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翔境内名胜古迹颇多。人们乐道凤翔有三绝：“东湖柳、西凤酒、女人手”。东湖柳，是凤翔八景之一——“东湖览胜”的象征称呼。东湖古称“饮凤池”，位于凤翔县城东南，是陕西历史悠久的人文风景区之一。它是我国古代文学家苏轼在宋嘉佑七年（1062年），任凤翔府签书判官时，藉“饮凤池”，挖掘疏浚，扩池而成，并因地处城东取名东湖。东湖距今已近千年历史，有亭、台、楼、阁、轩等明清式仿古建筑三十多处，并有众多造型奇异的各类树木错落其中，与饮凤池水掩映成趣。东湖景区内现有“凌虚眺远、岸柳飞雪、石璃吐甘、沧浪瀑布、凿桥观鱼、断桥叙文、喜雨怀苏、洗砚直谋、君子吊古，苏祠仰容”等三十多个景观。除此而外，还有保存完整的苏公诗画，历代名人诗作，唐代画家王维、吴道子的名画真迹石刻等艺术作品。整体上既具有布局完整、精巧雅致的江南园林特色，又具有先秦风物以及宋代风貌的鲜明特色和重要的历史、风景、文物、艺术、科学、旅游价值，堪称我国北方古典园林的优秀代表，近年来开发成凤翔颇具盛名的旅游区。

洋风姑苏版的分工情况，可以从部分作品上的落款加以分析。丁亮先“货卖西洋画”的记载以及流传的“姑苏版”作品，《元夕图》“桃坞陈仁柔”的落款以及《苏州景·新造万年桥》画面边缘“陈仁柔发行”的字样，都说明洋风姑苏版的画商同时也是绘稿人。由于市场的缘故，可能也有邀请名人出稿题字的情况。由于没有刻工与印工的记录，因此尚不清楚绘稿人是否也参与刻印。但就目前所能看到的资料，传统版画的绘稿人如陈老莲、萧云从，以及后来的钱慧安等，并没有在起稿时发挥版画印制的特性，都是以绘画的习惯在起稿，而之后的印制，也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绘画的效果为目的。这一点在现代荣宝斋复制传统水墨画的木版水印技术中体现得较为充分。

苏州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而且许多遗存弥足珍贵，亟需抢救。我曾在苏州市文化部门任职12年，其间，搭建平台，发挥老同志和专家的作用，组织抢救、整理、研究、编撰，出版了一大批珍贵的文化资料。我经手出版的主要书目包括：《苏州戏曲志》、《苏州文化丛书》、《苏州历史名人丛书》、《中国昆曲论坛》、《吴歌遗产集粹》、《中国吴歌论坛》、《苏州传统礼仪节令》、《苏州民间故事大全》、《苏州民间器乐曲集成》、《苏州民间舞蹈志》、《苏州古版画》、《苏剧遗产集粹》、《苏州评弹书目库》、《苏州昆曲原真性研究丛书》、《苏州古城保护图典》等，约四十余种，三千余万宇。由于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在这一时期，涉及苏州文化遗产的著作颇丰，形成高潮，这是政府和社会重视抢救保护文化遗产的形势所趋，也是苏州文化人的一种文化自觉，有些项目甚至是老专家们的毕生心血。

李英华的《中国古代织绣艺术》和王欣的《中国古代刺绣》都从理论上系统介绍了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清代的刺绣工艺；李宏复的《中国刺绣文化解读》和李友友、张静娟的《中国民俗传承：刺绣》则着重从民间艺术角度介绍了我国各个地区的刺绣艺术；邵晓琤编著的《巾国刺绣鉴赏宝典》除了介绍各时期的精品刺绣、名家名绣、民族刺绣、民间刺绣，还对刺绣的源流、名人逸事、名绣特色加以讨论，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刺绣艺术鉴赏宝典；章建军的《中国传统刺绣与现代“乱针绣”》和贝虹的《刺绣工艺与民俗文化的传承》更是从“刺绣艺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利用”这一角度引发了人们的思考，为后来人的继续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2、常州传统文化与艺术内涵和旅游商品有机的结合，可以提高旅游商品的档次，引导消费者需求向更高层次发展。在旅游商品中融入常州传统文化与艺术内涵会增加商品的精神功能，为消费者提供了较高层次的需求，这在营销学中叫创造需要。例如“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表”就是设计者把手表的计时功能与审美、纪念、收藏等精神功能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又如：喝茶一般只能解渴，但加上茶道，就是物质与文化共享了。常州作为一座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历代名人辈出，如：瞿秋白、刘海粟、张太雷、华罗庚等，在他们的诞辰日我们也可以开发出此类旅游商品。溧阳天目湖的茶叶也可以加上茶道成为艺术商品。

图分两部分。左边画『魁星点斗』，取意考试必中第一。右三方禽鸟：上方画一对鹌鹑；中画一对鸳鸯，上题『介石老人写』；下画两只飞燕，嬉戏于绿柳红杏之间。其画皆以没骨彩色写就，实不多见。右边画一渔翁持竿，取意不慕功名。然后是三方古代名人：上方画太白醉酒于梧桐树下，一童子搀扶；中画唐代诗人孟浩然『踏雪寻梅』；下方图题『石上题诗扫绿苔』，乃宋代画家米芾爱石之意。

