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社会，刺绣不仅是一种装饰手段，同时也成为不同地域、不同族群表达自身历史文化、观念信仰、时代风尚、审美趣味时不可或缺的一种工具。历朝历代以皇帝和皇后为主的统治阶级服饰是传统礼制趋于高度成熟的产物，服饰的颜色、款式、纹样等，无不具有深刻的含义。京绣用普通的针和线造就了不一样的刺绣艺术，在中国古代的刺绣史上写下了属于自己的辉煌。京绣是平凡的又是不平凡的，它的不平凡在于由于其穿着对象的特殊使得它区别于其他绣种。同时，六朝古都所孕育的宫廷文化折射出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更使得具有得天独厚条件的京绣如虎添翼书写了它的传奇。尽管京绣在人们的衣生活中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能让京绣名声大噪的还是服务于宫廷的缘由。尤其是少数民族掌权时期，京绣在满汉交融的文化熏陶下也深深地打上了游牧民族的烙印。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鼎盛阶段。加上清代的服饰制度体系十分庞大、规制极其浩繁，占据了中国服饰史上极其重要的地位。清代的服饰制度等级森严，而以宫廷服饰为代表的服饰制度则是清代服饰中等级规格最高的服饰，依附于清服饰的京绣也彰显出与服饰制度相匹配的地位和风格。

按“年画”这种艺术形式，在北宋时期称为“纸画”；明朝《酌中志》（刘若愚撰）虽记有“室中多画‘绵羊引子’画，贴司礼监刷印《九九消寒图》”年俗贴画的记载，但也没提到"年画”一词；清朝叫做“画片”，直到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运动后，齐健隆画店刊印了一种宣传办学堂、满汉平等、禁吸鸦片等“改良年画”，“年画”一词才被沿用下来。到了解放后，人民为了区别于今日胶印的“新年画”，又把过去的木印着色的年画都称作“木版年画”了。

“服色品章，昭一代之典则”，自上古时期的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开始，冠服就超越了蔽体御寒的实用功能，而具有了严内外、明等级、辨尊卑的社会属性和精神功能。清代是距离我们现在的生活最近的一个朝代，所以保留下来大量的实物，同时清代的服饰制度在典籍中记载也十分详细，所以在绣品的品类划分上面也主要以清代的为主，它具有一定的参考性。清代满人入关，最初皇族仿学汉人礼制，对品服规定极其详尽，乘与仪仗规模盛大，内室均配帘、垫、衣罩之类，无不用绣，使清代刺绣盛极，成为中国刺绣史上的鼎盛时期。早在崇德时期清皇室就定下了“上下冠服诸制”和不得“变本忘先”的训诫。到了乾隆三十七年（1772）也提出“祖宗成宪具在，所宜永守勿愆也”，最终决定本着“不轻变祖训”的原则，在保持满族服饰特点的同时吸收汉族帝王服饰的色彩和章法纹饰，再对服饰制度作一些增加补充，形成最终的典章制度确定下来，极为严格，并绘图载入《大清会典》，其服制直至清代灭亡再无重大变动。清代的服饰制度中不仅保留了满族服饰的特点，也加入了汉族服饰中的特点，具有满汉交融的时代特色。其中规定朝袍的制作须依礼部定式，一般皇帝命题由内务府画师绘制重彩工笔小样，交总管太监呈皇帝御览，或经内务府大臣直接审阅后连同批准件送发江宁（南京）、苏州、杭州三处织造司分织。据悉，三织造织成匹料后再送交裁作、绣作、衣作，刺绣由如意馆画工设计彩色小样，经审后，按成品尺寸放大着色发交内务府和江南织造衙门所属的绣作进行生产。期间用绣工近500人，绣金工40余人，画样过粉10余人，合计近千人。如果全部绣工由一人刺绣则要用2年5个月才能完工。

在明清后期的地方志中，有关羌族服饰的记载逐渐清晰而具体。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由清乾隆年间谢遂所作的《职贡图》，绘有当时我国境内少数民族及周边各民族的服饰情况，每幅画的上方还附有满汉文字的说明。这幅长达四卷、合计301幅图的画卷中，有羌族图像及说明的3幅，即第三卷所载的《威茂协岳希长宁等族》、《石泉县青片白草等族》和《松潘镇黑水坪族氏》。从《皇亲职贡图》可见每幅图各绘有男女着装情况。

以宫绣形式出现的京绣由于大多服务于皇宫，所以有浓郁的皇家风格，特别是在清宫更体现了满汉相间的刺绣特点。实用绣品主要有皇帝用的龙袍、诏书，皇后用的凤袍，文武百官的蟒袍、王公大臣官服上的补子，日用的椅帔、卧榻铺垫、帷幔喜帐、轿帘、卤簿仪仗、荷包、香囊、靠垫、扇套、褡裢，等等（见图一至图十）。

二、京绣上为宫廷下为平民服务，以服装和配饰等实用品居多。以宫绣形式出现的京绣由于大多服务于皇宫，所以有浓郁的皇家风格，特别是在清宫更体现了满汉相间的刺绣特点。实用绣品主要有皇帝用的龙袍、诏书，皇后用的凤袍，文武百官的蟒袍、王公大臣官服上的补子，日用的椅帔、卧榻铺垫、帷幔喜帐、轿帘、卤簿仪仗、荷包、香囊、靠垫、扇套、褡裢，等等。民间的刺绣作坊，生产商品性的刺绣产品、宗教佛事用的绣品、戏曲服装等。平民百姓则以家庭中的女红形式，绣制自用的日常生活用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