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羌或氐羌已广受历史学者的注意，然而此时在汉族知识分子心目中，此一民族只是与今之汉族、西藏族或西南民族有关的一个历史人群概念。很少人认真思考当代哪些人是“羌族”或“氐羌”，甚至于学者们很少使用“羌族”这族称；即使提及“羌族”，究竟这是指当代何处的非汉民族，学者的看法也莫衷一是。如，林惠祥认为羌族即当时青海的唐古特族。吕思勉则以为，当代羌族主要在青海、康藏、川西北及云南维西、中甸一带。更令人讶异的是，即使文献的探讨已触及当代川西北的“羌”，学者们的兴趣仍在历史之中。1930、1940年代有关“大禹”的研究，便是这样的例子。

近代羌族的形成，在本土历史建构上主要还是“英雄祖先历史”的产物。20世纪上半叶端公经文中的英雄故事、一些“英雄游历记”或“英雄征程记”，似乎暗示我们一个由“弟兄祖先故事”或其他“历史”，转变为“英雄祖先历史”的过渡阶段的历史叙事。它可能是古华夏的《穆天子传》、蒙古的《江格尔传》与康藏各族群的《格萨尔传》等英雄史诗的前身。借着由“英雄征程记”逐渐发展为“英雄祖先历史”，人类社会由孤立、平等的小区域社群，逐渐演变为中央化、阶序化的大型族群与政治体。无论如何，这些近代早期岷江上游本土知识分子以“英雄征程记”建构的“我族”想像，在并未完成之前，便为另一些“英雄祖先历史”的流传所阻断。在本地人心目中，大禹、周仓、樊梨花等“祖先”都可以作为一种“起源”，以说明本地人的族群本质。汉文字记忆的力量，汉文化的优势地位，都使他们认为大禹、周仓、樊梨花等英雄祖先真实可信，更具力量的是“典范羌族史”的完成与流传。从此，端公经文中的故事成为“宗教神话，周仓、樊梨花等英雄祖先故事成为“乡野传说”。在“典范历史”中的羌族，是炎帝之后，一个被华夏英雄圣王“黄帝”打败的英雄之后裔。

“华夏边缘”的西向扩张，在东汉、魏晋时基本上已达到华夏经济生态与社会结构所能存在的地理极限。从此，华夏不只是以武力维护、封闭此边缘，也经描述边缘空间（蛮荒瘴疠之地）、边缘人群（蛮夷贪戾之人）之异类性来强化此边缘。中古以来中国的边防策略，大致便是在”羌人地带”置下一连串军堡与重兵，防御“吐蕃”或“西番”的侵扰。由岷江上游而下至雅安地区，或更下及云南北部，此一线经常便是华夏帝国的西疆防卫线。由手华夏强力维护、垄断华夏资源，青藏高原东缘（大致为康藏地区）之山间各部落、村寨人群，便只能在内部争夺有限的山谷、草地资源，或在华夏的封贡制度下以顺服来换得华夏之赐予。除了吐蕃时期外，在历史上青藏高原东缘人群较难结为大型政治军事体，以胁迫、进犯手段向华夏争夺资源。此与北疆各游牧部族常聚为大型游牧帝国以威胁、掠夺中原，有相当的不同。相对应的是，“英雄祖先历史”也流行在北方游牧地区；在青藏高原之东缘，“弟兄祖先故事”历史心性才是各族群历史记忆的蓝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