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自称“毕兹卡”、“密基卡”或“贝锦卡”，意为“土生土长的人”。历史上，土家族先民被称为“蛮”或“夷”。宋代以前，居住在武陵地区的土家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一起，被称为“武陵蛮”或“五溪蛮”，发展到唐代末五代后，土家族已逐步形成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共同文化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开始成为一个单一的民族。

据学者研究，土家族是以巴人为主体，在融合了其他许多族类以后形成的一个人们共同体，有着悠久的历史。《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其属有濮、寅、苴、共、奴、夷、镶、自蜑之蛮。”说明土家族的先民是一个多部落统一体的古代巴人。《后汉书》中有土家族祖先廪君的记载：“……廪君死，魂魄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樊绰《蛮书》卷十说：“巴中有大宗，廪君之后也……巴氏祭其祖，击鼓而祭，白虎之后也。”可见，从西汉初年到唐代，巴人或自称为“白虎夷”，或“虎子”“虎蛮”。史料记载巴子国在先秦时期就用桑、麻、丝等向中原王朝进贡。夏禹王会盟各方诸侯的记载：“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说明了远在4000多年前，帛已作为贡品并记入史料，也反映了巴蜀地区的纺织业已有较高水平。“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即巴子国），其地东至鱼复，西至焚道，北接汉中，南接黔涪。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亡……皆纳贡之。”可见，作为土家先民的古代巴人，除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善于纺织，其桑蚕、麻亡皆作为贡品。1988年，在苗儿滩拿卡毕商周时期文化遗址、里耶麦茶战国古墓群中连续发现陶纺轮及纺织纹陶片。2006年3月，湘西州文物处在龙山华塘龙凤融城工地，铧口丘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中发现一件距今3000多年的纺织工具——陶纺轮。从这些具有古代纺织业标志的历史文物来看，早在3000年前，龙山捞车河一带的纺织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可见，土家织锦的渊源至迟可追溯至巴人时代。

土家族历史源远流长，但又扑朔迷离。1955年中央民委委托原中央民院的潘光旦教授，对土家族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并撰写了《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等论著，认为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一部分后裔。”这一观点也是长期以来被大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但在具体的探讨过程中，又有一系列重大疑团以此难以解释，因而，关于土家族的起源等问题，众说纷纭，主要有“巴人说”、“乌蛮说”、“土著说”以及“三说并存”等说法。这种局面并未最终解决土家人族源问题，特别是对以酉水流域为中心的土家聚居区的土家人而言，这些说法与历史及现实均不太相符。如“廪君之巴人”说，在湘西北的土家族民俗中就自相矛盾；而“乌蛮”说既证据不足，更有牵强附会之嫌，至于“土著”说，仍有许多重要事件说不清楚，史籍也没有直接的记载。严学窘先生是新中国最早深入酉水流域研究土家族的学者，1952年他在《湖南龙山土家族初步调查报告》中就指出：“土家可能是古代北僚的板楯蛮或廪君蛮的遗民。”20世纪80年代之后，田曙岚先生关于“濮——僚——仡佬”的观点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随之，湘西本土学者又提出了“濮——僚——仡佬——土家人”这样一个全新的土家族源之初见。随着近二十几年来武陵山区一些考古上的新发现,进一步全面的、明确的证实了这一新的观点。2004年柴焕波先生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发表了《武陵山区古代文化概论》。同时，在湘西本土学者的不断努力下，逐步理出了土家族的主源分两大块：底层庶民是本地“土著”，即武陵山区“其地的原始居民与‘百濮’融合后的土著人”。表现为上古的濮人，中古的僚人，唐宋时期的仡佬人为社会主体;而其上层贵族及强宗大姓则是先后进入武陵山区的巴人、江西彭氏等融合而成的论断。