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木版年画起源较早，但由于我国民俗习惯，每到新春要换一幅新样年画，以迎祥祉，所以很少保存，传世者不多。又因过去文献资料中缺乏对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的叙述，故其创始年代已无从考证。不过若从北宋崇宁年间（1102)雕印的《陀罗尼经》和南宋绍定四年（1231)开雕的《碛砂版大藏经》来说，可知苏州雕版刷印技艺已有近千年历史了。降至明代，戏曲、小说插图版画盛行，苏州雕版刻印的小说插图，尚有不少保存下来。如万历年间(1573—1619)刊印的《历代史略词话》和天启年间(1621—1627)白玉堂刻本的《西汉演义》卷首之冠图，人物动作夸张，构图完整匀称，宛如年画形式，仅少套版印色而已。同时，流到国外的一幅《寿星图》，画南极老人怀抱如意一柄，手扶白鹿坐于磬石上，下有吕洞宾、韩湘子等“八仙”人物在拱手称庆。上题：“万历念五年仲秋吉旦”一行小字，传为苏州早期的佳制。此前还有一幅嘉靖十五年（1536)刻印的《皇明一统地理图》，虽然图上仅刻山川湖海，关口长城，但它出自年画作坊印行，当可作为苏州最早的年画形式之一。如此推断，苏州印制木版年画，最晚当在十六世纪初的明代中叶。

建筑 羌族筑屋造房通常在向阳、背风，有耕地和水源的高半山或河谷地带，由几户或几十户形成自然村寨。建筑大致分为碉楼与碉房两类。碉楼为防御型建筑，大多属古代建筑遗存，矗立于关口要隘或村寨附近及中心，以石或黄泥砌筑，外观雄伟，坚固实用。碉房也叫“庄房”，为居住用房。呈方形，分三层（也有两层和四层）。上层堆放粮食，中层住人，下层圈养牲畜。楼层之间用独木制作的锯齿状楼梯连接。房顶为平顶，可脱粒、晒粮、晾衣。房顶设有石龛，上置白石，为天神居所。中层楼内两端为卧室，中间为堂屋，堂屋内设火塘、神龛，是平时全家聚会、接待客人、欢庆歌舞以及举行祭祀的重要地方。

羌族对其先祖历经艰难困苦、不屈不挠的迁徙经历无比敬仰，这成为他们共同的心理积淀，构成其内心世界深层的情感因素，并形成该民族深层的文化记忆和审美经验的根源。羌族每逢重大祭祀活动和人生经历的重要关口（如冠礼、婚礼），均要由族长叙史，释比诵经，祭祀祖先。正如民间流传甚广的《羌戈大战》唱道：“羌人能安居乐业，是前人用血汗来换。凭了祖先的智慧，尔玛人的子孙才有了今天；凭了祖先的勇敢，尔玛人的子孙才居住在岷江两岸。”羌族人民用这种“长歌祭祖”的方式来缅怀先祖，教育子孙。

显然，在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州的城镇中，“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文化”是一项可分享、争取的资源，不只是因此产生的政府公职和较优厚的经济、文教、观光开发建设经费，也包括较优越的生育与子女就学机会。于是在此资源匮乏的整体环境中，城镇中“少数民族”此一领域，提供了一个相当可靠的、低风险的生存空间。以公职人员的薪水来说，他们的收入可能比不上许多勤奋致富的村寨农民。然而，村寨中的父母们却竞相将子女送入较好的学校就读，以期望子女未来能成为民族干部。这不只是因为村寨生活苦，他们希望下一代能脱离每天爬坡上下寨子的生活。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在追求最低风险的经济考量下，成为民族干部是一种较“经济”的生计方式。然而城镇中“少数民族干部”此一领域资源也相当有限，因此形成另一种资源分配与竞争场域。教育是进入此一场域的重要关口，因此如何将小孩送入城镇中的学校，特别是进入培养民族师资与干部的民族师范学校，成为羌族间一种激烈的竞争。每年暑假，许多羌族家长都在为孩子的就学奔走、请托。就此而言，城镇中的羌族自然占了许多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