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由都江堰市（灌县）过青城大桥入山，车行约一小时便到达汶川县南端的漩口与映秀镇。映秀旧有娘子关。许多羌族人都认为，过去映秀与漩口都是羌族分布的地方，但目前这两地的居民绝大多数都是汉族。由此沿岷江北行，约一个半小时车程即到达汶川的绵篪乡。这儿号称是“西羌第一村”——阿坝州最南端的羌族村寨在此。汶川旧县城在绵篪、羌锋一带，清代的瓦寺土司在附近镇守。今之汶川县城——威州镇，还在北去车行半小时之处。汶川县城是羌族的文教中心，威州民族师范学校与阿坝师范专科学校都在此。因此威州镇也是羌族历史、文化的重要本土研究与推广中心之一。

绵篪古镇已有2100多年的建镇历史。明宣德七年建城，现存西南一段墙体约300多米，高4.1米。《史记》称“禹兴于两羌。”传说大禹诞生于距离汶川县城不远的绵箎的石纽山刳儿坪。城内有禹王宫，于右任为之题字“明德远矣”，足可见这里是一方文风浓郁的灵秀之地。现绵篪为羌族聚居民族乡，所辖羌锋寨位于岷江河畔，该寨又名“簇头村”，“簇头”即“箭头”之意。《明史•四川土司》称穆宗隆庆元年（1568年）“移马厚墩于簇头，筑城，置堡官。”该寨沿山而建，在苹果树丛中碉楼错落有致，曲折的巷道相连，房背户户可通，流淌的溪水环绕着每户人家。进入寨子需要过一条小溪，1991年我们到羌锋寨采风，就从这里进入寨子。寨中保留了羌族标志性建筑——28米高的碉楼。20世纪90年代中期，费孝通先生为之题字“西羌第一村”，以示这里较好地保存了羌族文化和古朴的民族风情，是进入该羌族地区的门户。但是，2008年的“5•12”大地震使碉楼倒塌了5米。

汶川县有汉族、羌族、藏族与回族。据1985年的人口统计，汉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61.88%，羌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6.18%，藏族约占11%，回族仅占0.8%。目前羌族人口可能已占汶川总人口的40%。由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推行，1980年代以来愈来愈多的地方干部与公职人员由少数民族担任，使得汶川俨然成为以羌族为主体的地方。事实上，羌族主要分布在县北，岷江、杂谷脑河及其支流沿岸的龙溪、克枯、雁门、绵篪等地，是汶川羌族村寨的主要分布地。这些地区的羌族，更因为长久以来接近汉人地区，受汉文化影响相当深。目前绝大部分岷江东岸的村寨居民，已普遍将汉语当作母语，本土语言消失殆尽。

现在羌族民众普遍都以“尔玛”等同于“羌族”。大多数城镇羌族知识分子，都以川西汉语方言将这词念作“尔玛”，不论他们原来“乡谈话”中是念作“日麦”、“玛”、“莫儿”或“尔昧”。“尔玛”普遍在各种场合代表羌族，如羌族地区出产的一种酒被取名为“尔玛酒”，介绍羌族民俗的文献被题名为“尔玛风情”。而且，所有羌族人都知道“尔玛”的人群地理范围：南至汶川的绵篪，西至理县东部与茂县赤不苏，北到松潘的镇江关、小姓沟一带，东到北川。至于过去狭隘的“尔玛”观念，则被人们视为昨日之非。岷江上游羌族如今普遍认为过去因知识浅薄以及交通不发达，所以才以为“尔玛”只是一小撮人群。北川的羌族则认为，因过去的民族歧视，所以他们都以为自己是汉人，忘了或不愿承认自己是“尔玛”。然而许多人也承认，在过去他们没听过“羌族”，如一位茂县永和沟的老人说：“羌族，事实上都是他们安的；羌族、藏族、彝族，我们这些人安不来这些姓名，只晓得莫儿。”以下这位北川青片乡上五寨人的一段话，更道出民族识别在基层民间的情形。他说：

以上罗世泽版本中“尔玛”九弟兄分驻的范围，也透露一些重要讯息。它除了正好包括当前五个有羌族分布的县（松潘、茂县、汶川、理县、北川）外，还包括黑水、映秀、灌县、绵篪等地。其中绵篪是汶川的旧县城所在。黑水，由于当地主要族群的语言，在语言学分类上被认为是“羌语”，因此在这种语言学常识普及后，羌族知识分子多认为黑水人应该是羌族。娘子关（映秀）与灌县，则是在当前羌族知识分子的“历史知识”中，过去应为羌族分布的地区。此种“历史知识”的渊源之一，便是端公唱词中所建构的知识，如唱词中常提及的，娘子关与灌县的“寨子”与“寨首”以及过去羌族曾打到这些地方等等之记忆。因此，罗世泽所称羌族“九弟兄”立寨的范围，也就是1980年代以来，羌族知识分子集其民族、语言与历史知识所建构的“羌族”范围。也因此，这个”羌戈大战”及其中的“九弟兄故事”，是目前羌族知识分子中最流行的一个版本。1980年代以来，许多羌族人皆认为灌口二郎神是羌族，其父，秦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自然也被当作羌族。这些都让他们视灌县为古羌人之地。道教传说中，位于灌县的“烁罗鬼国”，近年来被部分羌族知识分子认为是羌人的“烁罗古国”，他们还为此组织研究会。

