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羌族地区发现了大量的古文化遗址和石棺葬。较为重要的考古遗址包括：汶川姜维城遗址、高坎遗址、理县箭山寨遗址、茂县营盘山遗址、波西遗址、白水寨遗址、下关子遗址、上关子遗址、沙乌都遗址等。石棺葬文化考古中，墓葬数量多，延续时代长，出土了大量随葬品，器物上广泛应用绳纹等纹饰。

羌绣图案的创作者是朴实的羌族人民。她们以质朴的心态，在创作中抒发自己内心的感受，气质朴、拙、稚、纯，具有民族原始艺术的基础品质。在岷江上游地区的石棺墓葬中出土的双耳罐上的漩涡纹与羌族传统服饰云云鞋上的云纹非常相似，羌绣中的飞蛾图案是羌人对生育崇拜的象征表现，羌族服装上的八结纹与石棺墓葬中出土的陶罐上的绳纹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作为羌族人民集体创作的艺术珍品，现在愈来愈多的学者们一致认为，羌绣的主体仍是由智慧的羌族人民所独创，其直接源头，便是远古时期的“绳纹”。这是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在陶器上最为常见的一种纹饰，由缠有绳子的工具在陶坯上拍印而成，其纹密排，绳结为印。学者们推测，结绳为纹，为羌绣最为原始的雏形。支持此观点的实证也较多，如在今黄河上游的广大地区，已被证明为古羌先祖所创的诸多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中，印有绳纹的陶器就大量出土，在汶川县姜维城古文化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的诸多陶器中，“陶器以泥质灰陶、灰褐陶、红褐陶为主，黑褐陶、红陶、橙红陶次之，央砂陶占一定比例，分夹粗砂和夹细砂两种，以夹石英石和片岩加工成的碎石粒粗砂类层多。陶器以素面为主，有一定数量泥质磨光陶；绳纹自始至终都占重要地位”，春秋时期的绳纹陶罐，在岷江上游的汶川、茂县、理县一带更是大量出土。而另一些学者在对羌绣原始图案的归纳与分折中，也找出不少类似“绳式”的图案：“追源溯根，从羌族图案中证实，到后来的回纹、锁子扣、链子扣、水波纹等是原始的绳纹的变形、演移和发展。”。著名考古学家郑德坤教授在其论著《四川古代文化史》中专章谈及岷江上游羌族地区石棺葬墓群中出土的年代最早的灰陶时，曾以为“此类灰陶之装饰，大体上观察不甚华丽，诸器之中，素器约居其半。其有装饰者简繁不一，图案技术均有可注意者。各式花纹之中，以绳纹为最普遍，多施于器皿之下部，高及肩颈之间，纹多直线平行，由上而下，集中于器底，系在陶土末干前用绳印成者；或参差不齐，或兼带平行沟纹，将绳纹分为数段，于是图案宛若编织物之模仿。”言明了羌人灰陶绳纹与手工编织物图案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嘉戎藏族刺绣、纺织品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中，其形制和纹样造型是经过千百年来的积累、提炼、创造并代代相传的一种传统式样，注重程式化的传承和发展。嘉戎藏族与古时的冉駹、嘉良、东女、哥邻、附国等部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文化呈现古老性、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因而在当今的嘉戎藏族中仍保留着大量古老原生文化形态和生命内涵。早在新石器时代，该区域就有人居住，岷江上游汶川、理县、马尔康等地先后都发现有多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其出土彩陶属西北马家窑文化类型，多粗绳纹陶，绳纹在纺织刺绣中也得到广泛应用。刺绣、纺织中的回纹和水纹都是原始绳纹的演绎和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深厚的民族文化根源。它所蕴涵的审美情感和精神意念通过艺术的审美语言，演绎成相对稳定的观念性、程式化符号，成为一种视觉语汇、一种稳定的民俗文化元素，具有恒定的文化意义。其传统的美学思想和文化，表现出深厚的历史文化沉淀，具有传承性的特点。

