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族建筑以碉楼为代表，体现了博大壮丽之美。原来作为军事防御工事的碉楼，往往都是建在山顶或险要关隘上，气势雄峻威武，高低错落有致，气势非凡。碉楼作为居住文化、宗教文化、军事文化的融合体，如今已经逐渐从军事防御用途演变为民用，甚至已经没有什么实际用途，而仅仅具有一种图腾象征意义。但无可否认的是，由一块块碎石垒砌而成的碉楼雄浑壮观、气势凛然，犹如英雄的脊梁，仍然是羌民族精神的代表，是羌文化的重要地标。

羌族是一个智慧勇敢的民族，有着悠久辉煌的历史文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羌族形成了多种建筑类型，包括民居、碉楼、官寨、寺庙、桥梁、栈道、关隘等，这些建筑类型体现了羌族悠久的建造历史和独特的砌筑工艺。其中碉楼是羌族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其不仅展现了羌族人民精湛的建筑技艺，而且“还生动地记录并反映出羌族人民在民族迁徙、文化交流、建筑技艺、生产方式、社会环境、历史事件等方面的各种信息，在羌族历史文化中占有很高的地位”。

端公对“外界”的知识，其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便是对周遭诸寨神、山神的认识。他们在作法事时，常需演唱经文，将附近各寨、各沟、各地的寨神或山神都请来受祀。端公之外的村寨长者，也经常在主持祭典时唱“开坛词”，但他们请神的范围，一般只围绕在本寨、本沟附近。相较而言，端公请神的范围要远得多。这个受邀神明的分布范围，可说是他们心目中较亲近的或有往来互动的人群地域；邀请“他方”神明，也表示知道并尊重各方人群的资源与势力范围。我们以汶川县雁门乡端公的口述经文《息》与《蔑》来看，受邀的各地寨神、山神，主要密集分布在北到茂县之凤仪（今茂县县城附近），南到汶川绵篪的岷江主道之间。此外几个零星的神祇居于北方的松潘，西方的理县薛城、通化与茂县东方的土门。这个受邀诸神分布之核心区（由茂县凤仪到汶川绵篪），事实上便是当今较汉化羌族的分布区。受邀诸神分布之外围边缘，松潘、通化与绵篪，大致也是当今羌族分布的北方、西方与南方极限。此请神的空间范围，表现了这些端公心目中一个熟悉世界的范围或者“我族”分布的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北方的松潘，西方的通化、薛城与南方的绵篪，都是本地历史悠久的中原驻军关隘重镇所在；松潘、薛城的西方与北方，都是所谓“生番”之地，绵篪以南则是“汉地”。因此，在《息》与《蔑》之中，端公请神到这些地方为止，也表露端公心目中这个较熟悉的、在某种秩序中的人群特质，汉人文化与政治权力所维系的政治文化秩序，毫无疑问是这个地域人群的特质之一。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是“汉人”。因此，他们心目中完整的汉区（如东面的北川，与绵篪以南）以及汉化影响较浅的地区人群（如黑水河流域各村寨人群），都被排除在此一人群范围之外。

据老辈画师说，杨柳青人自清乾隆年间，即有随军赴新疆贩运经商者，即所谓“赶大营”。杨柳青年画因之也行销西北及新疆各地。至同光间，人数大增，亦有在当地落户的，形成杨柳青人之“侨乡”。据说此《新疆全图》，即为一位“赶大营”的画师所绘。《图》与一般地图不同，它以山川形体，宛转盘桓，以示行程和地域方位。亦由于印版老旧，线条及字迹，多难识别。图右画一巨型关隘，标名“嘉峪关”。所经之地有安西、有敦煌等等。中上部可寻见乌鲁木齐字样。图左亦画一巨型关隘，标名为“绥定城”。城关上有大旗一面，上书“金将军”三字。按，新疆古称西域。汉置西域都护。唐时分属北庭、安西两都护府。至清，设有伊犁将军府。光绪十年建置为新疆省。今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绥定城”，今为水定镇，属霍城县。当时为伊犁将军府所在地。故图画为巨型关隘。“金将军”，据《清史稿•疆臣年表》，“光绪二年丙子”有：“荣全，十月乙卯召金顺伊犁将军”之记载。说明是年十月召金顺接替荣全为伊犁将军。《年表》至“光绪十一年乙酉”有：“金顺，八月庚午召锡纶署伊犁将军”，说明是年八月金顺去职，由锡纶暂代伊犁将军。转年八月实任者色楞额到职，锡纶离去。自色楞额接任，至清帝逊位，再无“金将军”。金顺，《清史稿》有传。光绪十一年因“军标哗变”而被劾，召之回京。至肃州，即病卒。此《新疆全图》当绘刻于光绪十一年以前金顺任伊犁将军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