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灾后，我们课题组深入羌区调查后得知，除了羌族居住的核心地区仍保留羌语外，四川的北川、平武乃至陕西一带的羌族，已经转用汉语。羌族的语言，土语多，各土语之间交流较为困难，所有事件的记述靠代代口传，如很多有关神话、史诗、历史等资料都是靠“释比”传承。即使在羌语核心地带，羌语使用也面临着活力不足、传承等问题突出。

汶川里氏8.0级特大地震的重灾区汶川县、北川县、茂县是羌族的主要聚居区，也是羌族文化保存最为完好的地方，次重灾区都江堰、平武、理县、黑水、松潘等县（市）也有大量的羌族人口居住。地震对羌族文化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破坏性的影响，汶川特大地震可以说就是羌民族的一次灾难，是羌族文化的一次灾难。

的人口流徙，也使得临洮、陇西、天水、武都一带的“羌人”与“汉人”在血统与文化上有相当程度的混合。西夏统治下的民众，有许多便是如此的“汉人”或“羌人”。在西夏王国糅合汉文化的本土化政策下，许多原来被视为羌的部民，因“西夏化”而有了更多的汉文化特质。西夏衰亡后，今兰州、临洮、岷县、武都、文县、平武、北川一线以西的各部落人群，仍被中原人称作“羌”、“氐”或“番”。在元、明、清时期的文献中，常有他们“作乱”的记载。明代在此置岷州卫与洮州卫，以镇压羌人。在此线之东原为氐、羌、汉混居的甘南、川北地区，宋代以来则成为汉人所居之州县。明代在此的行政设置是“府”——巩昌府，这显示本地人群此时已被视为中原编户了。所谓“汉化”，并非简单地指“成为汉人”，而是指一个接受、展演或强调汉人习俗，最后终宣称祖先为汉人的过程。但宣称祖先及自身为汉人，在华夏边缘不一定因此被他人视为汉人。在此地，“汉化”是由东往西渐进的一种文化现象，而且，汉与非汉之间直到民国时期仍无明确的边界，在后面，我将深入说明这一点。

岷江上游地区首先，我们先看看岷江上游的汶川到松潘一带。在汉代司马迁所著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称此为“冉駹”之地。冉駹之地的土著，据司马迁记载有“六夷、七羌、九氐”。我们知道在西汉初，文献中“羌”的概念虽然还很模糊，但主要指陇西或更西方的人群是可以确定的。因此，以冉駹的位置而言，“羌”主要是指此北方的人群。“氐”在西汉时主要是指陇西之南，甘南、川北的武都、文县、平武，也就是在冉骤的东方与东北方一带的本土人群。这一范畴的人群，在汉晋时人心目中类似“羌”，但比羌人更华夏化。至于西汉时的“夷”，由于汉代“西南夷”中的主要人群是滇与夜郎等，因此相对于冉駹的位置来说，绝大多数的“夷”在其南方。如此，我们可以看出“冉駹”之地的族群分布特色，在西汉时的中原观察者看来，本地处在中原人异族分类体系中三种人群的交错地带。因此，司马迁称本地土著有“六夷、七羌、九氐”。这个记载，不见得表示司马迁基于某种严格的族群划分标准，将本地人群分为3种22类，但至少它表达在此氐、羌、夷的中间地带，族群“种类繁多”。成书较晚的《华阳国志》也记载，汶山郡有“六夷、羌胡、羌虏、白兰峒九种之戎”，同样也是说，本地人群种类很多。

羌碉的抗震技术是羌碉建筑技艺的灵魂和精髓，抗震系数是以羌碉的墙脊，羌民俗称“墙筋”，也称之为“鱼脊背”，是指每两个墙体侧面相接处。这鱼脊背是羌碉各墙面之间互相拉扯并互相支撑的关键结构，也有抗震的功能。“鱼脊背”越多，抗震能力越强。如12棱形的羌碉，基本成圆体形，成了圆体结构不可变体系，故相当稳固耐久。12棱形，有12根墙脊（墙筋）构成12面墙体，不论地震波是横波还是纵波，羌碉都能抗震。这些历经千年的羌碉，抵抗了1933年的叠溪大地震，1976年松潘、平武发生7.2级强震以及2008年的“5_12”汶川特大地震的强烈损伤力，如今依然直立，说明羌碉是古羌建筑技艺上的伟大创举。现今，现代工匠中基本没有能够修复这项精湛技艺的人了。羌碉已经成为羌族的一个标志，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而羌碉修建技艺是羌族智慧的结晶，是我国民间建筑技术的奇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