广西各地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出土以绳纹陶为主，同时伴出打制石器和磨光石器、蚌器、骨器等，如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和南宁豹子头贝丘遗址，属于早期遗址类型。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广西各地一些遗址出土的陶器，纹样起了变化，如全州显子塘遗址，出土陶器虽还有少量绳纹、而方格纹、水波纹、弦纹等几何纹陶明显增多。大新、灌阳、那坡等县同类型的遗址中，石器制作精致，出现穿孔、有肩、有段的石[石奔]、石斧、石刀、石镞和陶纺轮等器物、钦州那砺独料遗址出土有石铲、石锄、石磨盘、石磨棒等农耕石器和谷物加工工具，还出现男性崇拜物陶祖，证明这是以男子为中心的父系氏族公社阶段，出现了原始的农耕和纺织手工业。根据富川县鲤鱼山洞穴遗址试掘，几何印纹陶文化层在绳纹陶文化层之上。上述考古资料证明，广西几何印纹陶文化遗存是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文化类型。

在古代，楚越两大族群都聚居在长江以南广大地区，有的相邻，有的相杂。楚、越两大族群经常发生战争。从春秋时起，楚已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有着强大的力量，经常入侵越人居地。从周夷王时（公元前894年—公元前879年）起，至楚成王（公元前671年—公元前626年）两百多年间，古越人经常遭到楚人的攻打。公元前334年，越族群被楚人打垮，驱散了。他们流散到江南湖海之上。在战争的过程中，楚越文化也有所交流。从春秋至战国古墓所出土的文物，可以清楚地看到楚越文化遗物共存的现象。也就是说，在越人墓中既有越人的器物，也有楚人的器物；在楚人的墓中既有楚人的器物，同时又有越人的器物。吴铭生《从考古发现谈湖南古越族的概貌》一文曾指出：“春秋晚期从考古发现情况来看，在湘东北、湘中、湘南的遗址与墓葬中，都有楚、越文化遗物共存，如位于湘东北的平江瓮江遗址中，出土的绳纹夹砂陶片，有豆、罐、壶类，共存的又有米字形印纹硬陶；湘中的湘乡何家湾Ml既有越式鼎，伴出的还有楚式铜敦，其形制与当阳赵家湖甲类墓第四期敦相同；湘南的郴州高山背一座有头龛和窄坑的楚墓，随葬物中同样有楚、越义化遗物共存，既有楚式陶鬲，又有一件米字形印纹与方格纹组合纹饰的越式陶罐。”在广西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葬中同样也有楚、越文化遗物共存现象。民情风俗，楚、越也有不少相似或相同。《汉书•地理志》曾提到这一点：“粤（越）与楚接境，数相兼并，故民俗略同。”

广西几何印纹陶的几何纹样，按从五十多处遗址采集的标本分类，主要纹样有：绳纹、兰纹、夔纹、云纹、雷纹、回纹、网汉、回字网状纹、羽状纹、曲折纹、菱形纹、方格圆圈纹、编织纹、弦纹、水波纹、同心圆纹、方格纹、米字纹等。

四边形组合纹是黄梅挑花莲纹最主要的形式，黄梅人创造性地将莲纹拓展到更为复杂的团花结构中：通常以一个大八瓣莲为主，内挑小八瓣莲、卍字纹、绳纹、骨牌纹，在外部每两个花瓣之间生出或宝剑花、或蝴蝶、或莲蓬、或人物等图形（也有在每一瓣尖生出卍、缠枝花等纹），并向四周扩散，形成集植物花草、人物禽鸟、抽象几何为一体的纹样。

广西几何印纹陶的几何纹样，按从五十多处遗址采集的标本分类，主要纹样有：绳纹、兰纹、夔纹、云纹、雷纹、回纹、网纹、回字网状纹、羽状纹、曲折纹、菱形纹、方格园圈纹、编织纹、弦纹、水波纹、同心园纹、方格纹、米字纹等。这些纹样，依据桂林甑皮岩遗址和富川鲤鱼山遗址、钦州那砺独料遗址、平南石脚山遗址等采集的标本对比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不同时期：属于早期的有绳纹、兰纹、小方格纹、曲折纹、网纹、编织纹等；属于中期的有夔纹、云雷纹、回纹等；属于晚期的有方格纹、米字纹、弦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