挑花。在苗寨中，如果姑娘家不会挑花就会被说嫁不出去，会一辈子被人嘲笑；家里的长辈们会在姑娘十五岁时教她们挑花，以此为她们将来结婚生子做嫁妆，挑的好的姑娘会在婚嫁时找到一个好的夫家。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崇尚“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调和统一，对自然是有所崇拜和敬仰的。在风水学中又倡导的“天圆地方”，这是古代人类对这宇宙万物皆为圆的一种特殊解释。阴阳理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生命得以衍生是在阴阳相结合下所造成的，阴阳理论以其朴素的的辩证色彩提出宇宙万物应做到互补共生、阴阳相合才能达到和谐，这是植根于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思维中的认识世界一种方式，是一种集体无意识,这一原理在文化、生活及艺术各方面都有所体现。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源流，中国哲学思想在民族文化中运用也是必然，苗族挑花图案也不例外。苗族挑花纹样，多以“十字形纹”、“田字形纹”、“三角形纹”、“米字形纹”、“八方八角形纹”、“菱形纹”、“锯齿形纹”等构成纹饰，并以此作为单纹装饰物象。而这些纹样于半坡遗址陶纹、马家窑文化马家厂型陶纹、庙底沟遗址陶纹一脉相承，且十分相似。二者有着微妙的联系，古人讲究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四时八方、立竿见影等文化意识，而从苗族挑花的图纹来看，80%的作品都以方形为中心图案，外围则以椭圆形相绕，与古人讲究的天圆地方时相一致的，这也说明中华思想博大精深，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