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那会儿，我们日子过得确实苦，也是哪里需要教活儿的我们就去哪里，其他时间我们就摆地摊儿。当时不让摆地摊儿，我们只好东躲西藏，城管来了人家都跑，我们不知道跑就被逮着。那段日子我心里面就很难过，想着这点手艺连吃饭都吃不上，怎么办呢？于是我一边在自己家做活儿，为街坊邻居做点活儿，谁想学我就教谁，一边也给城里的厂子做绣活儿。但当时很多厂子都倒闭了，所以接的活儿也不多。倒闭的原因主要是活儿不行了，做得乱七八糟，厂子里压了好多货，资金周转不过来。我记得当时白纸坊的张师傅，做得多好啊，结果后来做得东西都不行，厂子也不行了。还有，我和一个孟师傅一起带徒弟做绣工，结果孟师傅的活做得不到位，让人家全剪了，他回去就哭。所以说，不管什么时候做活儿、配色，都得到位。

公爹对我很耐心，把他知道的都传授给我，真是掰开了揉碎了，一点一点地教给我。给我讲配线、规格，都是口传，都得记在心里。因为每次做的图案不一样，技法、绣法也不一样。从京绣的图案、纹样到规矩、讲究，从手眼针法到针工绣品，我公爹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在他的严格要求下，我每天勤练京绣基本功、熟练掌握各种针法、按要求做好每一个细节，经过近三年的学习，我的技法就得到了公爹的认可。从1975年开始，我就跟着公爹为市内各京绣厂做绣活。我第一次绣的是一串葡萄（京绣作品），当时是给一个厂子做的。就这样，在做中学，学中做，慢慢积累经验。我公爹经常分析各种图案的特点给我听，将京绣技法的关键点传授给我。那儿用什么针法，用什么线。这些都得用心领会、用心思考。十个绣工做一个图案，就会有十个样子。我的手艺和公爹相比肯定有差距，但精华我都学了，怎么提神、怎么到位，核心就是做活的心态。

作为一门手工艺，古代社会都是师傅传徒弟，口传身授，代代相传。在京绣中，一些20世纪早期开始学习京绣的老师傅，现在多处于风烛残年的生存状态中，眼花手抖已做不了刺绣了。举例来说：原北京燕都刺绣厂的段文荣师傅，2006年我们去采访他时已是84岁高龄。在他当年学徒的时候，一起学京绣的同门大约有十几个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各自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岗位，真正从事刺绣行业的仅有他和他的师弟两人。段师傅在刺绣厂时主要负责制版，算是带了一批学徒，原北京燕都刺绣厂的厂长陈冰就是段师傅一手带岀来的徒弟，学国画出身的陈厂长，在刺绣厂做了几十年的制版活，几十年的工作经历使陈厂长对于京绣的图案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和体会。再问及陈厂长是否有徒弟时，陈厂长苦笑着说：“厂子都要维持不下去了，哪里还带徒弟啊？”

公爹去世以后，传承京绣手艺的任务就成为我人生的重心。1977之前，我们是农民，要搞副业政策是不允许的。1977年开始，政策允许农村搞副业，于是我在1979年开始在房山区河北镇带第一批徒弟，当时是在厂子里。第一批学员开始来了很多人，但后来大多数都没坚持下来。学京绣吃不了苦可不行。我记得当时有的姑娘坐不住，有吐的、有脑袋疼的，可把我愁坏了，我就想100个人里只要有一个学出来就算成功，结果没有，我心里很难过。我也知道学这个苦，我就是这么过来的。学这个夏不扇扇，冬不生火，因为扇扇子、生火就会让丝线毛了。除了这些，还得身体好，还得跟自己较劲。但没办法，京绣这个活儿“三年零一节”才能学出来，大家都得吃饭，都得为生计奔波，坚持不了就做不了。第一次带徒弟就这样失败了。1979年，燕都刺绣厂成立，我被聘为刺绣厂专绣样品的绣娘，也算有个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