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了隔绝匈奴与羌人的措施，并设护羌校尉等重要官职，以管理羌人事务。同时将归附的羌人大量内迁，使得羌人从地域上有东羌与西羌之分。进入中原的东羌与汉族交错而居，并从事农业生产，私有制也有一定发展，因此，在汉代东羌就基本上与汉族相互融合。而未进入中原的西羌人大部分散居于今甘肃、青海、黄河、湟水地区，其余则聚集在新疆塔里木南沿的诺羌等部落，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发羌、唐牦等部落，西南地区的牦牛羌、白马羌、参狼羌、青衣羌和冉駹羌等部落。王明珂在《羌在汉藏之间》中对“羌人带的萎缩原因：汉化、番化与夷化”进行分析，通过“汉代以后羌人概念的萎缩与重现”图片，形象地展示了羌族从南北朝至今两千年来的变迁。

在“羌人地带”中部，完全的“汉化”发生在四川西部的芦山、雅安一带（约当今雅安地区）。居于此地及西至康定之间的非汉族群，在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时被中原人称作“青衣羌”。公元前1世纪，汉朝在沈黎郡设了两个都尉：青衣都尉治理汉民，牦牛都尉治羌人。可见当时雅安、芦山一带住民，至少有部分已是中原编户之民了。唐代时，无论是为战争或是和平贸易，这儿都是唐朝与吐蕃往来的孔道。大量军民商贾来此经营、定居，如此使得这一带居民与汉人有更多的接触。在这样的接触中，汉人与非汉人群基本上相安共存。唐代在此设雅州卢山郡与黎州洪源郡，又在此两州各设二十余羁縻州，授非汉领袖为都督、刺史等官衔，任其世袭。唐武后时，曾计划以武力讨伐“雅州生羌”，以借道袭击吐蕃。但陈子昂反对此议，他的理由是“雅州边羌未尝一日为盗”。因此他认为用不着侵扰他们，而引起北方“西山诸羌”的叛乱。此种相安关系，应部分归功于当地的贸易孔道位置，汉与非汉都能从中各蒙其利。此种密切往来关系，也使得许多本地部族上层人物逐渐汉化。如当时邛崃附近有“三王蛮”，据《新唐书》记载，其为：“筰都夷、白马氐之遗种，杨、刘、郝三姓世为长，袭封王，号为三王部落。”可见，当时本地部分非汉土著头领已有了汉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