凤翔世兴画局年画中的秦琼、敬德造型，除多半以侧身造像和绝对的对称外，也同样以五短身材的夸张手法设计。在线的运用和分布上略不同于方弼、方相，其用线略见粗沉，常用拉长、粗壮、流畅而奔放的手法表现人物的外在美，整个人物呈以概括的线条结构，以局部之疏而衬托另外部分之密，既有大疏且有大密，形成以团块衬托团块的格局，这样在填色和套色时，使画面形成大块大块色彩对比强烈的特点。在《方弼、方相》对线的应用达到极致后，又采用较概括的线条结构，套色画出现大团块的视觉效果，来体现人物的气势，将《上朝秦琼、上朝敬德》和《加官进爵、加官进禄》的两组人物加以比较，加官进爵、加官进禄以一种沉稳的线条结构处理，稍带动感，使线条表现为垂沉而又飘动，线条微粗，使得面部沉稳、祥和、庄重。以线刻画出人物的外形特征和内心境界，使人感到画面艳而不乱。这对人物除脸均显福态外，更增加了眉际和面像的英气之感，使人观之更美，这是凤翔木版年画中文门神的特点。文门神的身形不比秦琼那么粗壮、略显微瘦，而更显俊气。对天官手的画法也略有区别，更显细、长、润、嫩，更好看，更得体。世兴画局的年画中有一对《雄鹰镇宅、锦上添花》，是邰家现存最古老的明代原版，作者对两幅画的创意依稀可见。其雄鹰镇宅粗线，形态、高大、气宇轩昂，被中央美院薄松年教授称为“宛如明代画鹰名家林良的墨鹰”，这块版背面便是“锦上添花”，这两幅年画从造型上，一幅粗犷，一幅细秀；一幅气势雄悍，一幅柔和秀丽；一幅墨色大块，一幅花繁似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达到和谐完美，这也是西北民间最受欢迎的双中堂画，常于年节挂于民间中厅（客厅）中间。陕西、甘肃、青海一带大户人家对正厅挂中堂很讲究，对一般人家挂不起名人画的，就选用木版印刷的中堂名人画。还有钟馗、财神等各地均有不同。世兴局的四幅镇宅神判，在其它几家年画产地均为少见，全为一色朱砂所印。

明清之际，很多有才学的中国人东渡日本，其中不乏画家及各类工艺匠人。例如僧人隐元及其弟子们在日本开辟的黄檗文化，就涉及到很多艺术家。隐元还带去了一批他自己收集的名家字画，木宫泰彦甚至比喻说“黄檗山等简直成了明清名人书画的美术馆。”隐元和他的弟子本身也擅长绘画，甚至在17世纪后半期到18世纪前期的长崎，发展出“黄檗画像”的肖像画风格。当时赴日有绘画才能的人当然不止隐元一家，据彭城百川《元明清书画人名录》、荒木一《续长崎画人传》的记载，清代到日本的中国画家有120多人。另据木宫泰彦所述，“从承应（1652-1654）到宽文（1661-1672）年间有陈贤（随从隐元来日，长于水墨佛画），陈元兴（曾参谒木庵，主要描绘黄檗宗各僧人的顶相），陈清斋（广泽一湖就是他的门人）等人入籍；享保（1716-1735）年间有伊孚九、沈南苹、高钧（沈南苹弟子）、高乾军（同上）、郑培（同上）、费汉源（他的门下有杨君山、打桥竹云）等人来日；延享（1744-1747）年间有诸葛晋（南苹派画家，江户的清水静斋因欣慕他的画风，改名为诸葛监）；宝历（1751-1763）年间有宋紫岩（长于着色花卉、翎毛，江户画家楠木雪溪学习他的画风，改名宋紫石）；安永（1772-1780）年间有方西园（善画水墨花卉、翎毛，文晁、华山也学习他的笔意）、程赤城；天明（1781-1788）年间有李用云、张秋谷、费晴湖；文化（1804-1817）年间有孟涵九、江稼圃（门下有游龙梅泉、铁翁、木下逸云等人，他和伊孚九、费汉源、张秋谷三人合称为舶来四大家）、江艺阁；文政（1818-1829）年间有陆云鸿、朱柳桥；天保(1830-1843）年间有陈逸舟、华昆田；弘化（1844-1847）年间有颜毫生；文久（1861-1863）年间有徐雨亭、王克三等人相继来日，给日本画界以极大的影响，事见德川时代的画史、画论、随笔、文集中……”在这些东渡日本的中国画家中，对日本画坛影响最大的是山水画家伊孚九和花鸟画家沈铨。伊孚九长于南宗山水画，风致清雅，享保五年（1720）前往日本，教导了清水逸、池大雅、与谢芜村等数位画家，促进了日本南宗画的发展。沈铨（南苹）擅长花鸟走兽，勾勒工致精细，渲染浓丽脱俗。享保十六年（1731）十二月初三日，沈铨率高钧、郑培、高乾等弟子随37号南京船赴日本，在长崎逗留两年。期间将画法亲传与日本画家熊代肃江（熊斐）。熊代肃江又培养出宋紫石、鹤亭、黑川龙玉、熊斐文、真村芦江、诸葛监、森兰斋、建部凌岱等诸多画家，称为日本的“南苹画派”。沈铨回国后，仍有作品传往日本。

苏州桃花坞，位于古城的西北隅，街长648米，东起巍峨庄严的报恩寺塔（一名北寺塔），西抵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言“红尘中一二等富贵之地”的阊门。早在唐宋时就极为著名，曾遍植桃树，人们游春赏花于此，春风一吹，灿如云锦，颇有桃花源意境，且胜迹尽多，名人辈出。然而，历尽沧桑，几经劫难，桃花盛景不再，只留“小桥、流水、人家”的水城风貌，似是一条寻常巷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