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发展以及传承是以本土自然生态、人文环境为基础的，正如张博指出：“橘逾淮而北为枳，此地气然也，任何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创生与传承都与特定的环境休戚相关，因环境而生、因环境而传、因环境而变、因环境而衰。这种‘地气’环境反映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中就是它的本土性，也就是它的本土环境。”对羌族节庆、节事活动的保护应该遵循“在当时、在当地”的本土性保护原则，不能把它们机械地移人异地进行过度商业化开发来进行所谓的保护。

苏州自古山水钜丽，风土清嘉。春秋时期伍子胥所建阖闾大城奠定了苏州城市的格局。吴人信鬼媚神，“江南……其俗信鬼神，好淫祀”（《隋书•地理志》）。苏州城内佛院、寺庙、道观林立。宋代以来文人造园兴起，士人乡绅相土择居，营建私家花园，明清鼎盛时期曾达五百多座。秀美的吴中山水、名观古刹和私家园林启发了桃花坞年画的创作，乾隆年间印行的《姑苏名园狮子林图》便是这一题材的代表作。狮子林为元末天如禅师释维则所建，明初画家倪瓒、徐贲曾绘《狮子林图》和《狮林十二景图》。清康熙南巡，尝赐题“狮子寺”额；乾隆南巡，亦多次游幸狮子林。《姑苏名园狮子林图》上两首题诗，即为乾隆皇帝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和二十七年（1762年）南巡时所作。此外还有乾隆年间秀涛子所绘《金阊古迹图》、《山塘普济桥中秋夜月》等作品。苏州风光之外，桃花坞木版年画中不乏以异地风景名胜入画者，如描绘西子美景的《西湖风景图》、《西湖行宫图》、《西湖十景图》以及《放鹤亭图》；六朝古都的《金陵胜景图》；润州风光的《敕建金山江天寺胜景图》；《蜀峰雪景》、《栈道积雪图》等。

晋人陶潜《桃花源记》，虚构一个“世外桃源”，舟人发现又失其所在。此图即绘舟人误入乐土，登岸询问之情景。按陶文，桃源之人皆着古衣冠，只知先秦。此实世俗风情画，初至异地，问路询风亦当是此种情景。

羌人地带南端的非汉族群由“羌”变成“夷”，或“蛮夷”，这个改变也显示他们在中原人心目中的异类性逐渐增强。这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此一近代地理人群概念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性变化。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时期中原士人描述西南边疆的著作中，描述的对象主要是汉源（地在雅安地区南缘）以南的非汉人群与地理；对于汉源以北，包括雅安地区与岷江上游的异族，这一类的异文化描述非常少见。这或也显示，此时雅安地区与岷江上游土著文化，对中原异地游历者而言已缺乏“异类性”，因而他们对此也缺乏描述兴趣。

4、在旅游商品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内涵，会使旅游商品具有附加价值，其文化与艺术内涵密集程度越大，附加价值越大。旅游商品文化有四要素：（1）题材。它是指旅游商品中的文化含义；（2）材料。指生产制作旅游商品所用的原材料。原材料的选择也会形成文化差异；（3）功能。即旅游商品的物质功能与精神功能。物质功能指能满足购买者的某种物质方面的需要。精神功能则因民族特征、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宗教信仰等反映出商品给予购物者的精神享受；（4）工艺。指旅游商品的加工制作方式。当地制作工艺与异地制作工艺、手工艺与机械工艺、传统工艺与现代工艺都是不同文化在商品中的折射。旅游商品开发设计必须充分重视旅游商品的文化要素，以文化竞争来树立旅游商品的品牌。

2008年8月初，我们的“李恒调研小组”从理县箭山村徒步下山的那天，在山路上再次遇到了两个上山的商贩，“李恒调研小组”也只能为之感叹。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着实令人担忧。过去所开展的一些抢救保护工作由于经费不足、设备技术落后等原因而使有关部门的整理、研究和抢救、保护工作难以长期进行，羌族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和技艺未得以有效抢救和传承。加之“5·12”特大地震的发生，使灾区相关单位和民间收藏人士前期搜集到的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料、实物被严重损毁。这给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灾后的3年重建任务，实际现在下达的政治任务是2年内要基本完成，高速恢复和羌族民居的永久集中安置，异地集中永久安置等方式都使羌族民众灾后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必然引起羌族传统文化生存环境的变迁。很多羌族传之已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面临着消亡的险境。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近代纺织业的发展，西方合成颜料传入中国，称为“品色”，如品红、品蓝。虽颜色通透，但日光照射后容易褪色。为了降低成本，桃花坞年画中也开始使用“品色”。以墨版套色为主，配色除三原色外多采用紫、红、桃红、深紫和朱红等鲜艳色彩，对比强烈。尤以桃红色最为夺目，以致后期，将这种明媚的桃红色作为桃花坞木版年画区别异地年画的重要特征。为了节约成本，很多年画制工粗糙，人物堆叠，大红大绿各种刺激视觉的原色杂糅，显得斑驳缭乱。版刻线条不若前期雅致细秀；题材内容方面，门神、历画之类成为主流，小说戏曲题材明显增多；除少数大幅的门神和三星、天官外，绝大多数画幅都缩为四开大小，艺术水准大为下降。诚如阿英先生所言，“这时（光绪末期）以及后来的桃花坞‘姑苏版’年画，其下降的情况，和杨柳青正复类似”。在上海，为了适应新兴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年画师傅开始以苏州笔法，在传统题材基础上，推出以上海习俗、十里洋场、租界生活、时事新闻为题材的新年画，绘图设色大量采用浅红、淡绿诸色，显示出近代上海大都市的市民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