碉楼一般采取分层构筑法，石砌与土夯都如此。当砌筑一层后，便搁梁置桴放楼板，然后进行第二层，再层层加高。每加一层要间隙一段时间，待其整体全干之后方可进行上一层的砌筑。原因在于下层若是湿土润泥，或石泥尚未黏合牢固，那么无法承受压力，上下层必然坍塌。所以有的碉楼要砌筑多年方可竣工。碉楼顶的构造各地略有差别，但和当地住宅屋顶的做法相同，目的是遮漏防雨。程序是大梁上加小梁或劈柴，再加树枝或竹枝，上铺高山耐寒硬草（龙胆草之类），再铺含沙土层并拍打磨光，形成一面倾斜散水坡，凿墙穿眼接简槽挑出以排水。碉楼顶层一般还开楼梯孔道上顶，亦有加木盖或薄石片的。因为西北少雨，亦常全开着。各层上下多用圆木锯齿状楼梯。极个别的底层不开门，从二层开门加梯上下。待人上去以后，抽梯上楼，以防不测。

在碉楼建筑的过程中，有一点不容忽视，当墙砌到适当的高度时，就要在墙中嵌搭长木，长木的两端嵌进墙中，非常稳固。这些有机的架设，不仅在修建时充当了脚木架，使碉楼能在无塔吊的情况下继续向高处延伸，而且方便了以后的分层，有利于贮存食物和居住；从建筑学的角度来考察，它还对整座碉楼起到了连架、固定的作用3碉楼一般采取分层构筑法，当砌筑一层后，便隔梁置放楼板，然后进行第二层修建，如此层层增高。每加一层要间隔一段时间，待其整体全干后方可进行上一层砌筑。碉楼顶则是大梁上加小梁或劈柴，再加树枝或竹枝，上铺高山耐寒的草类，再铺含沙土层并排打磨光，形成一面倾斜散水坡，凿墙穿眼接简槽挑出以排水。碉楼顶层一般还开楼梯孔道上顶，亦有加木盖或薄石片的。上下楼层多用圆木锯齿状楼梯。

理县由汶川沿岷江支流杂谷脑河西行，便逐渐进入理县地区。理县也是汉、羌、藏与回族混居的地方。嘉绒藏族在此人口最多，最具社会、政治优势。理县自古以来就是汉人与嘉绒藏族（旧称西番）贸易的孔道重镇，而今又是西去阿坝州政府马尔康之大道上的中间要镇。因此，理县羌族长期以来受嘉绒藏族与汉族双重影响。在这儿，羌族村寨主要分布在甘堡以东，西边便是嘉绒藏族的居住地。桃坪、通化、薛城附近各沟，都是羌族村寨的分布地区，其中蒲溪沟是最深入大山中的一条沟。

北川峡谷的这条通道，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存在。成都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陈剑在《川西北高原与四川盆地间的史前交通考述》一文中指出：“川西北高原与四川盆地之间自史前时期以来就存在多条横向及纵向交通孔道，可以大致划分为北、中、南三线。北线沿涪江源头及支流火溪河，经平武县城进入盆地腹心；中线沿土门河（湔江），经茂县、北川县、安县、江油市一带进入盆地；南线沿岷江干流，经汶川县、都江堰、彭州市抵成都平原。”“中线在地理条件最为优越，且沿途的史前遗址类型体系较为完备，文化演变序列基本完整，历史时期文献记载也很丰富，故其重要性应居三线之首，形成时间可上溯至距今4800年左右的龙山时代早期。”

在“羌人地带”中部，完全的“汉化”发生在四川西部的芦山、雅安一带（约当今雅安地区）。居于此地及西至康定之间的非汉族群，在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时被中原人称作“青衣羌”。公元前1世纪，汉朝在沈黎郡设了两个都尉：青衣都尉治理汉民，牦牛都尉治羌人。可见当时雅安、芦山一带住民，至少有部分已是中原编户之民了。唐代时，无论是为战争或是和平贸易，这儿都是唐朝与吐蕃往来的孔道。大量军民商贾来此经营、定居，如此使得这一带居民与汉人有更多的接触。在这样的接触中，汉人与非汉人群基本上相安共存。唐代在此设雅州卢山郡与黎州洪源郡，又在此两州各设二十余羁縻州，授非汉领袖为都督、刺史等官衔，任其世袭。唐武后时，曾计划以武力讨伐“雅州生羌”，以借道袭击吐蕃。但陈子昂反对此议，他的理由是“雅州边羌未尝一日为盗”。因此他认为用不着侵扰他们，而引起北方“西山诸羌”的叛乱。此种相安关系，应部分归功于当地的贸易孔道位置，汉与非汉都能从中各蒙其利。此种密切往来关系，也使得许多本地部族上层人物逐渐汉化。如当时邛崃附近有“三王蛮”，据《新唐书》记载，其为：“筰都夷、白马氐之遗种，杨、刘、郝三姓世为长，袭封王，号为三王部落。”可见，当时本地部分非汉土著头领已有了汉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