在另一种经文《必格纽》中，雁门的端公先唱天神木比帮助“羌人”打败戈人，而后“羌人”迁居各地安居的经过。为了谢天神，经文颂道，“乐善寨首”往南去买猪敬神。在经文中，他沿岷江而下，经雁门、威州、绵篪、娘子岭（映秀）、灌县、郫县、成都等地，这些地方的“寨首”都请他代为买猪。最后他向成都寨主“珍美基”买得了猪。经文中所称的“寨首”或“寨主”，事实上便是各地的地盘神。现在我们已不容易知道，这里面有多少寨神便是它本土的寨神，有多少只是雁门端公的想像与创造。然而至少各方受邀神祇或沿途“寨首”的地理分布代表这些有知识的端公心目中与自身较亲近的人群范围，或代表他们心目中一层层地理远近、关系亲疏不同的外在世界。显然，这样有远近、亲疏关系的人群是沿岷江河分布的，这也就是一层层汉化程度不同的人群。经文《必格纽》中提到的“冉駹府”与“汶山郡”，显示出创作这经文的端公具有一些汉文古籍中的知识。“往成都去买猪敬神”，也隐喻着这些端公们在文化与族群认同上，特别注意“我族”与南方的或汉文化世界间的关系。

首先，汉人被分为两种：土著汉人与客籍汉人。客籍汉人，本资料记载，以“安岳、绵竹、灌县、北川、安县等地人为多”，他们“多营商业，间以手工为业”。这些人是由外移入的汉人，较无疑问。资料中称土著汉人“质朴、怠惰，多务业农”，原文并有“浑厚”、“性喜洁”等语，后来被编撰者删去。当今只有绵篪以南有汉人的农村聚落；绵篪及自此以北的汶川、茂县农民，皆为羌族或藏族。而且，在第四章中我曾提及，老实、质朴与洁净，都是当今许多羌族自我宣称与展现的本质特征。

端公对“外界”的知识，其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便是对周遭诸寨神、山神的认识。他们在作法事时，常需演唱经文，将附近各寨、各沟、各地的寨神或山神都请来受祀。端公之外的村寨长者，也经常在主持祭典时唱“开坛词”，但他们请神的范围，一般只围绕在本寨、本沟附近。相较而言，端公请神的范围要远得多。这个受邀神明的分布范围，可说是他们心目中较亲近的或有往来互动的人群地域；邀请“他方”神明，也表示知道并尊重各方人群的资源与势力范围。我们以汶川县雁门乡端公的口述经文《息》与《蔑》来看，受邀的各地寨神、山神，主要密集分布在北到茂县之凤仪（今茂县县城附近），南到汶川绵篪的岷江主道之间。此外几个零星的神祇居于北方的松潘，西方的理县薛城、通化与茂县东方的土门。这个受邀诸神分布之核心区（由茂县凤仪到汶川绵篪），事实上便是当今较汉化羌族的分布区。受邀诸神分布之外围边缘，松潘、通化与绵篪，大致也是当今羌族分布的北方、西方与南方极限。此请神的空间范围，表现了这些端公心目中一个熟悉世界的范围或者“我族”分布的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北方的松潘，西方的通化、薛城与南方的绵篪，都是本地历史悠久的中原驻军关隘重镇所在；松潘、薛城的西方与北方，都是所谓“生番”之地，绵篪以南则是“汉地”。因此，在《息》与《蔑》之中，端公请神到这些地方为止，也表露端公心目中这个较熟悉的、在某种秩序中的人群特质，汉人文化与政治权力所维系的政治文化秩序，毫无疑问是这个地域人群的特质之一。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是“汉人”。因此，他们心目中完整的汉区（如东面的北川，与绵篪以南）以及汉化影响较浅的地区人群（如黑水河流域各村寨人群），都被排除在此一人群范围之外。

前面所提及的经文《必格纽》“乐善寨首”往南到成都去买猪，这经文中已有“英雄游历”的意味了。20世纪前半叶，在流传的民间故事与端公经文中，更有一些述说“英雄征程”的叙事。灌县，在这些叙事中，则是本地人曾攻打过的地方。一部流传甚广的端公经文《赤吉格补》，述说一个松潘的孤儿——赤吉，曾率羌兵打到灌县、成都。在这一部经文中，赤吉率兵由松潘而下，经过宗渠、石鼓、南兴、木托、汶川、绵篪、娘子关、灌县等地，都与各地“寨首”有些接触；赤吉解释出兵缘由，因而未被阻拦。这个路线，也就是端公请各地寨神的路线。经文中描述英雄过“灌县”（六谷多）的情形为：“瞬间来到六谷多，西门原是蛮城地，兵马到达寨首惊，忙问赤吉欲何往，何故兴师到此间。赤吉耐心说缘由，兵马到此无别事，报仇开到川西坝。”然后，赤吉到了川西坝的“郫县”（国涅比亚街），便与当地寨主打了起来。此经文中，在“灌县”，与上游其他地方一样，赤吉可以经由解说出兵缘由而得通过。并且，经文中说灌县“西门本是蛮城地”。这些都显示，在这个英雄征程历史中，灌县是“我族”分布的边缘。三龙沟中流传的“路育支”英雄故事，此英雄也曾打到灌县，然后回转来到牛尾巴与三龙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