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川地区汉晋羌人带上的北川地区，也是当时“冉駹”的一部分，在行政上属汶山郡，广柔县是此一地区中心。《华阳国志》中称，广柔有一地名为石纽，为大禹所生之地；“夷人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过逃其野中，不敢追，云谓禹神这是有关当地土著的最早记录。然而，这些被称作“夷”的土著，似乎与汉人同样信奉“大禹”。

晋代以来，大禹出生在汶山郡广柔（或石纽）此一历史记忆，不断地被处于西方华夏边缘的新华夏——蜀人所强调；他们共同祭祀当地的禹庙、大禹遗迹，并将这些写入地方志之中。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并非强调大禹是当地“蛮夷”的祖先，而是借着“大禹出生于此”，来洗刷本地的华夏边陲或“蛮夷之邦”特质。也就是说，近代之前“禹兴西羌”之华夏空间记忆是边地汉人宣称“华夏认同”的符号，也是被视为“蛮子”的人群借以遗忘本身非汉祖源的符号。在如此的历史记忆背景下，在上世纪初，整个汉代“汶山郡”可能包括的地方，如当今北川、汶川、茂县、理县等地，都有“刳儿坪”、“石纽”或大禹出生地之类的古迹。而所有

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许多历史学者随国民政府迁往四川。在此时此地，大禹与西羌的关系成为一个研究焦点。“禹生于石纽”、“大禹兴于西羌”以及“夏民族起源于四川”等等之说勃然而兴。虽然学者皆认为大禹出生的“石纽”或“汶山郡”在北川或岷江上游的汶川，而当时这些地区的山居土著在文献中都被称作“羌”或“羌民”，但却少若学者因此深入研究大禹和羌民的关系。这是由于虽然讨论大禹和羌人的关系成一时风尚，但重点并非大禹和当时川西北“羌民”的关联，而是华夏的“起源”问题。在对日战争的挫折中，借着“华夏起源于四川”的历史想像，中国知识分子隐喻民族之复兴也可寄望于此。

在羌族的祖先崇拜中，大禹是深受羌民崇信的主要神灵之一。在羌族的许多地区，以大禹出生为主要内容的遗迹和传说，流传甚广，特别是今天北川县禹里羌族乡一带更为集中。主要传说有大禹在“石纽投胎”，以及“血石的来历"、“禹穴的来历”等。另外，在汶川、理县、松潘等地区的羌族民间，也都存在着类似的传说和遗迹。在羌族的思想观念中，大禹的遗迹尤其是石纽（大禹投胎之地）被认为是最圣洁的地方。羌民在远行的时候，带上这里的泥土，据说可以保佑平安。还有人认为，血石、禹穴等大禹遗迹具有生育的作用。每当妇女不孕时，在禹穴坐一坐或者捡一块血石都能使妇女怀孕，这种习俗至今还在流传。遇到旱涝灾害时，羌民要在释比的主持下，祈求禹王消灾免难，保佑万事平安。大禹遗迹被羌族视为神圣之地，具有崇高的宗教地位。

同时，古羌人是汉族前身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国语·晋语》有云：“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姜姓部落联盟不断扩张壮大，大举东进。"阪泉氏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路史》）相传，蚩尤作五兵(器），即戈、矛、戟、酋矛、夷矛。这些金属兵器的制作表现出他们卓越的制造才能，所以后世把蚩尤奉为主兵之神。至于夏禹，也有史料传说他是羌人的后裔。自汉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至晋500年间的许多文献，都说禹生于西羌石纽，是西羌（夷）人。所以，有学者据此认为“夏王朝的主要部族是羌（人）”。

首先，我们必须回顾汉人历史记忆中，“大禹”与“羌”之间的关联。在战国至汉代，在部分华夏知识分子间，便有“禹西夷之人”或“禹生于西羌”的说法。战国思想家们以这社会历史记忆作为一种极端的例子，以说明圣人之所以为圣，在于其事功，而不在于其出生何处或出生于何种社会背景。至于“禹生于西羌”是否为历史事实，对他们而言并不重要。但对于汉晋时期居于蜀的华夏知识分子，这便非常重要了。由于乡土认同，他们开始认真地将大禹出生于蜀之“西羌”，建构为一“历史事实”。晋代常璩所著《华阳国志》中，对“禹生于西羌”有更详细的描述。据此书记载：汶山郡广柔地区有个地方称“石纽”，“夷人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过逃其野中，不敢追，云畏禹神”。这个地方，在更晚的文献中就成了禹母生大禹的“刳儿坪”。我们不清楚，晋代蜀地的“夷人”是否真的祭祀大禹。然而，上世纪前半叶，至少在较汉化的北川地区，由于被称为“蛮子”的村寨人群都自称“汉人”，所以他们也祭禹王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